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于苏维埃经济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有关苏维埃政权的金融研究是个热点，曹春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币制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1，6）认为中华苏维埃币制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体现，并对它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彭纯华，吴自权，方春树的《略论苏区银行的历史经验》（江西社会科学，1990，2）对苏区的银行进行了阐述，指出创造性地把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银行的学说；把全心全意为工农阶级谋利益作为银行建行准绳和指南；按经济规律发行货币；按人民利益调节根据地金融；要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严谨周密的工作制度是苏区银行得以成功的历史经验。有关金融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继续得到关注，其中有孔路原的《试论川陕苏维埃的金融货币》（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1，3）。苟邦中，冯绍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展历程略说——庆祝中国工农红军入川七十周年纪念.》（西南金融，2002，4）。中央苏区的粮食问题也有较多的研究，邵家仁的《简论川陕苏区解决食盐紧缺的对策及意义》（盐业史研究，1992，2）针对食盐紧缺，川陕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有关盐业的政策；开展计划用盐，节约用盐活动等应急措施，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军民用盐问题。刘峰的《中央苏区粮食工作简介》（中国粮食经济，2001，11）分析了中央苏区粮食工作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取得成功的原因。苏远新的《中央苏区粮食工作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中国粮食经济，2003，1）指出，党和政府对粮食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是做好苏区粮食工作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粮食工作组织机构是做好粮食工作的组织保证；同时认为加强思想工作，及时总结经验是做好粮食工作的组织保证，加强干部队伍和群众建设，以保证粮食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苏区的粮食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强粮食工作，实行首长负责制及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进行资源调配。此外，周婵的《中央苏区统计工作的回顾——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政府统计机构70周年》（山西统计，2003，4）对苏维埃的统计进行了探讨。而李倩的《苏维埃时期土家族的手工业和商业（1928年──1935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则对苏维埃时期土家族的手工业和商业进行细致的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苏维埃时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周忠瑜、陈志强的《瑞金时期党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5，1）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土地改革；怎样对待苏区内的私人经济；对外贸易和对外垄断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这些政策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但由于“左”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又如以前不被关注的苏维埃政权的私营经济政策问题，这时成了亮点。刘雪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私营经济政策》 （中共党史研究，2000，6）就认为，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制定了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正确的私营经济政策，但由于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中央的错误指导，这一政策很快被“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所取代。“左”的《劳动法》的实施及其危害，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批评和抵制，从而产生了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对过左的私营经济政策有所纠正，至瓦窑堡会议，最终确立了正确的私营经济政策。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
苏维埃政权的教育事业的研究，从苏维埃的师范教育到干部教育，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如张邦琏的《发扬苏区师范教育光荣传统加速赣南师资建设》（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该文总结了苏区教育的特点和注意事项，认为办好师范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好苏区教育的关键。张邦琏的《江西苏区的职业教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7，1哲学社会科学版）介绍了苏区职业教育必要性，分类，课程设置及存在的意义等 。陈建华的《苏区高等教育的回顾》介绍了苏区大学的教育指导方针，师资队伍建设及对当时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1，6）。方进平的《浅议闽浙赣苏区的教育建设与历史经验——兼谈方志敏对苏区教育的探索与贡献》（上饶师专学报，2000，2）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苏区党和方志敏等领导下，为了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提高广大劳苦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创造性地开展了文化教育建设，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与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刘仁杰，立隆义的《苏区干部教育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赣南师专学报，1983，4）详细介绍了苏区干部教育的必需性，干部教育的类型。
对于苏维埃的文化事业的研究，范围很宽。吴祖鲲的《中央苏区文化建设论》（长白学刊，1993，4）认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是在红军部队、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广大军民的积极参与下，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逐步发展起来的。黄保华的《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的历史作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2 探讨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其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于思想认识、宣传鼓动、瓦解敌军、文娱生活和文化增长五个方面，通过对其历史作用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的历史发展风貌。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六大苏区之一，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 陈晓容在《略论闽浙赣苏区精神文明建设》（华东交通大学学报，1997，12）一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闽浙赣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教卫生建设和廉政建设）并加以述评，指出：闽浙赣苏区之所以能在四面白色包围中巍然屹立，且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上述工作做得好，苏维埃政权深受群众爱戴是重要原因。曹春容的《中央苏区移风易俗斗争浅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4），刘果元和李国忠的《苏维埃时期移风易俗工作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4），分别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谈到了苏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吴玉华，曾飙，《赣南闽西客家风俗与中央苏区体育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3，5）则通过赣南闽西客家风俗的变迁，考察了中央苏区体育文化建设的盛况。刘云的《中央苏区的美术创作和黄镇的长征漫画》 （新文化史料，1996，5） 研究了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美术创作成果和特点，他认为中央苏区和长征中创作的美术作品，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特定时期产生的，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艺术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从而形成了它们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是真正属于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马洁如的《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新闻出版工作》（求索，2004，4）叙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图书出版工作，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宣传党和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编印、翻译的各类图书，提高了苏区干部和民众的理论水平，为革命队伍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专门人才。苏区出版的报刊杂志，紧密配合了苏区建设、保卫和各项工作。
总之，1978年以来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研究，对于性质问题的探讨趋少趋淡，重心逐渐转移到具体的事物上来，如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等事物成为研讨的热点，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注目。人们倾向于从技术层面进入问题的研究，这反映了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怀，希望从中获得“史鉴”的意义，得到某种合乎意愿的解答。
i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16页。
ii 《资本论》第三卷，117页。
iii 《资本论》第三卷，115页。
iv 《资本论》第三卷，115页。
v 《资本论》第三卷，94页。
vi 《资本论》第三卷，117页。
vii 《资本论》第一卷，579—580页。
viii 《资本论》第三卷，115页。
ix 《资本论》第三卷，115页。
x 《资本论》第三卷，94页。
xi 《资本论》第三卷，115页。
xii 《资本论》第三卷，117页。
xiii 《资本论》第三卷，117页。
xiv 《资本论》第三卷，94页。
xv 《资本论》第三卷，118页。
xv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xv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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