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时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第一个因素可以称为“历史”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使中国摆脱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危机状态，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备受尊重的大国。第二个因素与30年来的改革有关。共产党正在领导的巨大经济变革进程使人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扩大了个人自由，摆在公民面前的机遇也成倍增加。作者较为准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9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正是这些成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论是什么党，如果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富裕，那么必然失去其民心基础，其合法性也必然遭受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有过失误和过错，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仍然是举足轻重，异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党派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带给中国如此重大变化，无论是国际的政治影响还是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是，正如恩里克·凡胡尔指出的，我们也必须警惕以下现象：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和道德领袖的地位不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累积了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诸如严重的腐败、党内的任人唯亲、民生问题（房价、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贫富差距等，近来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频发已经显示这样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也势必会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的高层已经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温家宝总理多次指出，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政亡人息的严重后果。
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着严重的考验，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党始终成为先进的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必须要不断改善民生，使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执政基础建立在民心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基础是最坚实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人团结在红旗之下。
作者在谈及中国的自由和人权方面的进步时认为：“很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在经济大变样的同时，政治体制和自由程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实际上，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的个人自由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近年来，互联网和整个通信行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展。虽然改革本身并不意味着将民主带入中国，但改革使中国人民不再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对大跃进和政治斗争的恐惧中。如今除了政治色彩淡化以外，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也减少了。中国人民从社会气氛的放松中获益匪浅。”笔者认为作者的这一阐述客观反映了中国在自由和人权方面取得的重要成绩，正如作者表明的，中国在自由和人权方面的进步是渐进式的，在这样的一个渐进过程中，中国人民的自由和人权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有一些极端的人（包括一批中国人在内）认为我们中国没有自由和人权，但是铁的事实是难以遮蔽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民主人权，包括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经济上争取农民的土地权、工人的结社权和基本的福利等等；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映和保障中国人民基本人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权大解放；改革开放30年，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体制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党内民主建设等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权大解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科伦·墨菲说，安全、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的三大柱石和核心，在这些领域，中国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自由和人权的渐进过程也具有中国的特色，即中国共产党倡导“人权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享受人权需要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全体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必须协调发展”等，这些观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中国人权事业也是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密切结合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说信访制度，有些地方政府经常把上访人员关进劳教所，或者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法制的建设以及监督的加强，近年来，互联网和整个通信行业的发展为维护人权和自由提供了平台，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网络在维护人权和自由等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恩里克·凡胡尔的文章还重点谈到了对于中国民主的理解，在他看来，在中国，当人们谈及民主和民主改革等概念时，一般来说指的不是多党制、自由选举或轮流执政，而是深化对法律的尊重，执政者对公民的责任心，以及采取措施遏制滥用职权和腐败等现象。作者的观点反映出了多数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观念，就目前中国人而言，要求民主进步等确实不是指西式的民主。虽然民主这一概念是从西方引入，中国近代历史曾经也进行过类似西式民主的改革，但是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式民主，中国的土壤也注定了中国的民主会具有自己的特色。事实表明，世界上不存在普遍模式的民主，对于民主的理解是多元的，民主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就中国的民主而言，其进程正如恩里克·凡胡尔指出的那样亦是渐进式的。中国的民主过渡不会出现明显的断裂点。这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并且仍然是有自身特点的过渡。中国的民主进程从中国共产党执政起已经开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将进入新的里程，我们可以有信心的做出判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参与程度将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也会取得巨大成就。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党做出巨大的努力。恩里克·凡胡尔还指出：“中国逐步实现经济制度自由化。我们无法确认在哪个时刻发生了质变，但中国经济已经从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尽管政府干预仍很强大。”对于作者这样的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源于他对于我们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深刻，也或许是他不能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这倒是给予我们一点启示：我们应该不断地加大向外界宣传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制度的力度，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化解别人对于我们的误解，也有助于树立我们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不过，笔者倒是很赞同作者的下面论断：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笔者想稍作修改：中国目前已经可以被称之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了，而且这一民主社会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当然一个必要的前提依然是：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选择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贾国雄
[摘要]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在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战略步骤选择上，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先强国后富民的策略。基于这样的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先后选择过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当时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和国际局势紧张的实际状况，为了尽快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体制的选择与运行使我国在这一时期得以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积累，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强国目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也开始由强国转向富民，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和新任务的不适应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多元经济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客观上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提出了需要并创造了条件。于是，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这两次经济体制选择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选择，这两次选择不但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历史品格。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发展战略 经济体制 选择
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顺序安排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突显，成为取得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简单的说，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就是既要强国，又要富民。
强国与富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都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都需要把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正是这个原因，早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要把中国“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虽然强国和富民都需要通过中国的工业化来实现，但由于强国与富民的具体内涵不同，所以二者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强国战略需要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富民战略却偏重发展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作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当然非常希望强国与富民这两个方面的目标能够协调发展，在短时间内同时实现。但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与东西方对峙的严峻国际局势却使这一理想无法实现。经济基础的严重落后、工业化资金技术的极度匮乏、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导致的国际局势的高度紧张等等，都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在战略安排中很难把强国与富民的战略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由于近代中国饱受外敌入侵之苦，再加上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影响，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刚刚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着百废待兴而又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强烈希望通过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而使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因此，强国战略相比较于国民个体生活的富裕或者个别企业的有效益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吸引力，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中优先考虑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顺序的安排实际上也就决定着其后中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过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统购统销和三大改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把我国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变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选择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这一手段，把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这两次经济体制选择都是受制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安排。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强国战略优先的必然要求，而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又显然是更好实现富民战略的必然结果。
二、强国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考虑发展战略的时候把强国做为优先的目标，而优先实现强国战略体现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就是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都需要较高的工业积累，在外部积累不可能的条件下，国家需要通过无偿地剥夺国内的农业剩余，让农业剩余悉数流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以从无到有建造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种无偿剥夺式的资源流动，非市场经济体制所能胜任，只能由一个强大社会控制中心，通过由上而下的指令性强制实现这种资源的“非对价”流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服务。说白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国家在占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依靠国家强制力尽可能地把社会资源配置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能够以超出常规的发展速度尽快地发展起来。在这一体制下，国家不但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实际上也掌控民众的消费。国家通过少而平均的方法使全体民众的生活消费保持在一个能够基本维持生存的状态（有时这一点也可能做不到），尽可能地把生产的剩余转移到需要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