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12日，就在美国政府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大举进攻日本本土之际，罗斯福总统却因脑溢血而猝然离开人世。消息传出后，最高兴的当推日本军界，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失去了这样一位精神领袖，一定会陷入混乱之中，到时候日本便可以趁机发动反攻，以获得新的胜利。
但日本人的兴高采烈并没有使美国政府机构瘫痪。短短的两周之内，新总统杜鲁门便接过总统宝杖，继续开动战争机器向日本直压过来。而且，杜鲁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原子弹的威力与性能，以便尽快投入到日本战场上。
1945年，欧洲战场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迎来了人类渴望自由与和平的真正的春天：4月16日清晨，随着一声令下，前苏联百万红军从东南两面，英美盟军从西面一起发动了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总攻，一时间万炮齐鸣，火光冲天，欧洲西部这块小小的地方被炸得焦头烂额。
德军终于绝望了，当成批的士兵像被割倒的芦苇般纷纷倒下去时，德军前线总指挥凯瑟尔元帅无奈地举起了白旗，剩余的7万多柏林守军全部成了俘虏。在前苏联朱可夫元帅炯炯的目光之下，凯瑟尔沮丧地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硝烟开始慢慢散去。
德国投降得如此之快，一时令数以千计的“曼哈顿工程”中的科学家们反而惶惑不安起来。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之所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就是希望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并用它给希特勒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但现在的事实却是：德军已经投降，还要原子弹干什么呢？欧洲战场的和平过早地降临，使得许多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都不由得后悔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将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千古罪人！这其中就包括几年前直接敦促美国政府下此决心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西拉德等人。
而一些美国本土的科学家更是强烈反对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波尔当年就预测：原子弹一旦出现，必然会“进一步引起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发展到极致，又可能成为新一轮世界大战的重要催动力量，而这次大战一旦爆发，军队与常规武器都将是多余之物，整个人类也将是多余之物——因为地球极可能在这场核战争中毁灭！”
对于波尔这种强烈的抗议，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则摆出这样一种折衷的姿态：首先，由于人类对原子裂变的掌握程度足以使各大国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相继造出原子弹。因此，既然谁也不能保证如果美国停止核研究，其他国家也会老老实实地步美国后尘，因而美国人只有一往无前地继续干下去，直到成功的那一刻为止。
其次，作为一名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和仁爱之心的大总统，罗斯福在对付日本时是否启用原子弹这一问题也始终持保留意见。罗斯福当年是这样设想的：不直接在敌国投放原子弹，而是在太平洋某个地方安排一次核爆炸的表演，必要时可以邀请敌对国家的使节观看，以证明美国人的强力和仁慈。万一敌方视而不见，到那时再使用原子弹也未尝不可。然而，罗斯福当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且当时美国人制造的原子弹只有3颗，如果浪费一颗进行表演，万一其余的两颗失效又该怎么向美国人交待呢？这也就是他的继承者杜鲁门总统之所以要坚决停止核表演，转而直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重要原因。
原子弹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武器呢？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杜鲁门也无法搞清这一科学事实。他根据自己对普通炸药爆炸当量的理解，试探着询问主管核武器研制的格罗夫斯将军：“一枚核炸弹爆炸，到底相当于多少颗常规炸弹呢？”
“从理论上估计，第一枚核炸弹大约至少有1000吨烈性炸药爆炸时的威力，这就相当于派出200架轰炸机全副武装地同时轰炸某一地区5次以上。”
听到这个数字，杜鲁门很是吃惊，因为一次爆炸1000吨烈性炸药，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景象呢？它肯定可以扫光爆炸点周围的一切生命！杜鲁门不禁流露出兴奋的表情。但他却没料到，格罗夫斯将军汇报时所说的数据，与核武器实际爆炸的威力相差太远。不过，不是大得多，而是小得多。以后来投掷到广岛的那颗原子弹为例，其爆炸力就相当于2万吨烈性炸药，比他所估计的高出20倍以上。
由于格罗夫斯所汇报的原子弹的威力已经彻底征服了杜鲁门，后者便立即成立一个有关“曼哈顿工程”的专门咨询委员会，其中包括马歇尔将军、史汀生部长、贝尔纳斯部长以及布希等3位科学家。
很快，该委员会向社鲁门呈交上第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材料，它直接揭示了原子弹的本质意义，不仅“可以从军事上压制对手，而且还是政治上取得优先权的重要砝码！”
当年，在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估计世界战争局势时并未把原子弹的作用考虑在内。尽管德国投降后，美国不依赖前苏联的力量完全有能力打败日本，但强攻之下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惨重的，它不仅会消耗掉美国1/5的财力，而且很可能牺牲上百万美国官兵的生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罗斯福才请求前苏联出兵，并私下承诺赞成前苏联在中国东北拥有许多优越的利益。的确，对于美国人而言，久居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力量不可小觑，加之日本军队越是向国内收缩，其抵抗就越发顽强，而在日本的南部和中部，其兵力就多达200万人以上。同时，为了准备最后的搏击，14～55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参战，这一下便可为日本提供至少300万的后备军队。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对原子弹的威力尚无十足把握的罗斯福自然只好求助于暂时的朋友前苏联了。
本来，根据美、英、苏等国过去达成的协议，1945年7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将去德国柏林，召开“波茨坦会议”，以讨论和确定二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种种原则以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个星期，美国政府突然照会英、苏大使，要求把原定召开会议的日期推迟到7月17日。美国政府到底打算搞什么新花样呢？斯大林当时虽然有所警觉，但还是未能察觉美国人的真正意图。因为谁也不会料到，美国之所以一再地推迟开会时间，目的只有一个：杜鲁门是要等待原子弹的试爆结果。
的确，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结果是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如果试爆失败，美国人的口气自然会软下来；而一旦试爆成功，有了原子弹这张王牌，美国人自然要硬下口气，多占一些利益，而前苏联人肯定不敢据理力争的。
那么，试爆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杜鲁门坐立不安，一再地催促科学家们拿出最为成功的方案来，并以生命作为保障。因为一旦试爆失败，20亿美元的代价就要付诸东流了。
幸运的是，试爆成功了！杜鲁门长吁了一口气，他整理好文件后，便带领几名得力干将兴致勃勃地赶往波茨坦会场。一场新的较量拉开了帷幕。
会场是不见血肉的无形战场。在波茨坦会议上，实质性的问题都一一公开地摆在了桌面上，美苏开始了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当时，按照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尽可能减少前苏联今后在国际事务上的地位与影响，特别是在日本问题上能把还未出兵的前苏联排除在利益圈之外。在开始的试探性交谈中，杜鲁门不无得意地向斯大林透露：美国人已拥有了一种威力无比的“超级炸弹”。但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的口气竟一点也不惊讶，而是很平淡地说：“好呀，那就使用吧。”
斯大林的态度倒使杜鲁门大大地吃惊，也使得后者自以为原子弹是谈判桌上重要筹码的想法一下子破灭了。为了出这一口恶气，为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前苏联人一点厉害瞧瞧，杜鲁门在经历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后终于拿定主意：提前使用原子弹，给日本人以致命一击，同时也给骄傲的前苏联人一记重锤。
不过，为了日后好作文章，“善良”的美国人特意在会议期间向日本政府发出一份与众不同的照会，以一种往日不多见的客气而委婉的口气希望日本早日投降。这种罕见的温和口气使日本人感到了温柔背后的“可怕的一刀”，但又无法想象真正的威胁是什么。了解杜鲁门性格的人都十分清楚，每次在他面带微笑地做某件事时，敌人倒霉的时候就要到来了。
但日本国内的军部力量却并不在乎这种“无关紧要”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只要美苏不联合夹击，日本完全可以消灭美国的进攻之旅，这正如铃木首相当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日本本土将成为美国陆军的又一个珍珠港。”
日本人的无知态度带来的恶果是十分巨大的，以致在后来的《波茨坦公告》于7月27日发出后，日本政府依然不闻不问，这一冷漠的态度传到贝尔纳斯国务卿耳朵里后，他当即就向还在犹豫的杜鲁门说：“等待已无任何意义，该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抢在苏联出兵之前解决日本问题。”杜鲁门猛地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愤然说道。
自从有了原子弹做后盾，美国人愈发担心前苏联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自己的计划，因为至1945年7月底止，前苏联分布在东南部的准备围歼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的人数已达到160余万，同时在武器装备上也远远领先于日本。种种情形都在表明，一旦前苏联人攻入日本本土，美国人到时想用原子弹都没机会了。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投掷原子弹。
其实，在1944年1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拟订了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的计划，但随着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后所付出的牺牲数千名士兵的巨大代价，尽快使用核武器的需求也摆到了总统面前。种种迹象都在逼迫杜鲁门做一件事情：抢在日本本土被进攻之前使用原子弹！
尽管此时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意图才真正确立，但实际上，美国空军一直在进行投掷原子弹的模拟演习。早在1944年夏，也即“曼哈顿工程”的参加者确信原子弹是切实可行的前一年，格罗夫斯将军就开始做战争中使用这一新式武器的准备工作了。
在如何运用交通工具运载原子弹的问题上，格罗夫斯最初考虑当时十分有名的B－29型轰炸机，接着又考虑采用一种英国的重型飞机。直至1944年秋，美国人才最后确定仍然使用B－29轰炸机，只是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以方便运载与投弹。首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飞机重量，他们拆除了飞机上的防弹甲板和所有进攻性武器，只留下机尾仅有的自卫式大口径双管机枪。这样，即使装上重达数吨的原子弹，这种超级的“空中堡垒”仍能达到1.2万米的飞行高度，而这一高度是日本一般歼灭机所无法企及的。
经过美国军事部门的一番深思熟虑，1944年秋，素有空中无敌手之称的保罗·蒂贝茨上校被任命为这支特殊空军部队的总指挥员。这位曾参加过对德的首次轰炸，并在中国战场展露过其惊人的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还当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座机驾驶员。后来他一直担任B－29轰炸机的飞行工作，可谓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蒂贝茨上校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尽管他还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从总统的亲笔信以及上司那独特眼神中他已深深明白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他亲自挑选机长，并全面负责组建机组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全体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训练，训练的主要地点定在犹他州的沙漠地带。中心任务是：飞机飞行于1万米高空，对准目标投下炸弹，随之转弯疾升，在炸弹投放后的40秒钟之内，飞机必须远离爆炸点13千米以上。这种严格而单调的训练一直进行到投掷原子弹的前一刻，足见美国人对此事的准备之充分。
1944年底，格罗夫斯将军在现场考察了飞行大队的模拟训练后十分满意，他宣布空军联队的第一阶段训练圆满结束，尔后将迅速派往古巴，在那完成余下的训练计划内容：在海上进行远程飞行训练。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战场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当天，美国这支特殊空军部队的首批支队便昼夜兼程，悄悄从温多佛基地转移到了关岛附近的提尼安岛空军基地，直接接受第20航空司令官的指挥。当时，这些太平洋岛屿对于美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因为每天都有数百架重型轰炸机从该基地出发，不顾千里奔波轰炸日本本土，目的只有一个：要让日本的工业文明消失，退到数万年前的石器时代。
负责投放原子弹的特殊空军支队从1945年6月开始进行系统而周密的战斗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采用2～9架编队进行，以提高各机组的领航和投弹技术，而且按未来原子弹突袭时的3机编队，多次飞抵日本上空，使机组人员熟悉日本空域的气候、地形、地物以及日军防空火力，熟练掌握投弹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