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教育功能，即利用广播电视不断地向受众传授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例如，在现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工下岗、失业人数逐年增加。为尽快使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就有一个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素质问题。广播电视可以利用“空中课堂”对他们进行教育，为其再就业提供条件。由于科学技术的深人发展和广泛应用由于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继续教育成为成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广播电视可利用自己的优势，承担部分继续教育的任务。
第三，监督功能，即利用广播电视对人们的社会经济道德活动进行监督，树立正气，纠正一切不正之风。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今日说法》、《法治在线》、《道德观察》等节目，都是以曝光、披露事实真相事实为宗旨，对社会上一切不正之风进行揭露批判，用舆论力量来杀死“歪风邪气”，实现广播电视的监督作用。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质量万里行》节目对制止假、冒、伪、劣商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树立“顾客就是上帝”的思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不正之风在电视屏幕上曝光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往往胜过“红头”文件的作用。
三、广播电视节目在维护公正方面的作用
当今社会主要有两股力量维护社会公正：一股是直接制定政策法律、能够强制行使权力的政府部门，如司法部；另一股是以新闻界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其他社会力量如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的声音往往要通过新闻界才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因此，新闻界所掌握的媒体既要传达自己的声音，更有责任和义务传达各界的声音。新闻界是第二股力量的集中代表。虽然新闻传播所产生的力量是一种非强制性力量，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并成为司法公正的有效监督力量。公众期待新闻界成为社会的正义力量，新闻因为维护正义而赢得公众的尊敬和支持。新闻与正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伸张正义、保护社会公正成为最重要的新闻精神和新闻价值。
作为新闻界最直接的“代言人”，主持人的正义感集中体现在能否表达正义的主张、反映正义的呼声、抨击非正义的思想或行为，是否促进社会正义力量的生长而削弱非正义的力量。
1953—1955年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节目主持人默罗在《现在请看》节目中对麦卡锡主义的有力反击是主持人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典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议员麦卡锡及其同伙到处发表演说，制造假象，动不动指责人对国家不忠，怀疑人阴谋颠覆政府。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在全美泛滥，许多人遭受迫害，这使美国国内阴风惨惨，人人自危，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一些名记者和广播公司的要职人员都保持沉默，没有人站出来主持正义。默罗没有立即反击麦卡锡，而是静观默察，等待时机。1953年10月的一天，默罗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位26岁的空军后备役军官米洛·拉杜洛维奇因父亲和姐姐阅读“颠覆性”报纸而被指控为政治危险分子，被迫辞职。默罗决定以这件事为突破口，他派《现在请看》的一个摄制组去了解真相。摄制组采集的镜头包括米洛中尉和他父亲的谈话、和邻居的谈话，反映了麦卡锡主义分子疯狂迫害普通民众的实情。默罗请空军对这一案件发表看法，但底特律和华盛顿的空军新闻发言人保持沉默。在一般情况下，事件的双方有一方不出场，讨论性的节目就得取消。默罗决定打破常规，先播发单方面的陈述。他通知CBS，《现在请看》将报道“米洛案件”，同时告诉五角大楼的空军总部，《现在请看》要公开报道这一案件，并继续催促空军参加这次讨论。在默罗的一再催促下，空军方面派出一位将官和一位校官参加这次节目。这时候，CBS内部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人们似乎都在屏住呼吸观望默罗的斗争结果，因为默罗的行动不仅牵涉到五角大楼空军总部的司法程序，而且揭露了麦卡锡主义的全部症结。CBS不愿意出钱为这个节目在报上登广告，默罗和《现在请看》的制片人弗兰德利立即从自己的存款中拿出1500美元，在《纽约时报》刊登了节目预告。《现在请看》终于拉开了反击麦卡锡主义的序幕。
默罗在节目中告诉观众，米洛的父亲读的那份报纸是一份拥护南斯拉夫铁托元帅的塞尔维亚报纸。米洛在电视上用平静的声音述说这一案件将带来的社会影响。他说：“如果我将由于我的亲属的原因而被定罪的话，那么，我的孩子也会因为我而被指控吗……如果照这样指控定罪，那么所有的案件都将会产生连锁反应。我看到了无边无际的连锁反应。”节目快结束时，默罗暗示，武装部队应该对他们自己的司法程序负责。弗兰德利把默罗的这次节目描述为“在汗水和烟雾中洗了个澡”。节目结束后的几天内，观众的电话、电报、信件如潮水股涌来。1953年11月24日，《现在请看》节目一开始，默罗就告诉观众，空军总部已经宣布米洛中尉不是危险人物，空军撤消了对米洛的指控空军撤销了对米洛的指控，并允许他回到空军担任原职。空军迫于舆论的压力做出的这项决定是《现在请看》取得的重大胜利。尽管如此，CBS上层内部和报界的一些人开始攻击默罗，指责他的节目，并造成了一股反默罗及其节目的声势。麦卡锡甚至放风说，他有文件证明，默罗是共产党。默罗没有退却，对泊害狂的深恶痛绝使他准备豁出去直接向麦卡锡开火了对迫害狂的深恶痛绝使他准备豁出去直接向麦卡锡开火了。他继续调查了几个相同性质的案件。在公司不支持的情况下，默罗和弗兰德利又一次自己掏钱做了节目广告。
1954年3月9日，《现在请看》为美国电视新闻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默罗在这次节目中一边播出麦卡锡的种种活动，一边说：
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在弱冠之年接受全部遗产的。我们自称在国外捍卫自由，实际上也是如此，尽管这自由已只剩下一点。然而我们不能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备参议员的行动已引起我们的盟国的惊愕和沮丧，却颇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欣慰。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并不真正是他的，他并没有制造这个担惊受怕的局面，他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个局面，而且相当成功地利用了……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了。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中表现出的勇气得到CBS晚间新闻播音员唐·霍伦贝尔的支持，他在晚间新闻节目结尾说了一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但由此却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无休止的迫害，最终使他愤然自杀。默罗的节目尽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敌意，但也引起了公众的思考和赞许。CBS在一天之内收到1.5万封观众来信，其中绝大多数信件表示支持默罗的观点。节目播出后第二天中午，默罗和一位英国朋友走在纽约第二大道人行道上，被行人认了出来。人们前呼后拥地走过来和他握手，向他表示敬意。当默罗出现在第二大道的消息传开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整个大道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面对这样的场面，默罗被深深地打动了。由于公司的妥协，4月6日《现在请看》节目播放了麦卡锡的讲话。他在节目中猛烈攻击默罗：“我不能不从日常重要工作中抽出时间来答复默罗，我觉得有正当理由这样做。因为默罗是群豺的象征，是最机灵最狡猾的群豺头目，这样的头目永远会同那些有恃无恐的共产主义分子和叛徒们唱同一论调……”几天后，CBS委托调查公司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在50％收看或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中，有33％的人相信麦卡锡的反驳，而对默罗产生怀疑，甚至认为他是亲共产主义者。默罗和弗兰德利对公司说，如果这个统计数字对麦卡锡有利的话，《现在请看》节目就更有必要继续播出铁证如山的事实。默罗的名声从此直线下降。
1954年4月×日，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给了麦卡锡的政治生涯致命一击。全国观众在电视上看见他杀气腾腾地讲完话后便畏缩了。同年年底，参议院以67票对×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麦卡锡主义。从此，麦卡锡一蹶不振，声名扫地。
在与麦卡锡的斗争中，没有一个报纸专栏作家或广播评论员具备默罗这样巨大的个人威望和强大的讲坛——电视传播媒体。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敢于拿出像默罗这么大的勇气同麦卡锡斗争。美国新闻界一致认为，在这场生死较量的斗争中，是默罗最终击败了麦卡锡。默罗的胜利对美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默罗的勇气与他的社会责任感有关，与他的正义感有关，与CBS商业性无关。维护社会公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新闻主持人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与素质。
四、点评——主持人引导受众的主要形式
（一）精彩点评对于节目的积极作用
点评议论是任何一个主持人节目结构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支撑节目结构的组织功能。
比如《东方时空》节目就采取是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结合的说服模式，力求情理交融得到观众接受并发挥节目特色。主持人白岩松在有一次说起“中国足球”时，这样点评道：
“……没钱的时候不行，有钱的时候也不行；业余的时候不行，职业化之后还不行；穿红衣服不行，穿白衣服也不行；苏永舜不行，戚务生也不行，中国教练不行，外国教练还是不行……442不行，352不行，451更不行……裁判向着我们不行，向着对方也不行；主场不行，客场也不行；你骂它不行，你表扬它更不行……”一口气列举了19个“不行”，造成强烈的点评气势，质问中国足球的痛处，表达了许多铁杆球迷的失望与痛心。这样的点评不可谓不精彩。情感率真坦荡，表达理智犀利，融情于理，情与理并重。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香蕉与彩电》中就有3处精彩的议沦。从孩子要吃香蕉讲到北京的香蕉少而贵，由此想到台湾的香蕉多得卖不出去烂在那里，因而引起主持人的第一次议论：
“听众朋友们，我不明白，台湾当局为什么不听听台湾蕉农的诉苦呢？为什么不让台湾的香蕉运到内地来卖呢？如果海峡两岸实现了通商，不但台湾的香蕉在内地能够卖出去，而且还能卖个好价钱；不但台湾的蕉农可以发财，而且内地的同胞还可以吃上又便宜又好的香蕉。这是造福于民众的太好事。台湾当局的亲民爱民之心能不能有所动呢？”
当讲到近几年来，内地由于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们争相购买彩电，内地市场彩电供不应求的现象时，主持人再次发出议论：
“我就想啊，台湾生产了那么多彩色电视机，向美国和日本出口；美国和日本又都不欢迎，为什么不可以运到内地来卖呢？我想，如果台湾当局能为台湾民众的衣食着想，允许台湾的彩色电视机直接运到内地来卖，该有多好！一方面，台湾的彩电找到了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补充了内地彩电供应的不足。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当节目结束时，主持人又第三次发出议论：
“听众朋友们，我认为，要使台湾货占领内地市场，必须直接向内地销售，而不再经过第三口岸转销。”“我在想，台湾当局能不能再开明一点，让海峡两岸直接通商呢？这对台湾民众将是一项无量的德政，何乐而不为呢？”
主持人这三段点评议论，表面看是独立的，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彼此起着相辅相成、互为效果的作用。点到即止，恰到好处，其含义深刻，耐人寻味，把党性、个性、人情味有机地融为一体，升华了主题，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议论由浅人深，层层深入，从对日常生活问题的议论很自然地引申到政策问题上，从而巧妙地宣传了“三通”（通商、通航、通邮）政策，更好地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台政策和精神。反之，如果没有这些精辟的点评议论，只是就事论事，罗列一大堆事例，局限于谈香蕉与彩电的事，那么这个节目的主题就将大大逊色，意义就会小得多。
北京电台孔剑清主持的《与李素丽共话人生》节目（1997年第三届金话筒得奖节目），同样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这是个直播访谈节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李素丽分析乘客心理，讲究语言与服务艺术；听众与李素丽交谈，侧重从服务和社会的角度对李素丽进行评价；李素丽的人生轨迹与人生感受。主持人的点评紧紧围绕李素丽的“人生精华”展开思考，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主持人对—位乘客故意在车厢内吐痰劝阻无效一事议论道：
“如果你再说他一句，也许他会再吐一口痰，而你没有这样做，只是默默地把它擦了，用行动去触及他的灵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给别人一个台阶下，自己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的环境就会很和谐，自己也会很舒服。所以你总是说你工作起来很开心。我想你有你的原则在里边。”
节目结束时，主持人一段带有哲理性的点评把节目推向高潮，升华了主题，意蕴深刻。且看这段精彩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