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M·霍奇逊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A Manifesto for a 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①
①[英]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M Hodgson）著向以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一、作者简介
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M Hodgson，1946— ），是世界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经典（旧）制度经济学的当代传人，也是英国当代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为英国哈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以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研究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等。
迄今为止已出版10余部专著和发表160余篇学术论文。代表性著作有：“Economics in the Shadows of Darwin and Marx”（2006）、“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2005）、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2001）、“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A Manifesto for a 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88）等。
二、本书精要
本书分析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论述习惯、社会制度、市场、交易与产权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正如作者所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需要作批判性的、紧急的重新考察，根本原因在于正统经济学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向是不可接受的。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继承下来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是落后的、在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时，往往只考虑市场与费用，因而得出工资和产出负相关的结论。而作者认为新古典的这种解释仅仅解释经济现象的很小一部分。假如生产组织的完善导致更高的生产效率，那么较高的工资未尝不可，可见，新古典经济学草率得出工资和产出是负相关的结论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没有考虑生产组织与工作技能的关系。
本书的主题是制度、社会实践和历史对人们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因此，环境和制度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认识和学习过程中，社会制度在偏好和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反过来，人类活动并不完全是或机械地由社会制度这种外在环境支配的。本书的意义不是对正统经济学的假定作新一轮的批驳，而是试图表明与其他研究相比，它的理论假定及理论解释苍白无力，特别是因为正统经济学不愿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回顾与总结，尽管正统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同时，依靠广泛的文献综述与回顾尽量确立其他研究方法的合法性，从而建立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三、论著内容
本书共有十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探讨方法论问题，除了区分与早期制度主义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与新古典理论假设传统的方法论的捍卫者进行辩论。第二部分，即第三、四、五、六章，重点批评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第三部分重点探讨几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如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等，并在最后一章提出这些分析的政策含义。
1.关于方法论方面的探讨
霍奇逊先后批评了弗里德曼和波普有关方法论的著名观点，然后指出了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对于政策建议的后果在实证方面要达到一致，这会有助于观点的统一，而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门理论或一个假说，这个理论或假说能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出可以证实、有意义的预测，因此，假说是很重要的，它能从待解释的众多事物中，抽出普遍而又紧要的因素，并据此来进行有效的预测。尽管弗里德曼认为并非所有的假说或理论都是完全现实的，但他们一定是近似的，因而仍然有用，并且可以科学地证实。霍奇逊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实际的检验是值得怀疑的。他指出如果理论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它获得“正确预测”的能力，那么过去用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某些观察必须当作客观的，并且不应受任何其他理论的规范和影响。因此，由预测来检验一个理论就不可避免地要求采纳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他以消费函数为例，认为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已有超过替代理论的优势”。他同时，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与预言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波普则认为各种各样的实证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效的，没有大量证据证明一个普遍的表述是真理，是因为总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证据与我们的命题相左，因此，波普把问题解答的焦点从它们是否正确转向它们是否错误上来，即从证实主义转向证伪主义。他认为，尽管数量有限的证据不能证明一个普遍的表述是正确的，但一定数量的证据却可证明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此，在波普看来，知识是靠证伪而非证实增长的。霍奇逊认为按照波普的标准来进行科学活动是很困难的，同时给予每个否定的观察以非常高的重要性，就很难想象知识是如何增长的。他认为证伪单个假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总是与正在检验它的其他假说联系在一起，一旦命题被证伪，就不清楚是假说被证伪了，还是辅助假说被证伪了。同时，波普的观点是不连贯的，因为他仍然坚持了这个决定性的标准，即理论可由是否违反可观察到的事实来检验，但事实本身总是和理论叙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由“事实”来证伪一个理论是不可能的。可见，波普仍然没有摆脱用是否违反事实来检验理论这一经验主义的思想，而保留了经验主义的残余。
通过对弗里德曼和波普方法论的批评，作者认为既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绝对的理论，也不存在纯粹绝对的知识或事实的概念，运用单一的、规范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上是不合理的。放弃探索一个普遍适用的、最佳的方法论，有很重要的意义。
2.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批评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重点批评了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说，主要从个体主义方法论、最大化假设、理性经济行为观及制度等四个方面来展开。
首先是新古典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近年来，个体主义方法论在正统经济学中已经形成传统，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一切有关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必须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析阐述。而霍奇逊认为新古典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存在严重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最重要特征是强调个体的有目的性，但新古典经济学却对这种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缺乏充分的说明。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仅仅被看作是循着被设计好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做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也就被确定了。而作者认为这种分析的致命错误在于不能解释个人的初始目的是如何形成的。既然有目的的个体可以行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目的的最初产生呢？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一命题推给了心理学家，而作者认为心理学可以给社会学科提供许多帮助，但心理学也不可能单独对社会现象做出完整的解释。同时作者认为个人既是整体的，又是部分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个人是不重要的，也不认为个人是超越整体而存在的。在作者看来，人们自己的个性和能力是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形成的，社会中的基本要素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个人组成社会，却又被社会组织起来。因此，制度和文化在人类目的的形成与影响方面极为重要，例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等不仅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及我们追求的目的。
其次是最大化假设。各种形式的理性假设是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而这种硬核是很少受到怀疑的，这种硬核在主流经济学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很难放弃。最大化的假设首先是从显示性偏好开始的，即消费者可以通过偏好的排序来选择最大化的偏好，而作者认为不可能同时显示所有的偏好，同时，也不具有完全的知识来对商品进行排序。因此，一旦一致性公理受到损害，最大化的假定就很难成立。其次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弗里德曼认为最大化行为可能是一种就像在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生存”一样的行为，他特别指出，是预期收益最大化使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其他的则会衰落和破产，因此，通过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企业都普遍遵循最大化的原则。实际上这种观点认为最大化行为不一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有目标导向的。企业之所以要最大化，是因为搞最大化的企业更可能生存下来，而企业如何进行最大化的过程是无关紧要的。霍奇逊认为企业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最大化，它必须包含一种机制来保存这种最大化行为并把它从一个时期传递到另一个时期，同时还必须有一种机制，使最大化行为在新建立的企业和现存企业之间相互传递。但是这两种机制都不存在。对最大化的批评，作者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关于复杂性、知识、不确定性和有限的计算能力的理论争执，它是一种“或然性”批评，即人们试图达到最大化，但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决策不是基于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作出，而是基于与当时的认识和选择相关的有意义或可接受的信息子集做出的；二是基于心理学中的实验工作和其他领域的证据，这种观点认为，最大化不是典型的，而“非理性”的行为在经济领域更为普遍。
再次是关于理性主义的行为观。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所有的行为都由理性思考所支配，而且假定拥有把价值观念赋予政策结果的机制。作者对理性主义行为观的批评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它在方法论上是前后矛盾的。按照理性主义者的概念，行为基本上是由原因支配的，但是原因这一行为本身又是什么呢？如果行为是有目的的，那么推论的目的的行为又是什么呢？推论本身是一种行为，它与其他形式的行为紧密相连，但如果推论是一种行为，那么产生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理性行为主义者都不能解释，因为从推论行为产生的原因不得不反过来给出它的原因，并且这些第二层的原因必须由第三层的原因所决定，因此会使理性主义的行为陷入无限的倒推过程，为了结束这种无限的倒推，我们必须要求有一系列本身不是由原因决定的原因。由此，理性主义行为观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要么承认行为可能并不普遍由原因支配，要么承认特殊的推论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由原因引导的，这两种选择都是与理性主义行为观不一致。二是它在心理学上的意义是不成立的。由于认识和思维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人们所必须处理的感觉材料和信息的数量，人类的心智必然具有分层结构，有着不同水平的意识。三是它忽视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发展。
最后霍奇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作者认为由于要求的信息及计算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能力，要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完全有意识的理性思考，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化和制度是必需的，它们不仅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制度本身在“信息指导”中还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信息指导”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是进行行为抉择所必需的。制度的一项功能是应付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手段，使我们不必进行巨大数量的复杂信息的总体理性计算，就可以掌握一种行为方式。因此，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中，尽管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及超载的信息量，但通过制度的作用，人们的行为仍然可能是规则的和可预测的。
3.关于几种特定制度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契约与产权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抛开制度和习俗对产权的影响，认为产权的产生完全是基于个人预期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而作者认为产权与契约的基础是正式的法规法令与不太正式的传统习俗相结合，“大量的法规都是从习俗和先例中衍生出来的。产权和契约法也不例外”。同时，作者认为每一种制度都包含着“不纯粹性”，即制度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这种“不纯粹性”并不典型，但对制度的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关于市场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或正式的秩序，它由个人交易的总和构成，市场仅仅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而忽视了制度和其他的社会安排。作者认为，市场的定义必须同一套广泛的制度有关，不能只关心诸如合同的裁定和产权的确定等一些法律事宜，还应关注与市场有关信息的传递。因此，他把市场定义为一套社会制度，其中大量的商品交换有规律地发生，并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些制度的促成和构造，简而言之，市场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