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采用经济人假设研究政治科学的问题
布坎南和塔洛克使用了“经济人”假定，并对这个术语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1）“经济人”仅仅是一个概念抽象；（2）经济理论也仅仅解释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现象，而不是全部。他们指出，“我们分析过其计算的个人，受其个人私利的驱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将‘经济人’假设与把政治看作一种交换范例结合起来”，“只是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人假设与政治作为交换范例相结合时，‘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才从人们的绝望中走了出来”。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把“经济人”的行为局限在利己主义上，“在我们的模型中，典型的个人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或者是利己与利他的任意组合。我们的理论是‘经济学的’，这仅仅是因为它假定，独立的个人就是独立的个人，并且他们本身很可能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怀有不同的目的和旨趣。”
他们指出，某些政治理论家假定个人追求权力最大化，从而分析集体行动和集体选择过程。但是他们的分析并不是假定权力最大化，而是假定效用最大化。他们指出，“经济学的探究方法假定，无论在其市场活动中还是在其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
3.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布坎南和塔洛克采用“社会相互依赖成本”作为分析的根据和起点，它由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两部分构成。任何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或个人在参与某项集体的决策时，追求的就是这种社会相互依赖成本的最小化。按照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划分，一个人的决策可以有三种方式：纯粹个人决策、个人自愿组织决策、集体决策。至于一个人将选择哪一种方式，关键在于要支付的社会相互依赖成本的高低。对于理性的经济人来说，他理所当然地选择是社会相互依赖成本最低的那一种决策方式。通过对三种决策方式进行选择的分析，他们提出了这样分析的真正意义：私人行为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对于一项活动置于集体选择领域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这一分析的理论意义，就是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得出了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选择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原因。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外部成本函数和决策成本函数。对于立宪选择来说，他选择全体一致同意，虽然不会承担外部成本，但是决策成本是非常高的，因而他会考虑选择采取全体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多数人同意或少数人同意等决策规则。立宪选择实际上就是为了给出一个普遍的规则，因此立宪选择中决策人数的决定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变量。
通过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布坎南和塔洛克实际上主要分析了他们的福利标准。要实现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必须要求达成全体一致同意，否则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可以作为帕累托最优的标准。但是现实情况中，往往要选择其他的决策规则，而这不是因为这些规则比全体一致同意规则更好，而是因为“全体一致达成决策所涉及的成本的绝对分量，无条件地要求稍微偏离这条‘理想’规则”。实际上，这不能看作是帕累托最优标准，而只能是帕累托改进的标准。全体一致同意规则能够保证各方在这一变迁或变化过程中都获得收益，但不一定向最优位置移动；而向帕累托最优位置的移动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是帕累托改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宪政改革等集体决策要经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主张，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特别是在存在着宪政缺陷的社会中，人们恰恰不可能进行达到一致同意的投票。但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诸如保护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原则，应当作为“规则的规则”的层次纳入宪法。类似的一些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仍不失其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接着分析了选票的经济价值与选票交易。政治选举的选票具有经济价值，选票交易就有了基础，也就成为了选票腐败的基础。之所以选票交易会发生，是因为个人偏好的强度是不同的。偏好强烈的人如果想获得偏好一般的人的支持，对他进行支持或者在将来发生相反的情况同样给予支持显然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在偏好同等强度下，简单多数规则所表明的多数人获得的收益将超过少数人能够获得的收益显然是合理的；但是在偏好存在差别时，简单多数规则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多数人所获得收益会大于少数人的损失，因此，允许进行政治交易可能是有利的选择。
本书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简单多数规则，显然在于对这个规则的普遍性与代表性。首先，他们对不允许互投赞成票和允许互投赞成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其次，他们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简单多数表决情况，主要分析了不同情况下的稳定解问题。再次，分析多数规则、博弈论与帕累托最优问题。布坎南和塔洛克提出了他们对帕累托改进的看法，那就是必须达成全体一致同意。或者说，全体一致同意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充要条件，或者二者本身是等价的。最后，分析帕累托最优、外部成本和收入再分配。多数决策或者任何非全体一致同意的选择规则的决策，往往会在为其做出选择的那个群体的各成员之间的收益分享方面产生非对称性。因此，再分配要素必定是任何按某种非全体一致规则达成的集体决定的组成部分。
当正统理论家说合格多数表决等于由少数进行“统治”时，指的是那种组织行动的规则。因此，作者对政治学中多数规则进行了批评，包括政治交易中的零和博弈、组织中由另一群体提议的行动的消极决定等，目的在于突出他们提出的分析方法。
4.民主的经济学和伦理学
作者认为，按照假设的前提条件，不能以理性的个体主义伦理学为基础来谴责选票交易本身，相反，可以谴责的，是处于不要求群体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集体选择规则之下的选票交易。
特殊压力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活动是很重要的，有组织的压力集团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根据预期通过这种政治过程将得到有差异的利益，而特殊利益集团得到的有差异的利益，反过来又是由于有组织的活动的存在而产生的。其结果是，总的集体行动增加了；有差异的阶级利益立法、集团利益立法或部门利益立法出现了。其他的职能或利益集团由于看到了前者的成功，所以也会将资源投入到政治组织，因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压力集团将迅速变成政治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样的集团的活动，集体行动的范围和限度往往会被扩大。由于越来越多的群体纷纷认识到了各种有待特殊的政治特许行为保证的利益，这种组织行为将继续下去。
从个体主义假设出发，个人是唯一有意义的决策单位，这些个人的动机是效用最大化考虑，他们对情况很了解，并且在做出他们的选择时是完全理性的。本书从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方法展开分析，从而得出了与传统政治学家不同的结论。虽然这种逻辑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性是有限的，有一些观察结论可能与假设存在矛盾，但是他们发展出来的模型能够解释比以往模型更多的现象。
四、简要评述
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是一本交叉领域的著作，涉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用经济学的语言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问题，延伸了经济分析的范围，对政治学的研究也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从基本的假设出发演绎出重要的结论，从而使人们对政治学的研究有了一个重新认识。本书后来成为研究公共选择问题的基础，在公共选择领域一直影响很大。其突破之处在于将经济学中的基本假定和分析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问题，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立宪选择的逻辑基础、理论基础问题。虽然经济现象，特别是人在经济活动中和在政治活动中会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将经济人的假定贯彻到底却是发展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所必需的。尽管布坎南和塔洛克之后的研究不断发展，但是这本书为以后的研究所奠定的基础仍然是难以替代的。
扩展性阅读文献
[1]盛洪.布坎南《宪政经济学》中文版序/ /载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3]布坎南，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4]李增刚，刘吴，张蕴萍.政治宪法的经济理论——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2）.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小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