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做完后，我和王冀豫也算成了朋友。他在京郊开了一家马场，总是叫我有空去玩，但我只去过一次，是为了给节目后期拍些外景镜头。王冀豫的马场更像个沙龙，时常高朋满座。同龄人都叫他“黑子”。
有一天王冀豫忽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因为在微博上“胡言乱语”，账号被注销，要我关注他的新号。我劝他谨言慎行，他嘿嘿笑着，那时我觉得这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是个孩子。
近一年来，“文革忏悔、公开道歉”这些词汇已经渐渐在媒体上更多出现了，前些天，我看到王冀豫又接受了凤凰视频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说：“道歉，是一个时代罪恶的一声叹息。”我想起王冀豫说过，他媳妇总骂他：你的那些丑事要说多少遍？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则回应：我就是要一遍遍地说，知道我丑事的人越多越好。
我还记得王冀豫的另一句话：
“我没有资格道歉，也没有资格忏悔。我就是认账。”
李文茂、郭庆堂、张洪恩
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医院，现在是一所普通的民办医院。曾经的这里很特殊，只是知道这种特殊性的人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了。
2010年1月，我和一个实习生开车来到这里。走进医院宣传部门，向对方表明身份和目的，对方相当冷淡。我说我想看看曾经住院老兵们的资料，对方说“都没有了”。我又申请想去老院区看看，对方说“早就荒了，院子上锁了，钥匙也不知道在谁手里”。
很显然，我这个记者在对方眼中，对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效益都没有任何价值。所幸，我手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李文茂，时年70岁，已经退休十年的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略显惊讶。因为我所说的这几个字“志愿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多年无人向他提及了。
沙岭子医院的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300万志愿军中有20万伤残，而这20万人中有1000人极为特殊——“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这是学术叫法，通俗的理解是：朝鲜战争使这1000名士兵“发疯了”。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是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人的部队医院之一，先后有380人在这里治疗。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李文茂采访记述）“就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老爱这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打枪这个那个的。你收了他可不高兴了，就是瞄准……有一个叫马光耀，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两手都咬的都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就晒着吧，晒得黑不溜秋，老跟那儿站着……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也是……”
近五十年过去了，李文茂记得每一个他看护过的病人。他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在朝鲜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犹如冲锋陷阵。
由于档案和病例未经妥善保存，多数志愿军精神病人的详细资料已无从查证。幸运的是，经李文茂介绍，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当事人，同是沙岭子医院的退休职工郭茂昌。郭茂昌的父亲郭庆堂，就曾是在沙岭子住过院的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之一。
郭茂昌194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记事起知道父亲是志愿军，但一去不回，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57年的一天，郭茂昌发现“守寡”多年的母亲忽然欢天喜地，原来，父亲竟然来信了。母子俩连忙赶往信中的地址——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在第三康复医院，见到了父亲和他的一些战友加病友。郭茂昌清楚地记得父子相见的一幕：父亲的大手抚摸着自己的脑袋，用河南腔惊喜地说：“昌，这是我的儿子，昌！”
虽然知道父亲病着，但英武高大的郭庆堂仍然是少年郭茂昌的偶像和精神支柱。1949年，郭庆堂从河南大学政法系毕业，而后加入志愿军入朝，是部队里罕有的大学生。其因何发病已不可考，据李文茂回忆，郭庆堂的病状相对平静，不像有些病人那样激烈，住院期间还保持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他和儿子也保持联系，郭茂昌16岁时又一个人去探望了他一次。
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到医院当护士，后升任护士长。那时380名病号有的已经病逝，有的痊愈后被家人接走，还剩下五十多人。“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有功劳的人更得好好护理人家。我们那会儿护理质量好，喂水呀、喂饭呀、处理大小便都挺好，所以病人活的时间都挺长。”李文茂说。
护理之外，护士们还组织病人们种树、饲养小兔子。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但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军管会”进驻沙岭子精神病院。先是每晚6点，病人要集中起来“学毛选”，后来又挨个对病人进行政审。那个总是自残、不得已需要绑起来才行的马光耀，就被查出了问题。
“因为唱歌嘛——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那个，他们就说你听最后这句，他说是“恩人”——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恩人。”（李文茂采访记述）
唱歌口齿不清的马光耀被抓了“现行儿”。1968年，总写日记的郭庆堂忽然被从医院带走，护士们也不知道原因，不久，郭庆堂被送回来了，但已经是一具尸体。
郭庆堂的死因现在已经成谜，采访到了这儿郭茂昌沉默、摇头、红了眼圈。“不能说，没法说。”他哽咽良久。我也沉默，没有追问。伤口过了四十年，一碰仍在流血。
“护士跟大夫医院领导领着去看他，挺瘦，不让我见，怕我害怕。从十岁到我结婚总共才见三次面。母亲更苦，母亲老想着叫父亲回去，能过团圆日子，始终没有盼到。1968年也盼回去了，我捧着骨灰回去的。”（郭茂昌采访记述）
采访后，郭茂昌拿出父亲的遗物：两张照片，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一本日记。郭庆堂笔迹端正遒劲，其中一篇，是他抄写的《共产党党章》。
我提出去看望郭茂昌的母亲，被婉拒。1982年，郭庆堂获得平反后，母子俩被调入第三康复医院，安排就业。随后，我跟着李文茂走进住院部大楼，其中的一间病房，还住着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名老兵——张洪恩。
在2007年另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上，我看到沙岭子医院还剩下三位老兵，三年后我再来，就只有张洪恩了。他时年85岁，牙齿已经掉光，蒙被子躺着，一副木然神情。有些志愿军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和直系近亲失去联系、或者亲属不愿赡养，就只能在医院终老。李文茂问张洪恩：
“张洪恩，认得我不认得？”
“李文茂啊。”
“今年多大了，张洪恩？”
“六十九。”
“六十九？不是吧？”
“是，快七十了。”
“吃什么饭了？”
“馒头。”
“吃几个？”
“俩。”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
“你的外甥来看你没有？”
“没有。”
说了几句，张洪恩就又躺下，不吭声了。李文茂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病房里有两张床，张洪恩占一张，李文茂搭边坐的另一张床上，正踞着一个被民政部门从街头捡来、临时放在医院的少年精神病患者。此时他正满脸带笑，咿咿呀呀，自言自语。
沙岭子之行的最后，李文茂带我去荒废的老病区。他穿着臃肿的黑色棉衣，肥胖的身体，影子被冬天的残阳拖得长长的，摇摇晃晃。接近医院的角落，这里人声渐静、荒草渐生，寒鸦在掉光叶子的树上，聚了又散。围墙上还隐约可见旧时代的大标语字迹。铁门上果然上了锁，已经生锈。我和李文茂隔着栅栏向内张望，院子里的几排平房破败不堪，杂草已高过了窗沿。其中的一间屋子存放着二十几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的骨灰，多年尘封，已难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这院里这边都种着花草树，桃树、果树，工作人员连种带让病人也协助。他们也劳动呀，挖挖土呀、摘个果子、摘个豆角，显得也有点活儿。像刚说的那个李海荣光屁股，也在进那个门就看见、在那儿晒着呢。”
李文茂指着荒院各处，眼神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提到总爱光着屁股的李海荣时，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也是最悲伤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