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反省和继承。“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4】。这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继承关系，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重要因素，是构成每一代人由此出发并有所创新的前提。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还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密切相联。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5】。这几次引入西方史学的高潮使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也因此而起，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西方史学的精髓，造就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史学，是时代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本书拟就近50年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进而就史学传统研究的前景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基本状况
史学传统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部分，近50年来对史学传统的研究是从整理史学遗产的工作开始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各学科领域遗产整理工作的逐步展开，史学遗产的整理也开始受到重视。较早提出对史学遗产进行研究的是白寿彝先生。这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白先生所说：“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6】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一系列关于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文章，论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大意义，而且就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些探讨为后来史学遗产与史学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对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白寿彝先生做了持续不断地努力。他的很多见解在今天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2）八九十年代，白先生继续就史学遗产问题发表了“答客问”系列文章，这吸引了很多学者对史学传统问题进行探讨，他们主要是从继承史学遗产的目的出发，就史学传统的内涵作了多方面的发掘和总结，可以说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3）90年代末至今，一方面，先前的研究仍在继续展开，一些野史、笔记、文集中的史学理论开始受到人们关注，表现出研究者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人们结合时代社会的精神需求，对史学传统的研究开始从内容的总结上升到对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挖掘，并就一些史学传统的内容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人们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即：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哪些具体内容？研究史学传统的意义是什么？
1.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由于我国有持续修史的传统，产生了丰富的史学遗产，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受人瞩目的，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传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白先生对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一系列论述。他指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我国史学名著多是史家长期积累而成，对有家学传统的史家来说，他们的某些著作还是累代结集起来的成果【7】。瞿林东也认为：“中国古代有极丰富的史学，它在3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8】他还专门研究了汉唐史学中的家学传统，指出家学传统在史学继承、史家修养和学术风格方面产生的影响，加深了我们对史学传统形成原因的认识【9】。还有的学者把史学家与史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史学传统是“在古代数千年史学发展中，经过无数史家的探索、总结、继承、发扬而逐渐形成的。它为民族所共识、为历代史家所弘扬，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浓厚的民族传统色彩和进步的学术风范。”【10】这些认识无疑都强调了历代史家对修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长期坚持著述的治学精神，这使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弘扬史学传统的使命感，而不仅仅把史学传统的形成看成是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关于史学传统形成过程的认识是我们研究史学传统的前提。
2.多方面多层次总结史学传统
由于对史学传统认识的出发点不同，人们总结史学传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了史学传统的主要内容：
第一，白寿彝先生从我国史学优良传统是史学长期发展积累而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传统，后来又发展为七个传统：一是总结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事、做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的借鉴。二是每次大变乱之后，总结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朝建立的借鉴。三是“述往事，思来者”、“神以知来”等是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四是博学的传统。五是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六是重视语言，重视文学造诣。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写战争、表世态。七是把撰史作为不朽之业，历尽艰辛，坚持著史【11】。
第二，在此基础上，瞿林东围绕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展开论述，进一步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第二，恢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第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第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第五，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第六，探索理论、讲求文采、重视考据等【12】。从而更合理地解释了这些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从时代要求出发，把史学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发掘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如陈其泰的《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13】，瞿林东的《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14】，梁宗华、姜丽红的《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15】等。这些研究探讨了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人生修养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和史学审美要求传统等。还有的学者则从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出发，阐发了历史学精神的内涵，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记录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精神、品评历史人物的抑恶扬善精神、与文明共进的时代精神、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16】。可以说，这些持续深入的研究都自觉地结合时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从更高意义上挖掘了史学传统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内涵、新价值，推进了当代史学传统的研究。
第四，从史家修养的角度来研究传统也有不少论述。如陶懋炳从器识、学风、文风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器识方面，坚持直书实录，将史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对历史和史学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在学风方面，“经世致用”的学风持续两千年，代有创新，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勤学不辍、虚怀广师；严肃谨慎、精益求精；批评继承、敢于创新；推诚协作、竭力共事；着眼当今、详今略古。在文风上，我国古代史家也有三项优良传统：朴实简明，不尚浮华；寓论于史，不尚空言；不拘成规，不求仿古，敢于创新【17】。陈千均则总结了古代史家在史学思想方面的三项优良传统：开阔的政治视野、朴素的辩证法和反对专制主义【18】。还有学者从古代史家治史的道德品质和学术精神出发，提出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一是惟义之求。古代史家追求的“史义”，主要有“取鉴资治”、“彰善瘅恶”、“藏往知来”三个方面。二是锲而不舍，即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事业心和锲而不舍的治史精神。三是博学强识。古代史家重视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表现在知识方面，他们都注重“穷涉经史”，博览群书，博古通今。在认识能力方面，古代史家不仅注重对史事、史料的鉴别取舍，更注重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撰述能力方面，古代史家极讲究对材料的组织编排和文字表达艺术。四是著述成家，即古代史家的革新进取之精神。五是据事直书。六是言必有征。古代史家对史料的搜集和考信，既注重博览群书，引经据典，也注重社会实践【19】。这些研究是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史学“良史”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第五，从“通史家风”的角度，研究我国通史思想传统和撰述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涉及到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和史家修养等几个方面，自司马迁著“通史”，提出“通古今之变”、“承敝通变”以来，对“通”的论述就多起来。20世纪以来近现代史家编写“通史”的追求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通”的涵义。因此，近5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也是从史学思想和通史编纂方面总结了我国史学“通”的优良传统。如白寿彝先生的《说“疏通知远”》、《说六通》【20】，许凌云的《试论“通史家风”》【21】，施丁的《说“通”》【22】等。这些研究者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发展的角度，把通变思想、通史编纂和通识修养结合起来，从多层面揭示了“通史家风”的形成及其优长所在。当然，还有研究者在对具体的通史著作进行研究时也论及对“通史家风”的认识，如吴怀祺论《通志》的史学批评，认为史家具有“通识”就会带来文化的历史观、内容的丰富性和记述的客观性【23】。
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出发，从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上论及史学传统。如张岂之将“忧患”意识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对历史上的忧患意识做了分析，探讨了忧患意识同古代哲学辩证观的关系，认为忧患意识正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24】。冯天瑜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依据，试图论证中华元典重史传统与中华民族崇敬先祖的精神之间的联系，认为人文气息浓厚的“敬祖”观念直接发展成深沉的历史意识，开出持续的“重史”传统【25】。这些作者都运用自己良好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修养，从整理史学理论遗产、继承具有鲜明民族特点文化的角度总结史学传统，对一些史学理论范畴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进一步发掘了它们的内涵。还有人把中西史学相比，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一是天人并重的调融性，二是人文精神的一贯性，三是实用理性的涵摄性，四是历史意识的深远性，并认为古代史家的素养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提炼是建设新史学方法的依据【26】。并且出现了这方面的专著，如陈其泰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作者着重强调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和比较方法。这些研究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史学和文化做双向的考察，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提高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特征和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学科或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总体性的宏观研究有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3.对研究传统的意义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总结了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27】。在此基础上，有的文章又有所补充，认为研究史学传统对于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素质，促进新时期史学的改革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8】。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史学传统的考察是为了今天的史学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新的创造。史学工作者的创新，要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遗产为前提。如陈千均认为：“探讨和吸取古代史学家优良传统的过程，应当也就是史学工作推陈出新的过程。”【29】瞿林东认为：“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是为了开创历史研究的新格局；而这种新格局，又是史学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史学工作者把握了这种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好地发挥出史学上的创新精神。”【30】这些认识对我们理解史学传统与当代史学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
尽管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总结了各自对中国史学传统内容的认识，但讨论的热点仍然集中在最主要的几个传统上。
1.求真的传统
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优秀的历史著作，常被人称为“实录”。求真的思想体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直笔传统，它体现了史家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实录精神则是人们对史家的崇高评价。司马迁就是史家实录的楷模，“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1】近几十年人们对史学求真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如刘隆有的《秉笔直书——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32】、王天顺的《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33】、官伟勋的《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34】、江湄的《“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35】、王晓天的《史家直笔刍论》【36】、谢贵安的《直笔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37】、刘太祥的《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38】等等。这些文章分别从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史学求真传统做了深入的阐释。当前研究求真传统不仅是要对古代求真观念的特征和规律给以说明，还要探讨求真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含义、新任务，真正揭示出其有价值的地方。
2.经世的传统
这与求真传统有密切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39】。经世传统表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着眼当代，详今略古”的传统。“注重当今，即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注重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40】。有学者指出“详今略古主要不是资料多寡和搜集的难易，而是由经世致用的宗旨所决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学领域内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当代史……因而，史家治当代史者往往要冒风险。这是一种应当赞颂的高尚精神”【41】。这就为我们揭示出经世不仅是史学研究目的，也体现了一种关注时代需要的精神。史学思想中的借鉴意识、述往思来的意识和忧患意识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历史上，很多史家都明确阐述过自己以史经世的主张。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撰史宗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种传统在明清之际有更大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对史学经世的传统争议较多，如刘信君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42】、武吉庆的《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43】、战继发的《传统史学经世功能双重性初探》【44】和《史义与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发微》【45】、胡逢祥的《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46】、葛志毅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源流利弊辨析》【47】等，这些争论归根结底是对史学与现实、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用进行讨论，有误解，也有辨正。但是总体上人们还是肯定史学经世传统的进步性的，对史学经世传统的核心认识是明确的，即“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为社会服务”【48】。在这个问题上，瞿林东的《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49】从分析我国史学上一个传统话题：史学的社会作用入手，在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明道”、培养人才、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新时期的人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新思路。这些论述和争议也使我们对经世传统的形成认识得更为清楚，如一般认为史学经世的思想出现在明清，而现在一些学者明确提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始终”【50】。当今史学的出路就是“继续坚持经世传统，把史学传统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要求相结合”【51】。
3.把著史当作不朽之业，历尽艰辛，坚持著史的传统
我国的历史记载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史家把史学看做“名山”事业的优良传统【52】。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其意是把著史当做不朽之业，为此可以生命为代价。正是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对历史撰述的责任感促成了我国修史传统的形成，而那些丰富生动的史籍就成为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著述传统不再是个人不朽的事业，而是对我们民族繁衍发展历程的自觉记述。
4.史家才学识三长和史德的修养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关于史家修养的几个重要范畴，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基本上建构了我国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史家修养包括很多方面，上面谈到的博学的传统、善恶必书的传统、批评创新的传统等都构成史家修养的一个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明确提出“史德”，认为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主要强调了史家不要以个人好恶影响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今天不仅要以此为自我修养的准则，还要继续探索如何在现实条件下赋予它以更科学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内涵。如已有学者强调继承我国古代“良史”的忧患意识传统，如瞿林东的《史学与“良史之忧”》【53】、夏乃儒的《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54】等，这反映了当今历史条件对史家的要求。有的学者针对当前史学和一些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迷失，发出史魂归来的呼吁【55】。史魂即是史德，是强调了史家的人格修养在当代史学中的重要性。
5.注重文字表述的传统
对史著文字审美要求传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几部名著的评述上。特别是《史记》，把历史学和艺术性的表述巧妙结合起来，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刘知几也曾盛赞《左传》叙事之美。这些关于史著文字审美要求的经验和理论，是我们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寿彝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是把历史文学单独提出加以讨论的，他认为我国的史学家，有不少在历史文学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也有人对历史文学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在历史文学这方面，我们有优良传统可以继承，并且应该发扬。他还认为“历史文学”是史学内容的构成部分，并且从“闳中肆外”与“艺术加工”两方面初步总结了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56】这在新时期指导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并且在创作界和学术界引发了对历史文学审美属性的理论探讨。但目前来看，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总结，如历史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关系、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历史叙事理论等。
此外，还有一些传统也在当今的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
古代史学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功绩不可磨灭。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深入发掘了中国史学上重视民族史撰述的传统，总结了自孔子、司马迁以下，史家重视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眼光和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理智态度，对两千年来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对具体史家和史著进行研究时，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分析古代史家的民族思想、国家统一思想等，说明这既是历史思想传统的总结，也是撰述传统的总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陈其泰的《史学与民族精神》【57】是近年来对史学传统中的民族精神阐发得较为深入的专著。这个传统在今天的社会形势下仍需研究，这对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都是至关重要的。
注重实践，敢于创新的传统。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不仅从历史文献中获得史料，还注重到自然、社会中去寻求历史真迹，丰富历史记载，而且他们都是敢于批判，善于继承，于史书体裁、史实考证或史学观点上能推陈出新，有所创建的。对此，近代史家已有多方面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今天如何从实践中获取新认识或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认识，都是需要进一步学习的。
总的来看，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不少创见，并逐步走向新的理论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开始结合时代特点阐明史学传统的精神内涵，把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历史精神结合起来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开始形成了系统的研究。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史学的性质、功能和特点展开新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认识。如施丁论史学经世的传统，不仅把它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七个方面，还进一步提出了史学经世的要求：直书实录、博古通今、端正学风和提高学识【58】。这实际上是用联系的方法使人们更加辩证地认清经世传统的特点。三是对各传统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如求真与致用【59】，求真与经世【60】，明道与求真、经世【61】，等等。四是开始从继承史学传统的目的转向探讨当今史学的发展趋向。
但是，也要看到有很多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各学科的合作才能完成。我们研究传统不仅是从中获得一些抽象的认识，还要具体研究这些传统在历史观点、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在史学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不同作用等。既要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性，还要深入到传统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经不同层次的概括、抽象，最后将各个方面关系的多样性统一表述出来。
（三）史学传统研究的趋势和前景
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不间断的探索真理的过程，我们今天研究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为了创新，推动当代史学不断地探索真理。近50年来在研究史学传统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些理论认识，这对今后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并且也是我们新时期的努力方向。从中我们多少可以判断史学传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趋势和前景。
1.确立研究史学传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
我国古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中已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这一点，白寿彝先生在其论著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陈千均也认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在长期的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对自然变化的直观中，和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实践中，掌握了朴素的辩证法”，“都承认历史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们有变化的或历史进化的观点”。【62】许凌云也说：“我认为，开创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其主题思想，只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走出自己的新道路……从实际出发，就包括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出发。”【63】陈光崇认为：“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唯心论和迷信思想也还存在……评论历史人物，特别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多点辩证法，克服一切的主观片面性。”【64】这些意见都是在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值得重视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继续发扬运用比较史学方法的传统，对不同史著或史家进行比较，如《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以前人们多注意从文献和文本上进行比较，争论它们的高下优劣。今后的研究不仅要从文献上研究它们历史上传播和接受的情况，还要在文本上领会其历史精神及对后代的影响，具体分析其在某一史学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善于分析它们在各个方面的联系，结合当前现实的实际分析传统的作用。这对建立科学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中西史学传统进行比较仍然是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比较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传统——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学思潮、史学理论范畴等各个方面的传统，这对促进史学的发展繁荣都有重大的意义。
2.史学传统与学风建设的关系
我们继承传统不光是为了积累历史知识，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历史研究中学习做人，这本来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继承古代史家进步的学术思想、优良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探讨和发扬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史学，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65】其意义首先在于我们要在对史家治史精神的继承与运用中磨练我们的史德、史识、史才和史学。在现代社会思潮纷繁、变动激烈的情况下，时代对我们的德才学识要求更高。如对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争议，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史家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理解得不够透彻。通过研究史家所树立的优良传统，我们不只是学习一些知识，而是要领会其精神本质，对它们的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我们就能从中获得辨别史家道德上的善和史文表述上的美的能力。这是当代史学家应有的追求，也是我们历史教育所应达到的目标。
3.史学传统与民族特点的关系
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出发研究我们民族史学的特点，这是我们研究史学传统的出发点。前面所提到的对史家修养、史学特点的研究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白寿彝先生在探索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理论一开始，就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66】20世纪80年代他继续对建立民族史学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67】。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从史学传统中总结有民族特点的理论范畴，建立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当代史学努力的方向，也是历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4.研究史学传统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关系
我国史学自古以来就有研究理论问题的传统，如对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历史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构成了史学史的重要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史学传统研究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具体到某一史家和史著，如果研究者对它们的研究史进行全面掌握，也不能真正把握其在史学传统形成中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从目前的研究内容来看，对史学传统的研究还未形成较完整的系统。白寿彝先生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等方面架构了一个理论体系，但对史家、史著及史学理论范畴的研究还有待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梳理或罗列史学传统在各个史家和史著上的具体表现，这正表明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史学传统的研究与具体的史家、史著及史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
5.史学传统与当代史学的关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指出二者的密切关系：“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68】80年代，白先生进一步把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相结合，阐发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逐步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史书编纂中，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就是发扬了我国史书纪传体的悠久传统，成功运用综合体来编写新时代的历史。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也是得到了我国史书综合体的启发，解决了他几十年来在史书体裁上的困惑，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近年编写的《清史编年》则是对我国编年体裁史学传统的新运用【69】。这些都为我们吸收史学传统，建设新的史学体系树立了榜样。我国优秀的史家往往重视探究时代所迫切要求解决定社会问题，他们的史学著作也都是史家通过反思历史，提出的思想见解，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可以说，史学与时代俱进的思想本来就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深入人心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国的历史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的史学也要有新的发展。发展新史学，要有多方面的条件”，“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即是一个良好的条件。”【70】
注释：
【1】此处观点参考瞿林东《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参见白寿彝《史学史教本初稿》第二篇第一章《司马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页。
【3】参阅[韩]朴宰雨《〈史〉〈汉〉异同研究史略》，见《〈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绪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704页。
【5】参见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6】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页。
【7】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489页。
【8】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9】瞿林东《试论汉唐史学中的家学传统》，《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10】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1】瞿林东《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2】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页。
【13】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4】发表于《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15】发表于《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16】焦润明《论历史学精神》，《光明日报》2000年5月26日C3版。
【17】详见陶懋炳《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18】详见陈千均《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9】详见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0】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58页、第285—293页。
【21】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22】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3】详见吴怀祺《〈通志〉的史学批评》，《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4】详见张岂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
【25】详见冯天瑜《中华元典重史传统论略》，《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
【26】详见朱允《试论中国史学传统的断裂与重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27】《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465页。
【28】详见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9】陈千均《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0】瞿林东《史学的活力》，见《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31】《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2】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2月5日。
【33】发表于《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
【34】发表于《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
【35】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36】发表于《求索》1999年第1期。
【37】发表于《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38】发表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39】瞿林东《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40】许凌云《漫谈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41】陶懋炳《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42】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43】发表于《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
【44】发表于《求是学刊》1995年第1期。
【45】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46】发表于《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47】发表于《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
【48】施丁《试论史学经世的传统》，《光明日报》1993年4月12日。
【49】发表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50】肖季文《谈谈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历史教学》1997年第6期。
【51】李元《经世致用与当今中国史学的出路》，《北方论丛》1996年第2期。
【52】施丁《试谈我国史学的传统问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
【53】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54】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55】章开沅《论史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6】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六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7】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58】详见施丁《试论史学经世的传统》，《光明日报》1993年4月12日。
【59】详见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60】详见瞿林东《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家的求真与经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61】详见高翔《反思中国史学的传统》，《光明日报》2001年2月13日B3版。
【62】陈千均《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63】许凌云《试论“通史家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64】陈光崇《中国古代史学的无神论传统》，《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
【65】陈千均《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66】《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
【67】《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21页。
【68】《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69】李文海主编，史松、林铁均、黄兴涛副主编《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0】施丁《试谈我国史学的传统问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