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记》与史文审美理论及传统的发展
综观古代史家、学者和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和实践，有很多问题与《史记》有密切关系，是围绕《史记》而逐渐展开的。如史文篇幅的繁与简、文字风格上的文与质，以及表达效果上的显与隐等，都有理论上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史记》在史文表述上审美性得到了多方面的阐释，使人们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理解得更加深刻。
（一）省字约文与峻洁谨严
在史学史上，较早地对史文繁简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长久影响的，应源于史家对《史记》、《汉书》的烦省比较上。如《晋书·张辅传》记载的张辅关于《史》、《汉》优劣的评论，尽管张辅的本意可能并不在史文繁简孰优孰劣上，但他提出了从史书文字烦省判定史书优劣的问题，因而使人们对史文的繁简非常关注，引起了一些争论。
刘知几是较早地提出史书繁简问题并予以系统探讨的史家，《史通》中的《浮词》、《叙事》、《烦省》、《点烦》等篇，差不多都是阐述史文繁简问题的专论。他在《烦省》篇中总结了自古以来关于史之详略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历史，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次之，孟坚为甚。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裁，苦于蓁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以。必量世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刘知几认为，判断史书烦省的标准不应当是简单地以记叙时限的长短和字数的多少来判定，而是要从剪裁是否合理、叙事是否清晰、记事是否有缺漏，或过于简略等方面来看。而他所欣赏的《左传》的文字表述风格，刘知几概之以“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16】。进而提出“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17】。此所谓“折中之宜”就是要史家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史文繁简。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在论及史传写作技巧时说：“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即著史要把握事件的纲领，才能把纷繁的历史事件叙述清楚。至于如何把握繁简，则视史家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定，“或简言以达旨，或博闻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18】刘勰认为，文章文辞有繁简、隐显之别，关键是用运时善于变通。这是刘勰为了反对浮华文风而提出的总原则。在此宗旨下，他把《尚书》、《春秋》作为史书的典范，对史书的文字表述主张“辞宗丘明”，提倡“朴而美”的风格。刘知几吸取了刘勰这些见解，但他认为要达到这个要求，首先要从省字约文做起。
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指出：“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他举《春秋》中“陨石于宋五”说明这样才是“加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他以此为标准来指摘《史记》的文字，在《点烦》篇中将《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宋世家》、《三王世家》、《魏公子列传》、《鲁仲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扁鹊仓公列传》中相关句段挑选出来，对他认为失之繁复的地方加以改写。这与他不以字句多少判断史书繁简的主张似乎是矛盾的，这是他过于求简的一个表现，也表现出他对繁简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实际上，《史记》在记事上有很多是以驰骋铺叙见长。《史记》多用叠字、复笔来表情达意，这对反映历史环境、人物性格和历史氛围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后代史家对此意见不一。班固承《史记》作《汉书》，于此等处多加删改，文字俭省不少，艺术效果却不如《史记》。宋洪迈对《史记》繁简的评价却有独特的视角，他专门从《史记》之“繁”处揭示其韵味深长之“简”，已有品味历史意味的倾向。他比较《史记》、《汉书》的文字表述，说：“《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位一体。”并举《周勃传》、《夏侯婴传》、《灌婴传》、《傅宽传》、《郦商传》，认为“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19】表现出鲜明的对历史文字表述自觉的审美意识，这对推动后来史家发掘史文表述的审美意蕴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对《史记》这种特点，清人牛运震在其《史记评注》中总结道：“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古来史家文字以繁而复为长者，独太史公一人耳。”他所谓“繁而复”实际上是《史记》在运用史文表述时所产生的雄健气势，给人一种浑厚之感。
明胡应麟对这种现象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他说：“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闒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子长者以其剪裁也。执前说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说可与较二史之优劣。”【20】总体看来，他认为在剪裁方面《汉书》不如《史记》，虽然《史记》有些篇章在记事和写人时字数较多。可见，他评判史文繁简的标准不是字数多寡，而是史家的剪裁之功。这样，史文繁简就有了分明的界限，即“丛脞冗闒”和“峻洁谨严”。“峻洁”是唐代柳宗元对《史记》文章风格的评价，到胡应麟把他作为史文表述“简”的评判标准，可见司马迁文在史文表述上的地位。那么，他们所说的“洁”到底是指什么呢？清代文章家方苞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与于此。”【21】就是说，史文表述之美归根结蒂取决于史家的才识，明于体要，就是要求史家能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围绕这条主线记事，就不会有繁杂之病。
这是对史家较高的要求，即使像欧阳修这样的大文章家，也难免难以达到。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论《新唐书》“事增文省”之说曰：“予谓事增非难，增其所当增，勿增其所不当增之为难；文省非难，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为难。班孟坚之于《史记》，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当增也。”【22】言外之意，《新唐书》并没有做到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而《史记》之简妙、《汉书》之详赡则各有其当，是史文繁简的楷模。
对这些问题，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23】
其意是说《汉书》、《新唐书》在处理繁简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就是不去琢磨哪些事件该简，哪些该繁，以及记事说理是否通畅，而把心思都花在怎样俭省字句上了，没有得到司马迁处理繁简的真谛。从理论发展上看，这是间接否定了刘知几关于省字约文的表述要求，而提倡学习《史记》文字表述的审美性。他还引《孟子》中的两则寓言故事为例，说明孟子文章有“重叠而情事乃尽”之妙，来批评《新唐书》盲目崇简的毛病。这也从另一侧面指明《史记》文章确实是吸收了先秦各类文章的特点，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如果后代史家不为史文繁简的标准所束缚，而是遵循辞以达旨的准则，在文字表述上也会独树一帜。
顾炎武之言可看做是对史书繁简之争的历史性总结，他认为，繁简之争不利于史家更好地认识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实质。表述是文章形式问题，它不仅是语言的繁简问题，还涉及到怎样与思想内容有机结合的问题。以简驭繁，以少见多，是古代史文表述上一个重要审美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言辞准确，二是内涵丰富。
（二）用晦与言外之旨
言辞尚简的要求与史文用晦的要求是有联系的。刘知几提倡史文“简约”，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24】他借用《庄子》关于“言不尽意”的说法，认为要突出为史之意，须要求文字尽量简约，但应避免妨碍史意的表达。这种观念在力求史料详尽的史家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但在这里刘知几只是强调叙事目的不在虚辞闲说，而在史意的表达。为此，他提出“用晦”的主张。以此为出发点，他还对司马迁论文的观点加以总结。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25】，这是司马迁对古人著述之表述方法与内容关系的看法。刘知几对此阐发说：“其《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又《屈原传》曰：‘其文约，其辞微。’观子长此言，实有深鉴。”【26】刘知几认为通过简约文字能凸显史家想要表达的感情和为史之意，而司马迁已有这样的自觉。
刘知几专用一篇文字来说明史书婉晦的表述风格。“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这似乎是对“文约事丰”的进一步发挥，其实这已不是仅就语言的简洁问题而言，而是要求史家有更高的把握史意的能力和艺术表现方法。“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就是说，语言简洁却能切中要害，道理自然不会有遗漏。刘知几还举《史记》为例，来说明用晦之道。如“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罗雀”等，都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27】刘知几所举的例子主要是指《史记》用形象生动的笔法表达了丰富的内容，他对《史记》这种含蓄而有深意的语言表述是极为赞赏的。
在刘知几提出这个命题之后，很多史家从“含蓄”、“婉笔”、“疏逸变化”等方面发掘了《史记》这种叙事风格。如明钟惺：
……累累万余言（按，此指《封禅书》），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盖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妙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夺之。太史公舍其微秒者不言，而娓娓谈方术……篇末一语曰“然其效可睹矣”，意兴飒然，断案悚然，此一篇长文字恰好结语，却妙在含蓄，冷冷无极力收括之迹【28】。
清李晚芳：
说古处，直捷，用快笔；说今处，含蓄吞吐，用婉笔，有言外不尽之言，味外不尽之味，读者细细领其旨趣，褒贬自见【29】。
清邱逢年：
朱子曰：“《史记》疏爽，《汉书》密塞。”余亦曰《史记》变化，《汉书》整齐；《史记》宕逸，《汉书》沈厚。吕伯恭曰：“太史公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旨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鱼龙变化，不可纵迹。”王曰：“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王允宁曰：“《史记》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参末以续本，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到笔随，思余语止。”皆言其疏逸变化之妙者也。班惟密塞整齐，不足以与于斯矣。【30】
他们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史记》文字表述“言尽旨远”的审美性，从中可见史文“用晦之道”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含蓄”、“婉笔”和“疏逸”等表述技巧的运用往往能使史文的审美意味增强，而进入文学的行列，从而使《史记》有长久的艺术魅力。古人与今人都有共同的审美感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宗白华说：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写海外三神山，用虚虚实实的文笔，描写空灵动荡的风景，同时包含着对汉武帝的讽刺。作家要表现的历史上真实的事件，却用了一种不易捉摸的文学结构，以寄托自己的情感、思想、见解。这是“化景物为情思”，表现出司马迁的伟大艺术天才【31】。
范文澜说：
史迁为纪传之祖，发愤著书，辞多寄托。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自成一家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尔【32】。
明清两代，是散文创作和理论并丰的时代，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史记》文字表述成就的探讨，并且逐渐树立了评判史文优劣的审美标准。明代焦□说：
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评《史》、《汉》者独此语为核。张辅以文字多寡为优劣，此何足以论班、马哉！
焦□引用宋代程伊川评班、马差异的话，认为《史记》文字之美需“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从而提出了评价史文表述的另一个审美要求：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史通·浮辞》中对史文表述提出了“剪截浮辞，撮其机要”的要求，焦□在这里从审美要求上进一步发挥了刘知几此意。这样一来，“言外之旨”就成为文章技艺成熟高超的标志，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评论：
《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有笔墨之外。【33】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争，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34】
把《史记》文字之妙与书、画相比，这种类比说明《史记》的文字表述是富有艺术性的，这种艺术性就是强调在真实之外对“意”的把握。刘勰说圣人之文“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同，正言共精义并用”【35】。意思就是说，无论用正面直笔，还是委婉曲笔，都要求表达作者之“精义”和文章之“体要”，遵循这个标准就能达到言与意的统一。这个见识似乎比刘知几更加高明，也更准确地概括了古代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性要求的实质。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叙事》说：“用晦之道，尤难言之，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叙事至此，岂复望之五经三史后哉。故止得前幅举似如《尚书》、《左传》、《史》、《汉》数条，惬合章旨。”他认为史家达到用晦的境界是很难的。这种难，一方面是由于刘知几所悬标准本身有矛盾之处，无法同时适用于经与史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像司马迁那样的文字修养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认为，历代史家对“用晦之道”的探讨表现了他们对史文表述的不懈追求，在史学理论上它丰富了史书撰述理论和史家修养理论，它是古代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所悬的高标准，作为一种信念，激励后代史家以此为目标，从各个方面培养自己的表述能力，推动史学达于尽善尽美之境。章学诚说：“求自得于学问，故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36】正说明了历代史家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三）文有古今与质文代变
司马迁在叙述古代历史时，首先碰到的是古代语言的问题。他整齐古代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整齐古代语言的工作。《史记》中有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取自古书，如《尚书》、《左传》、《国语》、《诗经》、《论语》、诸子书等，为了使人容易理解，司马迁经常把其中含糊、拗口的古代语言，翻译为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或是富有表现力的民间语言，使历史和人物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此外，他还模拟或利用口语的自然语调描写人物，采用歌谣、谚语来叙事说理【37】。这些可以说是司马迁史文表述上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史记》至今仍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晋张辅评价《史记》表述的特点是：“辞约而事举”，“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这已经从记事和写人两方面说明了《史记》表述上的审美特征，即司马迁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性格，不惜运用辞藻，而叙述历史时又能确切真实、清楚明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记》、《汉书》比较的展开，人们对史书文字繁简的问题讨论较多，这种因人而异、随时不同的表述风格并未引起更多阐释和发挥。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提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时，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38】他把史书记事和记言的文字区别开来，认为在写人物语言时，要使语气和风格符合人物自身特点，这就要求史家要把握人物所处时代的语言风格及时人所能理解的语言风格，将二者融会贯通。否则不仅不能真实表现历史人物，反而会徒费文辞，陷于虚妄的境地。
刘知几也有同样的主张，他指出，运用时代语言编写史书，是古代史家撰史的优良传统：“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传》之说，既不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因此他要求记载人物语言应“从实而书”，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这样做，不仅能真实再现人物风貌，而且可以从历代语言的变化中体会时代精神。他举《史记·留侯世家》中汉王怒斥郦生之语：“竖儒，几败乃公事”为例，来说明史书语言的成功在于“言必近真”，而不是讲究所用文辞的美恶。他说：“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39】这里的“糟粕”是有特定含义的。《庄子·天道》讲了一则寓言，大意是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一个工匠在斫轮。工匠问齐桓公读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之言”；工匠又问“圣人在乎？”答曰：“已死矣！”于是工匠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借工匠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个认识：道之精华是与时、与人俱在的，会随古人而去。后人贵言重书，不能忘言求理，这种没有时代精神、时代内涵的文字自然是糟粕，是死的文字。死的文字怎能表现活的历史？刘知几在这里化用这个典故，是说明史文表述的艺术性是与其思想性、时代性相关联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字具有吸引力，能感染人，从而增强其生动感、真实感，而求真是古今文字表述的共同目的，把握这个原则，就能得到古人为史之精华。
刘知几还认识到，史书的语言和风格与一定时代背景有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风格，每个时代特点不同，其语言风格自然各异，不能以时代远近来区分语言的文雅与质朴，偏好古雅而不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40】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风气：
楚、汉事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41】
刘知几在这里批判了在史书表述上厚古薄今的倾向，指出如果“博采古文”、“聚成今语”的风气继续下去，则“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42】。刘知几提倡运用当代语言，实际上是要求语言要有时代感，才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和社会风尚，这是对史文表述的根本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宋代吴缜为什么把“文采”作为“信史”的一个标准提出来了。
在因袭前代史文撰史的过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时代变化，有些语言文字发生变化，甚至有歧义，如果史家不加变革地运用，就会影响历史的真实。对此，刘知几强调史文表述要遵循“因俗”、“随时”的原则：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43】
应该说，刘知几在史文表述上主张变通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这也是他进步的历史观的反映。刘知几还认为出现“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史家无识：“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44】像这类史家只好凭自己的爱好去模仿别人。即使如此，很少有人能做到“拟古而不类”，大都是“貌同而心异”，实为“无识”【45】。他认为谯周批评司马迁妄改古书就属于这一类：“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司马迁则是“貌异而心同”的典范，既能继承古书之精华，又不囿于史书形式，这对史家的表述才能有很高的要求。如刘知几所说：“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其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言外之意，司马迁表现在表述上的史才和史识是卓异超群的，后代史家应向司马迁学习这种本领。
司马迁的文章自唐代开始成为古文家模仿的对象，到清代，研讨和模仿司马迁文章的风气更盛。章学诚对此提出这样的认识：“世代升降，而文辞言语随之，盖有不知其然而然，圣人不能易也。三代不摩唐虞之文，两汉不摩三代之语，经史俱在，不可诬也。”【46】他从历史发展的要求出发，指出一个时代的文辞自有其时代特色，这是时代发展的表现，一味模仿古代语言，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但他并不是完全摈弃古文辞，他提出学习古人文辞应遵守的原则是：“凡为文辞，必则古昔，得其意而矣。”【47】对于史家来讲，这个修养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于天壤，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就是说，撰史必然要继承古人留下的史料，如果史家运用得好，就如同新的创造。而这方面的典范，就是《左传》和《史记》。章学诚说：“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于文，犹六经之删述也。《左》因百国宝书，《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者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于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48】章学诚认为，由于《左传》和《史记》在运用古文辞方面遵守了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原则，反而能成一家之言，成为后代文章家的楷模。
（四）比兴之旨与寓论断于叙事
与刘知几不同的是，清代章学诚以“比兴”来解说史书文字表述的审美性。他试图在史与诗之间寻求一种共同性，来表达自己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关于“比兴”，他在《诗教上》中有说明：“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在《诗教下》中又说：“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咏之文，皆本于《诗》教。”他认为，《诗》用比、兴是为了表达讽谕之义，这与《春秋》书法谨严以达褒贬的主旨是相通的；不通晓《诗》的言情达意之旨和讽谕技巧，就不能理解和把握史书的文字表述风格和内在精神。并说：“《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因此称它们是“千古之至文”。这个观点实际上源于司马迁本人对《离骚》、司马相如等人文章的评价，《史记》选录他们的文章就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讽谏”之旨。“讽谏”与“讽谕”都是指利用文辞来表达作者情感和思想的著述方法。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曰：“杜甫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杜甫诗有“诗史”之称，是因为他的诗歌真实纪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程，反映了诗人深厚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这种思想境界和艺术性的相通和是以诗说史的前提，也说明史书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不仅是文辞上的功力，还有对史家思想和识力的要求。
清代顾炎武提出了“寓论断于叙事”，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他的用意主要是强调《史记》在表达思想上的艺术性，与章学诚和刘熙载的认识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借用诗的评语来说史，仍是从史书叙事之美的角度对《史记》史论上的审美表述特征做了初步总结，因而更容易理解。
自汉以来，史家和学者对史文表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讨论，如繁简、古今、文质、叙事等，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史书求真的目的，也就是说，史家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是与史学本身求真、经世的性质和目的是一致的，历代史家也要求二者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他们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和态度渐趋于平正客观，表现出一种客观的辩证思维，这些实际上构成了我国古代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刘知几和章学诚这两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们对史书的表述上的审美要求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49】，从理论方法和理论范畴上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因此，他们关于史文表述的理论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