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是指史家对于自己或他人记述的历史所发表的评论【1】，是史家表达历史见解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史书很早就有史论的形式，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公羊传》中的“公羊子曰”、《谷梁传》中的“谷梁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等。《史记》中的评论，就表现形式来说，有两种：一是寓论断于叙事，即把史家的评论渗透在叙事的过程中；二是以史家或史官的的身份，直接发表评论，称“太史公曰”。这种情况，在《史记》中的运用比较灵活，或在篇首为序，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或首末兼有【2】。由于篇末论最常见，因此“太史公曰”就成为《史记》论赞的统称。《史记》首先在纪传体史书中设置了“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得到后代史家广泛的响应，历代正史中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史论，表现出史家对史论的重视和开拓，可以说，“太史公曰”对我国史论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论发展过程中，还有专文和专书的形式，如柳宗元的《封建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宋论》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名作。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太史公曰”这种以序、赞形式出现的史论。因其数量较大，并对后代史书有较大影响，我们可以从后人对史论的创作和评价中研究中国史学史论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太史公曰”与史论传统的形成
《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对前代史论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以序、论、赞构成史论体系方面，表现了他对史论形式的新创造。这一点前人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3】。白寿彝说：“《史记》在史论上有继承《左传》、《国语》之处，但无论在使用的范围上、深刻的程度上和形式的多样上，都比后者大大地发展了。”的确如此，从《左传》偶尔为之的“君子曰”到《史记》中系统的多样的“太史公曰”，仅从形式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到《史记》对史论的创造和发展。“太史公曰”中表达的丰富的历史思想有关于历史进程方面的，还有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的，这些反映了史论内容深刻性的进步。正因为《史记》史论呈现出如此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及含蓄隽永的审美效果，后代史家开始对史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论成为史书中十分受重视的一种体例。
史家对史论的重视，在历史撰述和历史评论中都有突出反映。继《史记》之后，班固著《汉书》把篇末之论辞改为“赞”，名称不同，但从其史论内容可看出是对《史记》有意识的继承【4】。尤其是对秦末汉初史事的评价，《汉书》多依傍《史记》。如对项羽的评价，就是《汉书》从《史记》中照搬来的。清人赵翼就指出：“司马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5】除此之外，班固还对《史记》的史论进行了评论，他说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虽然他在这里批评了司马迁，由此却说明他是重视司马迁的史论的，并且注意从“太史公曰”中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这已在不自觉当中发掘了“太史公曰”这种史论形式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在表述风格上，《汉书》论赞别开严密整饬、典雅高华一派，这种风格在齐梁时期尤其受欢迎。刘勰评其“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6】。直到唐代齐梁文风尚有余续，刘知几夸赞班氏论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诂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7】。这种评价与当时文风的审美趣味有关，大抵较符合上层统治者的口味。这也说明，《史记》史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在那时还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
到了南朝范晔著《后汉书》，他非常重视史论的写作，并从理论上对史书史论撰述的要求和价值进行了专门阐发，注意史论成为《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可以说，范晔这种进行史论撰述和评论的自觉意识标志着史论传统的形成。这从他《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吾杂传论，皆有精义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8】
范晔认真研究了前人的史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史论形式、表述和作用的深刻理解：在此他提到了很多史论形式：后赞、传论、序论及卷中发论等，功能各不相同。序主要是指陈形势、叙说世变，有时要表明作者的义例；论主要是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得失，及分析历史事件；总在纪传正文之后等，范晔都区分得很清楚【9】。就表述要求来说，他也提出了两条标准，即“精义深旨”和“笔势放纵”，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后者指史家的文采，根据内容不同而各有侧重；对于史论的作用，范晔提出了“正一代得失”的要求，他认为，史家发论不是徒逞文辞之空言，而是要评定得失，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以说，范晔已经从理论上初步总结了自马、班以来史论的发展，并且提出了更加明确系统的要求。这在史学评论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据《隋书·经籍志》载，范晔曾把《后汉书赞论》编为4卷，希望后学有赏音者，可见范晔对史论的重视和提倡。由于受六朝文风的影响，范晔史论有偏重辞采的倾向，但总的看来确实有很多富于思想价值的名篇。如《宦者列传》后论、《逸民列传》序等，都能打破断代的局限，考察某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发展历史，总结规律，评定得失。刘知几认为，《汉书》以下，史书论赞“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10】。言外之意，范晔史论是华实相间、文理兼备的杰作。范晔此处虽未提及司马迁，但他很多类传序赞都言明宗司马迁史论而发，他们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而其“笔势纵放”、“奇变不穷”的特色，又明显可见“太史公曰”的影响。赵翼说：“范书论之后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诩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11】我们说，范晔的独辟之处就在于他的“踵袭”，他自觉地总结和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论，并在撰述实践中有所创新，大加提倡，使重视史论成为后来史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史论传统由此形成并不断发展。
范晔把自己的史论单独编行于世，预示着史论单独作为一种文体开始流行的趋势出现了。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萧统辑前代文章为《文选》，其中专立“史论”一目，分上、下两卷，卷四十九收入班固《汉书·公孙弘》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卷五十收入《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共计9篇。收入这些史论的原因，萧统在《文选·序》中有说明：
至于纪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
他收录史书论赞是着眼于其“综辑辞采”和“错比文化”的艺术性。在他看来，史书论赞凝聚了史家对史事的思考和对历史的看法，并且文辞表述也很出众，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种认识无疑使史论在艺术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史论的艺术价值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由于《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文章总集，在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文章总集有很多都把“史论”单立一目。可以说，《文选》对史论的重视和理解，在推动人们关注和探讨史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刘知几推崇班固、干宝、范晔等人的论赞，大抵是受了《文选》的影响。
在史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得到重视的情况下，人们对《史记》“太史公曰”的评价开始有了转变。从唐刘知几以后，宋郑樵、倪思等都对《史记》“太史公曰”有很多评论，但大多不甚恰当。到明清两代，《史记》论赞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很多史家对此都有评论，其中不乏贬低之辞，但主要是从各个方面肯定《史记》论赞的成就。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史记》史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广了。清代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吴调候编的《古文观止》，余自明的《古文释义》，李扶九的《古文笔法百篇》等古典文学通俗读本，都纷纷选录《史记》论赞。清代储欣还编有《史记选》，选录了《史记》论赞。徐永勋、吴振乾、董南纪等在《史记选·例言》中说：“史公论赞，是非不谬于圣人，而俯仰抑扬，神味无尽，韩、欧阳并心摹手追，学者稍能□染，便已跨越流俗。”说明当时《史记》论赞已得到一般学者、文人和史家的普遍喜爱，模仿司马迁作史论竟成为一种时尚。与这种选录、评抄、摹写《史记》文章的风气相应，人们对《史记》史论的评价也更加公允和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