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人关于史表之研究与撰述的成就
清代学者对史表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史表受冷落原因的分析上。清初以前，学人对史表的认识主要有几种倾向：或只赞其表序文辞，或辨正事实，或者越过不观。如康熙中吴非在《楚汉帝月表序》中所指出的，“凡读司马史者，赞其词章，于所立表多忽之”。康熙末年，梅文鼎给汪越《读〈史记〉十表》作序时说：“经生家之读《史记》，或取其笔墨之高古以为程度，或征其事实之详该以资辩议；至于诸表各有小序，读者未尝不爱其文辞，而表中所列之经纬次第，初无寓目焉者，盖有之矣，又何暇深加讨论乎？”徐文靖则进一步指出这是古今《史记》研读者的通病：“后世读史者，于史表不便省览，即览矣，孰是钩深索隐，心解神悟，多所征发者；大约十表空格辽阔，文义错综，不耐寻讨，亦古今学人之通病也。”【15】当然，表经纬相牵的特点，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它的流传，如夏燮所说：“其文省事棼，其旁行斜上也，经纬相牵，或连或断，故其阡陌可寻而行幅易乱。”【16】认清了这种情况，清代很多史家致力于纠正不重视《史记》十表的倾向，并注重阐发史表的特长。
关于《史记》的评论在明代已经很兴盛，清代更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期。清人一面整理前代史家的论述成果，一面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史表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可推乾嘉时期的梁玉绳，他综辑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人的成果，花费19年工夫作成《史记志疑》，主要就一些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辨析，作出判断，极为精审。故有关《史记》的一般争论性问题都可以从中寻到解答线索。而其中关于《史记》十表的考辨就占全书的的1/3，可见其对十表的重视。除此之外，康熙时的汪越和道光时期的潘永季也在研读评论《史记》十表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汪越作《读〈史记〉十表》，专门评论《史记》十表各方面的成就，为后来人们对《史记》史表进行深入研究树立了楷模。潘永季的《读史记札记》，主要是对《史记》十表及《货殖列传》等进行阐述。他对十表的研究，缘于郑樵对《史记》表的评价：“《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他认为后人从未阐发过郑樵这句话的真实所指。从他对《史记》十表的强调来说，他的《读〈史记〉札记》可以说是继汪越之后又一种评议《史记》表的专门之作。他们的研究和编纂活动使人们对《史记》所创立的史表的作用认识得更加全面，并且从中总结出应用史表的理论，这在很大程度提高了《史记》史表在编纂学上的意义和理论上的价值，为这一传统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概括说来，清代学者对《史记》史表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对《史记》史表作用的认识
1.记大事以观盛衰大旨、天下大势
《史记》十表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突出朝代盛衰败亡的变化和社会发展大势，这个观点由宋代学者发端，已如上述。后又有明代学者多方阐释，如茅坤说：“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17】陈仁锡说：“《十二诸侯》、《六国》、《汉兴诸侯》表年为经，国为纬，所以纪列国之盛衰兴坏损益也。”【18】甚至有学者以是否展示盛衰大势为标准，来评判《史》、《汉》之优劣。黄履翁说：“夫表者，兴亡理乱之大略，而固之表则犹谱牒也……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孙世数之繁，官表徒书公卿拜罢之日，是特聚诸家之谱牒耳，未闻有发明一代之意也。”这是对《史记》十表思想内容的阐发，既对司马迁著史之意较为合理的解释，也是对史表显示一代兴衰之功能的肯定。
在此基础上，清代史家和学者，提出了作表以观天下大势的总原则。首先是汪越，他针对唐宋史家多用褒贬义例解释《史记》书表之法的倾向，提出了研读史表的正确方法和指导思想。他在列举了司马贞、张守节、王应麟等对《史记》表的评论后，指出：“表者纪月编年，聚而为绘图指掌，经纬纵横，有伦有脊。其书法谨严，几于《春秋》，大义数千，炳若日星矣。至所不言，尤寓褒讥，未易测识，后人欲穿凿立论，复所未安，诚会本纪、世家、列传，穷厥事理，当自得之。”【19】他认为，《史记》十表经纬纵横、条理明晰，在书法谨严上，确实有与《春秋》相通的地方，但读表之法，应该将表与世家、纪、传等体例合看，而不应单凭褒贬义例乱加揣测，这样才能对司马迁蕴寓其中的识见有正确的认识。近人刘咸□对他这种观点予以肯定，说：“史表所以明事势，非以褒贬，一切推测争论皆所谓徒劳耳。”【20】汪越还运用这种方法，得出司马迁各表的撰述宗旨是观天下大势的结论。如他评《惠景间侯者年表》为“以四朝事势为主”；“观《王子侯表》合《汉兴以来诸侯表》，究其终始，此西京二百三十年之大势也”；“读《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据此，汪越比较了《汉书》和《史记》作表的不同。他说：“《汉书·百官公卿表》详一代之官制，《史记》但表相与将、御史大夫，意在论事知人，以备劝惩，故举其大者，不在备官。若曰于此得贤任职，斯可也。”【21】就是说，《史记》各表主旨是记载大事或重要人物，以备劝惩，与《汉书》详备官制的主旨不同。从后代典章制度的发展情况来说，可能《汉书》的影响较《史记》为大。但自《史记》首创表体以来，人们作表无不以《史记》为高标，或阐发历史进程，或精研著史之法，于史家思想境界之提高，非班史可比。这一点可从表对其他史体的影响上看到。清后期潘永季评《史记》史表，则把表和朱熹《纲目》体相联系，曰：“朱子《纲目》凡例，凡正统命官，曰以某人为某宰相，皆书。汉丞相、相国、三公，及权臣秉政者，皆书；御史大夫因事乃书。自永初元年以后，三公因事乃书。依朱子此例，则作史者于宋之两府，明之入阁诸臣，故当有裁断矣！朱子盖用史公法。”朱子《通鉴纲目》之“纲”是以时间为序所作史事提纲，便于作者借助纲之书法寓其褒贬之义，阐明著史的目的。“目”是对纲的具体叙述。这种史体的特点是纲目清楚，文简而旨深，这也正是表的优长，潘永季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公法”的影响。汪越和潘永季虽然并未完全摆脱以《春秋》笔削看待《史记》的思想倾向，但他们强调了史家的编纂思想和宗旨在史表编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他很多史家也强调这一点。紧接汪越之后，牛运震提出：“表主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取会盟征伐兴衰成败大事列于篇，要以简要明晰为贵，一切间文细事，均宜从略。”【22】以此为标准，他认为《汉书·古今人表》、《唐书·宰相世系表》、《宋史·宗室表》，都有“别门分类，过为繁芜，而表其所不必表”的缺点。邵晋涵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叙次天下形势厄塞，了如指掌”【23】。都是说《史记》表能显示天下大势。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表的思想内容提出了要求，至于什么样的事情才属于能展示形势的“大事”，这取决于撰表者的史识，即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把握和通观全局的认识。从这一点来看，以此来评价史表优劣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标准。
2.与纪传相配合，以补缺备文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六说道：
盖表所由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即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愈表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其失始于《三国志》，而范晔踵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
顾炎武从《史记》、《汉书》的史表总结出表与纪传相配合的原则和方法，认为表可备传之阙漏，因此表立则传文可省。此后，汪由敦、牛运震等人都阐发了这个看法【24】，而以牛运震发挥得较为系统。牛运震首先批驳了刘知几对《史记》表的批评，指出：
史之有年表，犹《地理志》之有图经，族谱之有世系也，昔人推之，以为史家本源冠冕。盖事繁变众，则年月不能不详；世积人多，则传载必不能备。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画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之所不及也。况年表既立，则列传可省。如高祖功臣百有余人，有《功臣侯年表》，则一百余人之功绩履历官爵封邑传国失侯，详悉具备，检图可得也。建元以来侯者七十二国，亦同此论。若无年表，则高祖功臣侯者百有余人，宁当为百有余传乎？建元以来侯者七十二国，宁当一一悉为传乎？此《史记》之有年表，其命意不可及，而其立法为不可议也……而刘知几《史通》以为史家列表，徒滋繁费，得不为益，失不为损，考其立说，不亦诬乎！
《史记》十表，诚不易作。其间横行直属，正书旁注，此中极费苦心，真有井□绳贯之妙。文章之间架结构，经纬纵横，即于此可自得之，殆所谓无言之文乎！【25】
牛运震从表的起源谈起，认为史之有表由来已久；又从历史发展的需求，指出表作为史体，正适宜反映事繁变众、世积人多的历史状况。总之，表体之存在与发展是无可非议的，而《史记》的十表就是发挥史表作用的代表作。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史记》十表自具“间架结构，经纬纵横”，是“无言之文”，实际上他揭示了史表一体可独立为一种史书体裁的意义。可以说，牛运震不仅看到了史表在内容形式上的独特价值，还看到了史著和史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得出较前人更为系统的认识。
受此说影响，有些史家把是否配合纪传，补缺省文，作为评定史表优劣的标准。如赵翼评《辽史》表：“辽史最简略……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26】这种情况说明，《史记》以来轻视表体的看法已得到扭转，从而引起人们重新认识史表的价值。
3.断代为表，以明一代历史进程
司马迁所著《史记》十表，蕴含了历史分期的思想和方法，这已为近现代学者所公认，只是在司马迁将历史分为几个阶段的问题上，尚有争议【27】。其实，清代学者已经对司马迁十表的分期思想有所阐释。潘永季根据《太史公自序》所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的话，指出“十表主于纪年”，世表、月表都是纪年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详略不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史记》十表所代表的不同时段和上下贯通衔接的关系。他说：“《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此三篇纪年相接，起共和元年至武帝太初四年，凡七百四十一年。”而共和以前，“史公于共和以前不详其年，故作《三代世表》”。这样四表相续，就成为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分界点：
——“《十二诸侯年表》，其首在《世表》……其尾在《六国年表》”。
——“《六国表》终于秦二世三年，《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起于高帝元年，此两篇本相接。《月表》乃在秦汉间夹缝里，故题目秦楚之际”。
——“《高祖功臣》以下四篇，俱蒙汉兴为文，而《将相名臣年表》又作一总束也”。
他还指出：“《史记》十表是通盘打算了然后下笔，非若后人节节为之者也。”【28】这样十表合看，既能使历代历史阶段的特点了然于胸，还能得到一个对历史进程的贯通的认识。因此，潘永季对《史记》表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十表精能之至”，“网罗古今”，“为一部《史记》之纲领”，“不读十表，全不得《史记》的要领”。潘永季对史表作用的认识，虽从阐发郑樵评表之语出发，实则综合各家对表的认识，遵从司马迁表序之旨，参诸纪传，而得出了较为准确合理的认识，他对史表标识时代发展和贯通历史进程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仍是有很高价值的。
实际上，清前期的汪越已有类似的看法，其《读〈史记〉十表》曰：“《十二诸侯年表》并与《三代世表》之末相接续……观世家所载之详，乃知此表断其义，不骋其词，非独具年月世谱而已。盖自厉而宣，自幽而平，周辙既东，以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势也。”“读《秦楚之际月表》，当续《六国表》”，“读《六国表》以秦为主，周之后，汉之先……踵《春秋》后，表六国时事是也。”“表秦详于六国何？秦自为一代之制”【29】。等等。但汪越多少有些以正统思想看表的倾向，是以“春秋笔法”来看待十表之间的关系，故其分期的思想是并非十分明确，也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方苞在《书史记十表后》一文也提出关于司马迁历史发展阶段性思想的见解【30】，主要是分析十表序文对不同历史阶段特点的阐述，目的是说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成就。这些都可视为清代学者对司马迁历史分期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发了《史记》十表的重要作用。
总之，司马迁所创立的史表，增强了《史记》结构布局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并为史家研究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形式。在后世史家看来，它不仅具有章法谨严、思维缜密的学术性，如钱大昕所说“文简而法密”的特点，还代表了一种崇尚简约，注重考察天下大势及一代盛衰的经世史学。这与清初学者提倡的史学经世的思想相符。另一方面，其形式既能用之于通史，又能用之于断代史，这正顺应了清代学术渐趋科学性、总结性的要求，因此，在清代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二）对史表编纂与应用理论的总结
清代史家在重视撰述史表的同时，还总结了具体运用史表所要遵循的原则及相关理论。这些实际是后人对司马迁史表意义的探讨，也是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具体的撰述中运用表体，发挥其优长。
1.救其弊而善所用
这是要求史家在运用和评价史表时，不要因为某种体裁有缺点就全盘否定，要善于取长补短，才会有新的创制。《汉书·古今人表》历来多受指责，如梁玉绳所说：“前哲每议此表为妄作，如《史通》中《表历》、《品藻》诸篇，宋郑樵《通志序》、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十》、罗泌《路史后纪十四》、王观国《学林三》、明杨慎升庵集《人表论》，皆竞相弹射，少所推嘉，故钦玩者鲜。”【31】与此种意见相反，章学诚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总结了人表在历史编纂中的重要意义。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班固《古今人表》的评价上，他说：
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夫，不当以九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人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
但他接着指出《古今人表》之失可以加以补救：
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国别异其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甚矣，千古良法，沉溺于众毁之余，而无有精史裁者，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32】
他认为班氏所创人表一方面可以为司马迁书补隙，另一方面可加以改造，成为通史人表通例。通过这些评论章学诚总结出两个原则，一是对于旧史表作应“救其弊而善所用”；二是“通古之史需人表”。那么，是否断代史就无需人表呢？章学诚说：“夫断代之史，上者如班、陈之专门名家，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对人表的作用章学诚也论述得极为中肯，他说：
史之有列传，犹《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纪之本末而已。治《左氏》者，偿有列国《公子谱》矣……而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侯将相，势自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33】。
他在这里指出人表可以为后人提供论世知人的依据，也可以从中得知史书人物传的取舍标准。因此，人表在纪传体史书中不可或缺。基于这些认识，章学诚在编撰方志中广泛应用人表。如他在《文史通义·列传》所记：“往者聘撰《湖北通志》……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他还认为“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34】。此外，他还鼓励后学多作人表，他在《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中说：“闻《二十二史年表》已卒业……足下治年表之暇，再能将《廿二史》列传人名，亦仿此例编之，可与《年表》相互经纬。”这些，都是章学诚在总结前代史表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修志实践，得出了较前人更合理的认识。他总结出通史和断代史、纪传史和地方志等都可以遵从的史表编纂原则，这不仅扩展了史表的运用范围，还推进了史书编纂理论的发展。
2.体有所专，意有所重
这是要求史家制作史表时要掌握制表的基本方法，严遵史表体例，同时还要根据史家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灵活选择相应的形式。章学诚强调要严格史表体例，他说：“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旁行斜上，标分子注，谱牒之体例也。”“体有所专，意亦有所重也……而名实宾主之际，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就是说，史家既要严遵表体义例，还要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主旨，来灵活运用表体。“吾见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汉书·百官公卿表》，篇首历叙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35】他还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史书体裁的内容和相互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即使变化也要严尊史体，不可混淆。“东京以还，仅有职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辅表，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收也。”据此，他批评史志载选举，“以列传之体而作年表，乃元人撰《辽》、《金史》之弊法，虚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识何所取乎此也。”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一些运用史表的原则和方法：
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名列于表，而传无其人者，乃无德可称，而书事从略者也。其有立传而不出于表者，事有可纪，而用特书之例也。
表有有经纬者，亦有不可以经纬者……史迁《三代世表》，于夏泄而下，无可经纬，则列叙而不复纵横其体，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36】
夫立例不精，而徒争于记载之难约，此马、班以后，所以书繁而事阙也……非为古书事简，而后史例繁也，盖以班分类附之法，不行于年经事纬之中，宜其进退失据，难于执简而驭繁也。【37】
这些认识并非都针对《史记》史表来说，但都以《史记》史表为史家撰述的标准，并从中引申出一些重要的理论见解。对史表载人的情况，他认为一种是从略，一种是特书；对史表的形式，他认为有些可以采取经纬纵横的形式，有的则需列叙，这些都要根据史家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定。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史表立例不精，就不能达到像《史记》十表一样的功效，而立例不精的原因在于史家不会运用“班分类附”的方法，就是将人物和事件加以分类的方法，类例之法与表体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史表执简驭繁的功效。他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史书编纂仍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垣、白寿彝等，都很重视类例的思想方法，这不仅是形式上的要求，也是对史学工作者思维方法的要求。须知这种缜密的思维从司马迁创立史表起而格外受到重视，经过后来史家对史表作法的不断探索，而具有了科学思维的色彩，成为历代史家所奉行的思想和编纂传统。
3.揆之史法，参以时宜
史家既要按一定的史法编纂史表，还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立表，以显示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大势。清代很多史家都认识到史书体裁是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史变动引起社会各方面纷繁复杂的变化，必然要求史书采取适当的编纂形式来记载这些内容，史表因具有文简法密、纲领一书的特点，更不例外。浦起龙就曾称赞过表的特点，他说：表“揆之史法，参以时宜，亲若宗房，贵如宰执，传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没，胥以表括之，亦严密得中之一道哉！”【38】他认为史家能参以时宜，即能根据时势的变化、需要而立表，就会使史书记载俭省而不失严密。这确实总结了表体在我国正史中的编纂情况。司马迁通过十表，对汉武帝以前的历史演进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并贯穿了他的历史观点，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汉书》八表对《史记》有关汉代诸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古今人表》所记都是汉以前人，其意仍是补续《史记》。其所增《百官公卿表》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合璧。后世各种表体的出现和创新，大都是时之所宜，必然之作。欧阳修《新唐书》上继《史》、《汉》遗风，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其中，《方镇表》谱列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宰相世系表》显示了唐代门阀政治的盛衰，都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辽史》立《外戚表》和《公主表》则反映了辽朝外戚萧氏势力显赫及政治与血缘的密切关系。《部族表》和《属国表》反映了辽代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当时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交往，还有关于日本、高丽使臣赴辽的记载，是极有价值之作。《金史·交聘表》写金与宋、西夏、高丽的关系，可谓其姊妹篇【39】。此外，《元史》的《三公表》，《明史》的《宰辅年表》、《七卿年表》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时代变革的状况，因此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4.考察纪、传、志之异同
清代考据学兴盛，表在其中也发挥了新的作用。夏燮在《校汉书八表叙》中说：“史之有表，创自龙门，盖仿周谱为之，遂为历代史家之所不可废”，“至于表之自为一体，可以考纪、传、志之异同焉，以补纪、传、志之阙轶焉。且据表以正纪、传、志之误与据纪、传、志以正表之误者，恒得失相半焉，然则表曷可废乎哉！……夫所谓是者莫如以纪、传、志校表，三者既得，然后以表校表，而识其致误之由，如是，则善本可束，而误书可思也。”【40】以纪、传、志所载来校表，这种校勘考证法，在史著中运用得较广泛，大多是用于在同一部史书中寻找证据，人们称其为“本证法”。清人钱大昕在《元史本证序》中表彰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以本证法为主，且申明其例【41】。除此之外，赵翼、陈垣等都曾运用这个方法。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说：“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陈垣说：“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42】
可以说，从司马迁创立表体，到史表发展为独立的史书体裁，再到考据方法中表的运用，史表始终在史书编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代史家关于史表撰述的理论和方法原则，有的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与司马迁《史记》史表所展现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分不开，也与历代史家对史表的编纂和研究息息相关，在他们的追随和努力下，史表才会在史书编纂园地中不断生发新的生命力。
（三）清代史表撰述的兴盛
清人的史表撰述，大致分为三种：补正正史史表、创新之作和评论史表之作，其中评论和考证史表的撰述和言论，已如上述。新创史表有单篇，也有专书。单篇如吴非著《楚汉帝月表》和黄大华著《隋唐之际月表》，都是仿照《史记》月表编纂而成。月表是《史记》十表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其特征和运用技巧也较难把握，而清代史家却知难而进。吴非在《楚汉帝月表序》中说：“月表之文原春秋书法而通变焉，详也，详于他表也。亦略也，略于诸纪传也……故推司马史意为楚汉帝月表。”【43】黄大华著《隋唐之际月表》，也是仿太史公之例：“昔太史公作《秦楚之际月表》，司马贞谓扰攘僭篡，运数又促，故以月记事而名表也。读书至隋唐之际，其大势适与之同……爰变太史公之例，采《隋书》、《唐书》作直表以便观览。”【44】他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史记》月表的特点，前者强调月表书法谨严、详略得中和蕴寓为史之意的特点；后者则根据月表擅长记载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的特点，而在记述有这种特征的历史时期时运用月表，并且改造史表不便观览之处。他们不仅能领会司马迁作史表的意图，并且能较准确地掌握史表的特点，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是他们注重研读史表，继承前代史表编纂经验的结果，在史学编纂领域推进了史表编纂传统的发展。
与此同时，史表专书的不断出现，体现了清代学术总结各种专门史的趋势和特点，成为清代史学专史兴盛的一个显著特征，如：
《春秋大事表》，清顾栋高撰。
《历代帝王年表》14卷。清齐召南撰，阮福续补。文选楼本，仁和叶氏重刻本。此书最简括。始三王五帝迄明。
《历代帝王年表》，黄大华撰，起唐尧，迄清光绪，并将农民起义政权和割据政权列入。
《历代史年表》，张绂撰。
《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1卷。陆费墀撰。阮福刻本，仁和叶氏重刻本。
《历代统纪表》13卷，《疆域表》3卷，《沿革表》3卷。段承基撰。自刻本。
《廿一史世谱》54卷。沈炳震撰。海宁查氏刻本。
《历代建元考》10卷。钟渊映撰。守山阁本，金壶本。
《历代地理沿革表》47卷。陈芳绩撰。道光间刻本。
《舆地沿革表》40卷，杨丕复撰。
《历代方镇年表》56卷，清吴廷燮撰。
《历代政要年表》，清胡子清撰。
《历代纪事年表》100卷，清王之枢撰。
《历代职官表》63卷，清黄本骥撰（据乾隆四十五年敕撰官修的《历代职官表》缩编而成）。
清代史表撰述的兴盛，与由明入清的万斯同有极大关系。由于他参与《明史》的编纂，撰述史表有很多便利条件，其史表之作有《历代史表》、《明史表》、《历代宰辅汇考》、《儒林宗派》等。仅他一人之作就占《二十五史补编》所收史表的近1/2，因此被梁启超誉为“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45】。可见，他对清代重视史表风气的形成有极大促动作用【46】。万斯同所作史表中影响最大的是《历代史表》，朱彝尊《历代史表序》称其为：“览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我们可以从万斯同重视史表的程度及其史表撰述中所遵循的原则上，看到他是在自觉地继承和总结司马迁以来的史表传统。首先，他对史表在纪传体史书中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47】《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万斯同“宗《史记》、《前汉书》之例，作《诸王年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其《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斯同自创之例也。”【48】可见，他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创新。此外，万斯同还继承了司马迁作《秦楚之际月表》的史法【49】，不仅在更替之际，而且在每一朝代内发生的大事，也注以月份，表现了他作表力求详尽的原则，并且把司马迁作表“详近略远”的史法和记大事的史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表现出相当的史识和编纂才能。正因为这些原因，万斯同作表的成绩在生前就受到很高的赞誉，他的老师黄宗羲称赞《历代史表》是“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50】。
顾栋高，康熙六十年进士，卒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著《春秋大事表》，为研究春秋史的杰作，全书用表的形式组成，列表50卷，在地理、历法方面尤为精审。此外，姓氏、刑赏、田赋、五礼以及各国会盟交兵等，都就其主要者表列之。从性质上看，这些表可分为地理疆域表、天文历法表、世系表、官制表、职官表、姓氏表、人物表等。可以说，作者是综合运用了《史记》以来各种史表形式，对春秋学研究中重要的事件或事目加以总结，并以表的形式依类编次，使许多表具有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白寿彝称之为“纪事本末式的史表体著述”【51】。不仅如此，《春秋大事表》还附有叙和论130篇，注重总结事物盛衰变化的规律，及春秋时期强弱相变的形势【52】。《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53】，确非溢美之辞。书后还有《春秋舆图》13篇，可谓是表、论与图相结合的新形式，补足了章学诚所批评的《史记》有表无图之缺憾，在这方面《春秋大事表》是对史表的进一步创新，对《史记》史表传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对官制的研究，历来是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了解国家机构的形式和政权性质极为重要。清朝统治者很重视对职官专书的编纂，《历代职官表》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一部关于古代官制的工具书，它在形式上将纵横经纬和列叙纲目相结合，以清代官职为纲，将历代官制比附清制。全书共分67门类，每门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表”，以表格的形式首列清代各职官名，下分三代、秦、汉至明18栏，排列历代与之相应的职官名称，较为清楚地反映了历代相承的一些职官的沿革情况；第二部分“国朝官制”和第三部分“历代建置”是表的补充，分别叙述各官的品级与执掌及考订历代官制沿革，引用资料极为丰富，所占篇幅也最多。因而在资料丰富和头绪明晰这两点上远远超出了前代同类撰述。但也由于内容过于繁琐，查检不便，道光年间，黄本骥删去释文，仅留各官制表和简略的清代官制说明，约为6卷，仍名为《历代职官表》。尽管它在把历代职官与清代比附上有不当之处，但仍不影响它基本的实用价值，直到今天仍是学者们很重视的一部工具书。
清代晚期的史家中，吴廷燮以擅长史表而著称，其主要成就表现在补旧史表、创新史表和编撰方志表等方面，如《历代方镇年表》、《清史稿》诸表及方志中的表【54】。其《历代方镇年表》56卷，补旧史所未备，是吴廷燮的代表作。虽然自汉代起朝廷就在边疆设立军事重镇，但到唐代这一制度发展得较为完备、典型，最终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新唐书》始有《方镇表》6卷，将“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分合更易的复杂情况，逐年反映出来。但它只表地而不表人，即仅记各个方镇的置废以及区划变更的沿革情况，未列节度使的任命和罢镇年月。吴廷燮在此基础上编撰成《唐方镇年表》8卷，除包含《新唐书》方镇表的内容外，还从新、旧《唐书》的纪、志、列传中辑录各方镇任免迁徙的时间，将汉至清的地方大员的事迹一一表出。其以行政区划为线索并专详职官的特点，尤为突出，是一部在体裁上有创造性的作品。他还从一些类书、地理志、文集、碑刻、杂史中辑出有关史料，甚是详备，免除了读者搜寻翻检之劳。
可以看出，这类史表专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贯通历代，有专史的性质，而且在形式和内容上能变通创新，征引丰富。总之，学术发展到总结时期的鲜明特征在史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