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琳
人物简介：
黄建明，男，33岁，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央党校法律专业，现任彭水县万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分管移民工作。
曾宪军，男，33岁，中共党员，毕业于四川省凉山警校，现任彭水县公安局万足派出所所长。
2007年11月10日上午，天阴沉沉的，我们从彭水县城往万足乡赶。路程不算远，但一路仿佛随处可见工地、工棚之类的“动态”场景，与记忆里宁静安详的山乡已有了不小的反差。
在山道里弯来拐去，突然就岔上一斜坡，开进一碎石铺成的坝子，一幢带点苗族风情的3层小楼兀地出现在眼前。下车一看，原来是万足乡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紧挨着的房子还在修建过程中，坝子周围仍呈工地状，电线拉着，木料、砖头、水泥、河沙，触目皆是。就在这样的凌乱里，一个规范的警徽标志在白底蓝框中清爽安稳地树立着，让我眼前一亮，上面书有中英文的“彭水县公安局万足派出所”及其电话号码。这个本来僻远平静的山乡，因为乌江水电站的建设而打破了固有的格局，在除旧布新的动荡中，法律在其间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执行法律的人又在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这里是万足乡的移民新集镇。过去的万足已经拆迁完毕瓦砾遍野，静候乌江蓄水的淹没。如果没有那些在建的房屋，向新集镇已经建好的主街道望过去，热闹的店铺，悠闲的乡民，还有不少的大小车辆，使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建成不久的集镇。“全民动手，全民动员，共建万足美好家园！”大街上挂着这样一条醒目的红色横幅，仿佛在兆示着这个热气腾腾的移民新镇“万事皆足”的美好前景。
而我的两个采访对象，黄建明和曾宪军，便是这万足乡除旧布新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参与了移民搬迁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一个旧集镇的消亡和一个新集镇的兴起……
黄建明：朴实中有坚韧
中午时分，难得的秋阳穿破层云露出了笑脸，照得人暖洋洋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黄建明副乡长正在顶楼的会议室召集村干部开会，要下午才能接受采访。我仍然拎着相机上了顶楼，我想在非采访状态下先认识一下我的采访对象。
会议室不大，村干部也不算多，但会场很安静，有一种很认真的氛围。讲话的是个壮壮实实的年轻人，正在强调村民低保的相关情况，话语很朴实，如他朴实的外貌：平头，小眼睛，国字脸，古铜般的肤色，朴实中透着一股韧劲；白T恤，外罩棕色夹克衫，稳重中有明亮，对比中有和谐。无须谁来介绍，凭直觉我便认定他就是我要采访的副乡长黄建明。
“我最对不起的有两个人……”
会议时间并不长，我在黄乡长的办公室没等多久，他就拿着工作笔记本进来了，果然是我直觉认定的年轻人。自然的握手，简单的寒暄，我有点奇怪怎么在正午开会？他解释说，一个乡分布很广，有的村到乡里来要走整整一上午，而且农村习惯白天吃两餐饭，上午一餐下午一餐，所以中午开会对村干部来说时间最合适，会后走回家正好赶下午那一餐。“平时更多是我们乡干部下乡去，这间办公室我也很少坐，田间地头才是我们的办公桌……”
此言不虚。他的办公室没有报架，没有饮水机，没有多余的凳子，桌上甚至没有水杯，除了两张办公桌及必备的文件夹，屋子里空荡荡的，让我刚进来时以为这是一间接待室。他从桌子底下拿出两瓶矿泉水来，我一边喝水一边想象他平日的工作状态：可能拎着一瓶矿泉水夹着一个笔记本就下乡了？
言归正传。我的采访直奔“移民”主题：“在乌江水电站的移民过程中，作为分管移民工作的副乡长，同时又作为移民中的一员，你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沉默片刻。他说：“我想说说，我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从顶楼的会议室到底楼他的办公室，我一直没有看到他这个年龄应有的笑脸，而此时此刻的神色，用“严峻”、“凝重”之类的词都不为过。沉甸甸的“对不起”看来是背负良久，已不堪其重了。
他首先说起自己的父亲。少年求学，每次归家，总是看到父亲家里家外忙碌的身影；而每次离家，也总是父亲忙前忙后的相送。作为家里六兄弟中最小的儿子，他得到过父亲最深切的爱。可是，在父亲弥留之际，他竟然无法满足父亲想最后看他一眼的心愿！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述说中，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的那个日子：2003年12月13日。那一天，注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从双龙乡调来万足乡两个多月负责移民工作的黄建明，突然接到县里的通知，说因为电站施工，把苗家村的人畜饮水池炸坏了，村寨二百多人聚集在电站施工区，要求修复水池，赔偿损失。黄建明立即带上技术员往苗家村赶，村子很远，不通公路，走山路也得走两个小时。走到半路，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爸爸不行了，想见幺儿一面”！
“我当时一下子懵了！我真想掉头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可想到苗家村二百多人需要及时安抚，自己代表政府答应前去调解，掉头回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只有把手机关了，继续上山……”黄建明到了苗家村，开了两个小时的村民谈心会，从政策和情感两个渠道进行疏通，最终避免了事态的扩大，村民的意愿也得到落实。然后，他跑步下山，赶到家的时候，父亲已去世半个小时！“我跪在父亲灵堂前，不晓得饿，也不晓得累，只有伤心和内疚！谁都劝不了我！我只有用下跪来请求父亲的原谅！我希望他知道他的幺儿确实是因为工作脱不了身……”
还有一个“最对不起的人”是他的儿子。儿子只有8岁，上小学3年级。因为工作太忙，妻子不理解而和他离婚已经两年多了。黄建明只有把不识字的老母亲接到城里陪伴儿子，但儿子需要父亲，尤其是学校的家长会，儿子特别希望父亲能像他同学的父亲一样准时参加。可答应儿子的事情，黄建明却常常因为工作走不开而失信。“我现在很难面对我儿子的眼睛，长年累月没有节假日，尤其是移民搬迁阶段，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儿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总是找不到我……”
黄建明告诉我，他们乡干部里离婚的有七八个，主要原因就是太忙了，移民的工作要用心去做更要用时间去磨，有些家属怎么也理解不了，“别人的丈夫都能按时回家，你怎么就走不掉？她们这样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最终我们就只能背上对家庭不负责任的罪名……”
对黄建明来说，除了小家庭，还有大家庭。作为分管移民的副乡长，自己又身为移民，如何才能做好移民的工作？有那么多亲戚朋友都是你的工作对象，他们在寄望于你；而其他的移民也在观望于你，看你如何把一碗水端平？在黄建明的“对不起”里，还有这样一些真实的故事——
2006年，移民工作进入实物指标分配落实的攻坚阶段。黄建明严格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原则，以包干基数、落实到户为标准，分组召开移民群众会和移民代表会，讨论决定分配方案。因为涉及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原来不起眼的山林此时多一亩就多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补偿，讨论分配方案就有了如履薄冰的感觉。
黄建明也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实物指标分配已不可能绝对平均，有的村组之间的实物悬殊已开始影响一些移民的情绪。怎么办呢？他回家做母亲的工作，又分别做5个兄嫂的工作，最终把自家价值达10余万元的18亩灌木林分摊给了实物指标不足的廖家村9组移民户。“到现在，我二嫂看到我都不理我。亲人的不理解是最让人难受的。”但也正因为这件事，村民们很感动，即便是那些冷眼旁观的移民也受到触动，他们看到了黄建明的公心和苦心，便积极配合，顺利完成了实物指标的分配落实工作。
黄建明的小姨也是移民，她希望搬迁到新集镇能建一个门面房，就托黄建明的母亲做他的工作。“小姨从小对我就好，我长这么大，她也没托我办什么事。但我们在搬迁中有明确规定，哪些人可以建门面房，哪些人不能建，小姨不属于可以建门面房的。我母亲为小姨说情，我也很为难，但我知道违反原则的事情不能做。执行政策的人如果不以身作则，会遭人唾骂的……”黄建明“得罪”了自己的小姨，避免了“得罪”其他的移民；他如果不“得罪”自己的小姨，就只有“得罪”其他的移民了。“对不起”，是黄建明最想对亲人们说的一句话。
“只要是金子，哪里都闪光……”
“乌江水电站的建设，对彭水的发展、对移民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机遇。而做移民工作的这几年，也是我人生中难得的历练。虽然过程很艰苦，尤其是搬迁那几十天，整个人瘦了十多斤，但看到乡亲们拿到了补偿，盖起了新房，真的很欣慰……”黄建明并不是很善言辞的人，我问什么，他答什么，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他能三言两语就概括了，我只有抓住线索追问，意外地获得了他人生经历里的一些闪光的片段——
1993年黄建明高中毕业，以3.5分之差高考落榜。“那年我考了531.5分，录取线是535分。”我不知道是他本身对数字特别敏感，还是这一组数字太刻骨铭心，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能如此准确地报出来。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扩招，531.5分应该是不错的分数了。在当年的彭水民族中学，黄建明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学生，尤其是数理化，学得特别棒。他一心是要考大学的，初中毕业他的分数超过中师、中专的录取线二三十分都没动心，但命运还是给他开了一个3.5分的玩笑。
家里没有条件让他再复读，于是他参军到了北京。在部队的几年，黄建明就当自己进了大学。他自学法律，获得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的中专文凭，并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结合部队实际，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准打骂新兵要落到实处》等文章，还因此立了个三等功，成了军区里“学法用法的标兵”。
“最重要的是部队教会了我怎样做人。”黄建明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他以代理排长的身份带兵去内蒙古参与光缆工程建设。那时条件非常艰苦，风沙很大，每天的饭里都有沙子。时间又紧，几乎天天加班，常常休息1个小时，起来又玩命地干。“那段经历是对我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浇灌，人只要去奋斗，只要去做，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每个人的智商其实都差不多，关键看你怎样去付出！”黄建明说这些话的时候，依然充满了激情，他甚至强调那是他“人生成长的第一步”！
“集体三等功”及“优秀班长”、“优秀士兵”之类的荣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念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在他后来的人生路上，尤其是移民工作的艰难过程里，他都一以贯之地践行，并成为其做事为人的本能。
本来该保送上军校的，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临门叫停”的玩笑。离开部队时，面对领导的挽留他说了一句话：“只要是金子，哪里都闪光……”是部队让他发现自己有可以做“金子”的素质，是部队让他知道只有努力去拼搏、去奋斗，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
回到家乡的第一次“闪光”源于一场火灾。在双龙乡做武装部长时，乡政府大楼的木房子突然着火，一位职工4岁的孩子还在屋里，火势凶猛，门已被封住了，房子随时有垮塌的危险。黄建明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冲进去了，待他从浓烟中找到孩子刚冲出火墙，就听到他身后的房子轰然倒下……
还有一次重要“闪光”源于2006年7月的水灾。连日的暴雨，造成乌江洪水猛涨，万足乡党委及时启动防洪抢险紧急预案，组织汛情巡逻队在乌江沿岸昼夜巡查。25日半夜2点，正在巡查水情的黄建明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借助手电筒亮光，他发现一处四周被水围困的礁石上站着一个人，拼命挥动着双手喊救命。黄建明没有多想，救人要紧，在其他巡逻队员的配合下，在急速上涨的水流中把人救回岸边。再回头，那礁石已被洪水淹没。“现在想起，还是有点后怕，但当时确实顾不了那么多。”
而最持续“闪光”的莫过于为移民所做的点点滴滴了。“尽力为移民服务，能够解决的一定解决，能够帮忙的一定帮忙，用我们真心、真情这把‘钥匙’去打开移民的‘心锁’，换来移民的理解、支持，从而艰难而又乐意地签下一份份搬迁协议书……”
一个叫陈新民的村民，妻子去世了，有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家里很穷，田土也少，所以据实补偿的钱不多，很难再建新房。他不愿搬迁的原因一是故土难离，二是这些现实的困难。黄建明带着乡上的干部到他家里去，连续3个晚上，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坐到子夜才离开。陈新民感慨道：“你们为哪样呵！”乡上把他的两个孩子安排在县城去读书，在城里为他们租了一间屋子，所需费用移民办出一点，乡干部们凑一点，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陈新民的房子拆迁，作为拆迁工作组组长的黄建明更是非常用心，他亲自上房梁去拆瓦，不想那房子年久失修，一踩就断，他从屋上摔下来，手跌断了，吊了3个星期的绷带。
黄建明说，动员移民搬迁的酸甜苦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有的移民的家他去了20多次，实在不见效，他甚至打二两酒、买几样下酒菜去和移民边饮边聊。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换位思考外，他一直坚持学习的法律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法律条文学起来很枯燥，很单调，但遇到具体事情却非常实用。对不懂法不讲道理的移民，用法律去说服他能以一当十……”
还有很多忍辱负重的事情，黄建明都轻描淡写地掠过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摆事实，讲道理；以乡党委的名义郑重承诺，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落实补偿；耐心讲解移民政策，任何申述、要求及时回答到位；将心比心，动之以情，反反复复做移民的思想工作……这些细水长流的过程肯定没有火灾、水灾中的“闪光”那么耀眼，但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工作如一粒粒的珍珠，被一条金色的责任之线、奉献之线、爱心之线，穿成了一串晶莹剔透的项链，悬挂于每一位移民的心间，悬挂于黄建明自己不断成长的“史册”上……
曾宪军：亲和中有威严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派出所所长的文字，具体的感慨记不太清楚了，但用若干个“最”字构成的“定义”却印象深刻：派出所所长，是警界中最基层的官，是最劳累，最伤神，最上火，最伤心的官，是警界中最沉重的职位……所以，我记忆里的派出所所长，便应该是人到中年，面色沉重，肩背略佝偻的形象。当身为派出所所长的曾宪军微笑着出现在我面前时，瞬间竟有点诧异，为他稳重里的年轻，为他身着警服的挺拔，为他温和的微笑。
但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确实感觉到“警界中最沉重职位”定义的名副其实。繁重的任务，时时压在肩上；每一个治安环节，都不敢含糊；不知啥时有突发事件，心时刻都悬着。我感觉他的年轻里已有不堪之忧，他的挺拔里也难免不胜之虑，他的微笑里似乎也多了一点苦涩的味道，但说起这几年为移民安居摸爬滚打的过程，欣慰和满足的笑意还是弥漫了曾宪军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啥都不想，就想休息两天……”
万足派出所，起初称乌江彭水水电站派出所，可以这样说，没有水电站的建设，可能也没有这个派出所，自然也没有曾宪军这个所长。我最初也奇怪，电站建设、移民搬迁和派出所有什么关系呢？听曾所长道来，恍若看到一幅幅长卷社会风情画——
我们来到万足派出所的原址，那里已是一片废墟，我看到龟裂的土地上有一茎绿色植物直立地生长着，它不知道乌江的水什么时候淹没过来，它只是尽力地生长着，滋养它的或许只是那龟裂的土缝里少得极其可怜的水分。曾所长告诉我，这里曾经非常热闹，除了当地人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商贩聚集于此，到了晚上，开歌厅开发廊的，卖夜啤酒的，放录像的，什么人都有，什么场景都可能出现。他说他曾经做过统计，除了西藏、北京、香港和深圳的人没有，全国其他省市的人居然都有，语言不通，风俗不一，就像个巨型大杂院，乱七八糟的，管理起来很头疼，有时刚出警回来，水还没喝上一口，电话又来了……
这里有所谓的电站经济，就是有那么一大帮人，长年累月跟着电站工程跑，因为电站往往建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建设者在深山老林一待就是几年，吃喝拉撒，肯定有商机，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但也给公安民警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压力。“可以说是身心疲惫，这几年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天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双休日早就名存实亡，有时星期天赶回家换衣服，最多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关键是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记得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出了警，12点多钟回来睡下，2点多钟又被电话铃声敲起来了，出警回来不久，四五点钟又出事了，折腾一夜，精疲力竭……”
他还讲起一件很蹊跷的事情。施工局的一辆皮卡车在河岸的公路上往下行，一个移民装着水泥的货车往上行，在相隔20米处，皮卡车就停下来让路，就在这当口，那辆货车的转动轴突然坏了，这个山民竟然拦住皮卡车不让走，说是皮卡车弄坏了他车上的转动轴！两辆车相隔20米远，怎么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但就是这么荒诞的事情居然还闹到了县里！二次认定结论不变，但山民仍然无理取闹，有关部门最终拘留了一个出手打人的妇女，才算是给这些山民进行了一次现实的法制教育。还有勘测院的技术员在山里测量，完全看不懂图纸的村妇也出来要求技术员“多写点”，不答应她们的要求就把图纸撕得粉碎……曾所长和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这个地区过去因为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民风很彪悍，天不怕地不怕，很多人连警察都没见过，所以当索桥建起来、公路修通了之后，矛盾冲突也出来了。要做他们的工作，还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你抓一个人，可能跟着来的就是几百个人，所以费时费力……
正说着，他的手机响了，很刺耳的铃声，他赶紧按下接听键，我却清楚地听到电话里的问话：“又在上班？！”女声，却不温柔，似吼，充满怨气。“是家里的，我都被吼麻木了。女儿在上小学，我什么都管不了，她有怨气也正常。”他的老家不在彭水县城，当了警察后每年最多回一趟家，父亲病危也无法尽孝，母亲曾经在电话里对他说：“儿啊，你当警察怎么就不兴休息呢？”女儿写过一篇《我的爸爸》的作文：“您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我看到同学的爸爸牵着她逛街，心里多么羡慕呵……”对父母，对妻子，对女儿，他除了愧疚，还是愧疚。
随曾所长去他们的集体宿舍看看，就在镇街上的移民新居里。从一条很窄的巷子里穿过去，上楼，就一个普通的套间，客厅里还放着一张临时行军床。他说现在的住宿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倍，虽然是租的房子，但已相对稳定，过去居无定所，想睡个懒觉都不可能。“现在移民搬迁基本告一段落，心里轻松多了。在移民搬迁最紧张的时候，我真的啥都不想，就想休息两天，就想放心睡个安稳觉，哪怕就在这张行军床上……”
“再难缠的钉子户，都听我的劝……”
警力少，管辖面积大，治安环境复杂，突发事件很多，曾所长和他的战友们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2005年4月20日凌晨，小河村的五六百移民把东风桥堵住了，因为材料进不去，所有的施工面便只有停工，而停一天工的损失达数十万元。曾所长带着部下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到现场，苦口婆心地劝说，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滴米未进滴水未沾。太阳烈，灰尘大，很多乡亲也看不过去了，开始后撤。就在这时，一个刘姓的村民开着一辆农用车过来又堵上了！“我们当时真的要崩溃了！一个警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上前和他交上了火，他破口大骂，我们只有按法律程序‘传唤’他到派出所。当时派出所的条件很差，在一个仓库里，他大大咧咧地进来直接坐到我们办公桌上了，后面跟着一二百个村民，拍桌、挑衅、打闹，闹到晚上6点多钟，县局派人增援拷走了带头闹事的几个人才平息下来……”
这件事情的教训让他思考了很多问题，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情绪该如何疏导？如何让移民们的“合法诉求”有正常的解决渠道？如何让法律意识淡薄的乡民知法、懂法，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执法者的形象是否只能严厉甚至粗暴？是否什么事情都只能靠法律来解决？
肯动脑筋的曾宪军找到开发彭水水电站的大唐公司的环保移民部，联合印制了《乌江彭水水电站坝区移民法制宣传手册》，把相关的法律条文及法律责任编辑成册，发到移民手中，并召开院坝会，进行普法教育。我翻看着这本印制得朴素端庄的小册子，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清楚明白，颇有针对性。
有了这本小册子，曾所长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与移民谈心，法律依据就在手上，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而移民们遇到什么拿不稳的事情，也要先翻翻小册子，有问题也要请示一下曾所长，或者先和曾所长打个招呼再做决定。“起初我总认为移民是政府的事情，不关我们警察多少事。但在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凡是涉及移民的矛盾冲突，如果不提前介入，就很可能酿成群体性的打砸抢事件，有些普通群众很可能因此变成违法犯罪分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社会问题和警务成本。移民是个世界级的难题，做好移民工作，也是我们警察服务社会的职责所在。”
如果说法律是他做好移民工作的根基的话，情感才是他做好移民工作的保证。曾所长很感慨的一件事发生在2007年7月，辖区内连续出现抢劫案，是一伙人重复作案。经过蹲点，终于发现犯罪嫌疑人，追赶中犯罪嫌疑人往山林里跑了。当时已经是黄昏，山高林深，单凭派出所这几个警力肯定追不了。曾所长就给村支书打了电话，结果大家听说是曾所长抓坏人，一下来了50多人帮忙围山搜山，其中还有曾经因为闹事被他拘留过的移民。“我现在想起还有点后怕，那是夏天，山林里常有毒蛇出没，移民们误传我被那几个坏人打了，是抱着救我的心不顾危险来追坏人的，我真的很感动，也觉得自己平时的努力没有白费。”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真心诚意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他也会以同样的真诚回报于你。曾所长在谈到移民工作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换位思考，要和移民谈得上话，交得了心”。朴实的山民一旦和你交心做了朋友，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曾所长带着我在辖区里参观时，不时会碰上热情打招呼的“熟人”，身着警服的曾所长一脸亲和的笑容，就好像碰见了隔壁的邻居或友好的朋友。我们的车子过索桥的时候，一个山民追到窗口打招呼，曾所长便停下车和他聊了几句，我还以为遇上他家的亲戚了呢？结果这就是当年开着农用车堵东风桥的老刘！也是不打不成交，虽然当时按法律程序处理了他，但曾所长花了很多时间和他谈心，给他讲清楚究竟错在哪里，而且后来仍然把他当朋友，他在移民搬迁过程中遇到困难曾所长也主动帮忙解决。“我处理过的人，出来后基本上都没有敌对情绪，而再难缠的钉子户，都听我的劝，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地方……”
就是这种朴素的欣慰，陪着他一路走来，让曾宪军身为警察的威严里有了亲和，当然，更让他的亲和里有了一种神圣的威严。不管是谈笑风生，还是不动声色，都让人信任、信服和信赖。平凡的人生便有了不平凡的意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