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大量产业和服务需求给农村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产业活动大都是为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农民工进行产业活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城市居民产生交往的过程。因此，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双方的生产和生活，关系重大。前面已经谈到，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依靠的社会关系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亲戚、同乡等初级关系，虽然在业缘关系上有了很大的扩展，但业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并未成为农民工困难时刻首要信任和依赖的关系。即是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仍然来源于以初级关系为主的“强关系”，以个人私人“两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占主要地位，而与城市居民发生的新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友缘等关系目前还未成为其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居民交往更加频繁，在生产和生活上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交往关系的融合，将农民工从孤立的初级关系依赖中解放出来，增加城乡居民之间的互信，使彼此成为其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并相互提供社会支持。但现实情况如何呢？从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出当前城乡居民关系的融合程度。
一、农民工的交往感受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交往心理
对“是否希望和城里人交往”的调查结果为：65.25%的人希望与城里人交往，10.8%的人不希望，23.8%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对“是否愿意和城里人融洽相处”的调查结果为：47.7%的人十分愿意，35.7%的人一般愿意，6.2%的人十分不愿意，9.8%的人持无所谓态度。从交往心理来看，大部分农民工希望与城市人多交往，并希望能融合相处，这说明他们在主观上具有与城市居民接近并和谐相处的心理。
（二）关系强度
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农民工都与城市居民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交往，部分人交往十分频繁。对“是否和城市居民相处融洽”的调查结果为：17.9%的人相处十分融洽，60%的人一般融洽，12.6%的人不太融洽，1.4%的人十分不融洽，8.1%的人无法确定。从关系强度上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强度较大，交往多，且能和平相处。
（三）交往感受
对“城市居民对你态度如何”的调查结果为：28.2%的人认为得到了尊重，42%的人感觉城市居民看不起农民工，29.8%的人不确定。对“城市居民是否友好”的调查结果为：认为十分友好的占12.9%，63%的人感觉一般，12.5%的人感觉不太友好，2.1%的人感觉十分不友好，9.5%的人不确定。对“感觉双方是否平等交往”的调查结果为：32.6%的人认为是平等交往，36%的人认为交往不平等，31.3%的人无法确定。调查还表明，45.5%的人有受城里人歧视的感受，54.5%的人没有受歧视的感受。对“城市人是否值得信任”的调查结果为：36.2%的人认为值得信任，21%的人认为不值得信任，42.3%的人难以确定。从交往感受上看，农民工对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总体感觉淡漠、疏远，不如与自己的亲友、同乡交往那样感觉亲密。
（四）交往经历
调查结果发现，45.2%的农民工有到城里人家作客的经历，54.8%的人从未到城市居民家中去过。就相互帮助的情况看，13%的农民工经常得到城市居民的帮助，58.7%的人偶尔得到，28.2%的人从未得到过；26.8%的农民工经常帮助城市居民，59.1%的人偶尔向城市居民提供帮助，14%的人从未给城里人任何帮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经历表明，尽管两者交往较多，但交往并不深。
二、城市居民的交往感受
2005年8月，金萍教授就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对湖北省城市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行为评价比较客观，其中有不少居民是“多选”：第一，关于农民工身上的优缺点。84%的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的最大优点是吃苦耐劳，62%的人认为老实本分，30%的人认为善良，21%的人认为正直，86%的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最大的缺点是不讲卫生，78%的人认为无知，47%的人认为不理性，35%的人认为没有教养。几乎无人认为农民工“自私”。第二，关于农民工过激行为的分析。对于农民工的过激行为，多数城市居民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如对于少数农民工采取“跳楼秀”等手段讨薪的行为，53%的城市居民认为是由于他们走投无路所致，41%的人认为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只有4%的人认为“这只是他们的恐吓手段，做做样子，破坏社会治安”，2%的城市居民“无法理解”。第三，关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冲突。当发现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争吵的时候，84%的城市居民会保持客观，就事论事，实事求是；14%的城市居民同情农民工，认为是城市人仗势欺人；只有2%的城市居民第一印象认为是农民工不对，支持城市人。
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41%的城市居民认为是件好事，5%的人认为是件坏事，38%的城市居民认为好坏参半。对于农民工进城工作，69%的城市居民有些担心，其中，40%的城市居民担心治安，29%的城市居民担心被抢了工作。
调查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群际歧视与冲突存在。96%的城市居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歧视农民工现象。农民工也有强烈的同样感受。88%的农民工感到城市居民瞧不起他们；90%的农民工有受歧视的感觉。在歧视农民工的人当中，城市居民占34%，老板占30%。对受到歧视后的心理感受，80%的农民工很生气，12%的人感到自卑，4%的人想找机会报复，4%的人准备回家乡。调查显示：50%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发生过冲突，其中95%为言语冲突金萍，关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的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6（6）。
2006年8月，赵恒、李景平、石刚等就同样主题对西安市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进行了社会调查。从城市居民的角度看，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现象的评价存在正负两种结果。在661份有效问卷中，认为“基本是一件好事”的有180人，占27.2%；认为“好坏参半”有315人，占47.7%；认为“基本是一件好事”有126人，占19.1%；认为“难以判断”有38人，占5.7%；另有2人没有作答，占0.3%。对“您认为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居民、社会带来什么好的影响”的回答，在661份有效问卷中，选择“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脏苦累险的工作是他们干的”有388人，占58.7%；选择“给城里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有264人，占39.9%；选择“农民进城缩小了城乡差距”有90人，占13.6%；选择“给城里人带来房租等收入”有61人，占9.2%。对“您认为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居民、社会带来什么坏的影响”的回答，在661份有效问卷中，选择“导致了违法犯罪的增加”有320人，占48.4%；选择“抢走了城里人的饭碗”有223人，占33.7%；选择“不讲卫生，弄脏了城市环境”有213人，占32.2%；选择“挤占城里人各种公共资源”有199人，占30.1%；选择“把城里人的钱赚走了”有47人，占7.1%。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关系的分析评价
从重庆、湖北、西安三地课题组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关系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已趋平常化，彼此已经习惯对方的存在，并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步进入对方的领域，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不平衡的交往障碍。
（一）交往愿望：冷热不一
调查结果表明，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农民工希望与城市居民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愿望较为强烈，65.2%的人愿意与城市居民交往，而城市居民对此则显得比较冷淡，在交往过程中城市居民也表现得比较淡薄，以至于多数农民工感到被城市居民疏远，没有亲密感。这种冷热不一的交往心理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身份差异。城市居民属城市户口，而农民工的制度身份仍然是农民，制度身份的差异加强了城市居民的制度优越感。身份的优越感导致了心理优势，故在与被城市“边缘化”了的所谓的“二等公民”的交往中表现得不积极。第二，社会资本的差异。城市居民在经济条件、组织和制度支持等方面比农民工都更有优势，社会资本积累更为雄厚，与农民工的交往关系在其社会资本积累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不太重视与农民工的次级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第三，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一方面，城市居民属于本地居民，是城市常住人口，而农民工一直被看做城市过客，流动性大。城市居民的心理优势降低了其交往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农民工的流动性也不利于稳固的交往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城市居民的消费是农民工收入主要来源，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使被服务者具有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体现在行动上则为交往的被动性。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交往愿望的冷热不均可能使农民工较为积极的交往心理产生挫败感，降低其主动交往的积极性，使其在城市的社会嵌入存在困难。因此，要消除城市居民的自我优越感，解决心理问题，平等、友好地看待农民工，应主动加强城乡互动。
（二）交往深度：停于表面
农民大规模进城已经20多年了，经过多年的适应，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了农民工的存在，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也经常遇到或交往到农民工。虽然城乡关系在城市中发展了20多年，但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将城乡关系推向更深的深度，仍停留于表面的交往关系。据金萍教授的调查，“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淡漠，疏远的农民工占67%，认为两者关系亲密的占33%，97%的城市居民认为两者关系淡漠、疏远”。调查发现，“5%的城市居民从未与农民工交谈过，17%的城市居民只是偶尔与农民工说话，只有18%的城市居民经常与农民工打交道。城市居民关注和谈论农民工问题的很少，10%的人从不感兴趣，仅有8%的人经常谈论，城市居民一般是通过电视、新闻、报纸、广播、听别人说、家政服务等渠道了解农民工”金萍，关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的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6（6）。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交往关系的不稳定。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属于业缘交往，城市居民的职业与农民工职业联系和交叉不多，主要是因生活需要发生业缘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持久。因此，双方交往难以深入。二是心理原因。城市居民在身份、经济条件、社会资本等方面都具有心理优势，对农民工的关系依赖性不强，缺乏交往的主动性。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两者交往深度仍停于表面。而要推进关系的深入，就要推进两者的职业融合，缩小职业分层的差距，在业缘关系上得到加强，还要解决城市居民的心理问题，缩小两者心理距离。
（三）交往效果：互惠互利
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着脏、累、差、险等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为城市人生活和工作提供着各种服务，其消费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大量收入。在交往过程中，城市居民从农村居民群体了解到了大量农村文化和信息的同时，农民工也在交往过程中获得收入，接触到了城市的各种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并开始在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在此过程中，尽管存在一些利益冲突，但总的来看，双方都从交往中获得了好处，实现了互惠互利，且能和平相处。因此，可以说双方的交往效果是良好的。
（四）交往感受：歧视与偏见
从对前面的交往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42.0%的人感觉城里人看不起农民工，45.5%的人曾受到城里人歧视，36%的人认为与城里人是不平等交往。对此原因，赵恒等人的调查结果可作出解释：在238份选择歧视选项的问卷中，回答“城里人有城市户口，而我们没有，他们在身份上歧视我们”有143人，占60.1%；选择“城里人收入高，比我们有钱，所以看不起我们”有165人，占69.3%；选择“城里人看我们穿得破烂，嫌我们脏，不讲卫生”有155人，占65.1%；选择“城里人拥有许多我们农民所没有的特权和福利”有129人，占54.2%；选择“城里人比我们有文化，嫌我们愚昧和粗俗”有119人，占50.0%，从问卷回答的情况来看，歧视和偏见主要是由身份差异、经济收入差别和生活习惯、文化水平差异引起的。为此，要消除歧视和偏见，一方面，要引导市民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农民工，另一方面，农民工需要在提高文明素质、改变生活习惯等方面作出努力。从根本上讲，这还是由身份差别引起的，要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就必须打破身份差别管理，消除附加在身份背后的各项制度特权，只有在制度上能平等地得到社会支持，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直到城乡差别缩小甚至消失以后，歧视和偏见才可能随之消失。
经过20多年的相互适应和磨合，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基本上在工作和生活中已经接受了对方的存在和行为方式，在交往频率、广度深度上较最初已有所进步。城市居民的需求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城市居民的言传身教和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改造了农民工原有的乡村人物形象，而城市居民也从农民工身上得到了所需服务，双方也达到了互惠的效果。但是，由于二元化的管理制度和先赋条件的差异，城乡居民在城市社会关系中存在一些冲突与矛盾。在城市这把宽大标尺的衡量下，城乡居民的差异表现得十分明显：身份差别、文化水平差别、经济收入差距、文明素质差距，这些差别和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差异，拉大了相互间的心理距离，使得20多年的城乡交往仍停于事件表面。从调查结果来看，城乡两个社会交往圈仍处于独立运行状态，叠加和嵌入面相当有限。
农民工的制度身份是农民，但从事着非农产业，又能有城市产业工人的职业身份，这种双重的身份塑造了他们的双重人格，在其身上体现出了人格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存与交融，这种人格特征的双重性反映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而利益格局的失衡最终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出现。这种冲突主要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和心理认同方面体现出来。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初期，大量农村人口出现在城市，减少了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分离了部分公共资源，带来了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给城市人口带来了心理上的紧张和不适，彼此的不适应造成了双方的社会关系紧张和心理排斥，社会冲突随之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在城市这一“参照系”下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方式，逐渐从传统的乡土居民的形象中解脱出来，适应城市的现代性，拉近了与城市居民之间各方面的距离，社会冲突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因个体发展的差异也开始出现群体分化，大部分经营较好的人处境得到改善，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居民的生存标准，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社会成为标准的城市居民。而一小部分人则原地踏步甚至有所恶化，进一步偏离了城市社会标准，更加被边缘化。这种分化使部分人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而另一部分人则加剧了与城市社会的偏离与冲突。在短时期内，城乡居民的各种差别难以完全消除，而这种社会融合也必将经历一个分化与冲突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