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讨论的是发生在四川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同志之间、组织之间的几次争吵。争吵的双方包括一些杰出的共产主义先驱者，而且争吵激烈，互相“上纲”，影响很大，是一段不容回避的历史。
使用争吵这样一个标题，似乎有失恭敬。在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之间，要么是亲密无间，团结一致；要么是开展原则性的论争，怎么会是争吵呢？但是，感情的倾向掩不住历史的真实。下文将要讨论的三次争吵，有的是带原则性的，可以辨别出是非曲直；有的则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原则上的分歧和带理论色彩的论争……而只不过是个性之争，意气之争，门户之争，说彻底一点，是领导权力之争。
由于各方处理的态度不同，这几次争吵带来的后果，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
作如此说，岂不怠慢了先贤？不！要知道，当时党还处于幼年，这些杰出的先辈们当年也都还是刚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思想体系脱颖而出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在成长之中。只有摒弃美化、净化的成分，如实地表述历史进程，才能准确地反映我们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才能真正表现革命先辈们每前进一步所闪烁的光辉，也才能使后来者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有鉴于此，乃根据部分新发现的史料，对这一段历史提出有悖于某些传统说法的认识，就教于史学工作者和革命前辈。
一、第一次争吵：“王童之争。”
这次争吵几乎是从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成立就开始的，争吵双方的主角是王右木和童庸生，故称“王童之争”。
王、童二位都是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播火者、举旗人，都为四川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团组织的创建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最后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王、童之间曾经一度有过较好的合作。王是老师，是指导者；童是学生，是助手……王右木在成都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中，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成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信奉者，都是受到王右木的“感化”；第一批十几个团员，也都是王右木介绍入团的。而王右木则是1922年夏到上海与团中央取得联系，入团为特别团员，并受团中央委托，回川发展团员和指导建立团组织。1922年10月15日，王右木召集团员会议，选举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王右木本以最高票当选，但因是超过28岁的特别团员，未经团中央同意，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乃由童庸生以次高票数当选为书记，两人的裂痕也就从此开始。
只过了一个多月，就以十分激烈的形式，即童庸生等人的退团而公开决裂。
对于这次争吵以至分裂的原因，当时双方就各执一说，猛烈抨击对方。后来的研究者亦各有倾向。研究和推崇王右木的，都援引王右木给团中央的几次报告，认定问题在童庸生，说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个人主义思想较严重，任成都团地委书记后被“安派”（安：安那其；“安派”，即无政府主义派）所利用……王右木是完全正确的，并对童庸生进行了批评帮助，终于使他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研究和推崇童庸生的则大都避而不谈这一段历史，或者说童庸生只是辞职退出执委会，不会是退团。而童庸生自己当年却是毫无隐讳地宣称自己是退团，但把原因归在王右木等人身上，“纲”上得更高，说王右木是袁世凯“帝制余孽。”
……“投机于社会主义”，“耻与为伍”。
那么，王、童之间的互相攻击，并为有的研究者引以为据的这些问题是否真有根据呢？不，笔者以为大都是不实之词，没有根据。
先说童庸生。说童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在四川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间，很少没有受过这种思潮的影响，包括王右木本人在内……他就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说这种思潮的影响在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曾经起到过某些积极的作用，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但指责童庸生在担任团地委书记之后还“受‘安派’利用”，则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根据；相反，查有实据的是童庸生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曾多处反映无政府主义派的情况，并加以抨击，立场是鲜明的。王右木还把童庸生和团员吕式宪联系起来，确指吕是“安派”，由童介绍入团，以后又相继退团。或许这就是“受‘安派’利用”吧？关于吕式宪的情况，他是否“安派”，我们尚不清楚。即便如此，也很难说童就是受了利用。何况成都地方团成立不过月余（按继童任团地委书记的蒋雪邨的说法，童接事才10余天）就矛盾激化，童庸生退团。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什么重大问题上能判定他“受‘安派’利用”了呢？
再说王右木。攻击王右木是“帝制余孽”、“筹安会分子”，更属无稽。这也不是童庸生的发明，不过是拾人牙慧来攻击自己的对手。原来王右木在日本留学时……因主张“德谟克拉西”（民主）并以此精神抨击了一些人，一个四川留学生欧阳钧恼羞成怒，诬蔑王是筹安会员。“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王右木由此背上了一个大黑锅。童庸生明明知道王右木是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并亲身受到他的影响，却把多年前的一盆污水硬往他头上泼去，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正大的……
如上所述，加给童庸生的“无政府主义”，加给王右木的“帝制余孽”，均属“莫须有”，不能成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方向路线上的分歧。
除了政治帽子，王、童还互相指责对方的思想作风。王说童“性情乖谬”，“自藏私心”，“以诈术猎取书记”（这大约就是被后来的研究者以现代术语演义为“个人主义”的根据）童说王“卑污下贱”，“口是心非”，“心里龌龊”。这些显然也都是不实之词。王、童二人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他们都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彻底献身的高尚品格，不存在这种人格上的污点。但如果剔除他们互相攻击的分成，也毋庸讳言，他们各自也都有某些性格上的弱点。个性的冲突又导致了领导权力之争，即王右木所说的童庸生“以诈术猎取书记”，他又“让书记不当，都是大错”。这就是这场争吵的实质。
要着重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权力之争，不是说他们为了个人私利而争权。那时候干革命无任何私利可言，有的只是奉献与牺牲。只是他们都极为自信，认为自己正确，力图按自己的意志来领导成都地方团的工作，一个是当选的书记，一个是当然的指导者，互不相让，实际上就产生了领导权之争的问题。
王右木在闭塞、窒息的四川，首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义旗，从茫茫黑夜中冲杀出来，艰苦卓绝，坚忍一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团结了大批革命青年跟随他前进。但在某些实际工作中，却又性急量窄，常与同志发生争吵，把关系弄僵，影响团结。他自己说：“贤者如恽代英也批评”他。为此，他对恽代英有所不满，并把恽代英也和无政府主义挂连起来。其实，恽代英是充分肯定王右木的，认为他热情，忠实，尽力支持他；同时也批评他“唯支配欲太盛而褊狭躁急……每与其他分子多意见耳”。这个批评，可能是中肯的。一位早年王右木的追随者在回忆这位导师时，极力颂扬了他的高尚品德和卓越业绩，但也提到他在与同志争论时“往往面目严峻，青筋突出，口沫飞溅，言语急促，一反平时从容不迫，分析问题极有条理的态度”。可以想见，王右木之“躁急褊狭”。童庸生既有类似的优点，也有类似的缺点。杨闇公曾归纳同志们的意见，批评他：“庸生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个性也强，加以感情变化太大……故易出现躁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张锡畴说他：“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两强相遇硬碰硬，当时又还没有正确处理党（团）内矛盾的准则与经验，于是，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
至于童庸生是否“以诈术猎取书记”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以王右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当时的名望，他应是成都地方团的最恰当的领导人。但因超龄的缘故……由童庸生当选团地委书记。按选举程序是合法的，按各方面的条件，舍王右木外无出其右者，不是什么“以诈术猎取”。问题是在这以后，王、童二人都缺乏冷静谦逊，互相尊重，正确对待，各自都有一批拥护者，遂至矛盾激化。
“王童之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童庸生退团，影响了一批人相继退团，成都地方团内思想混乱，活动停顿，“死气沉沉”，“几至基础不存”，过了将近半年才“勉强复活”。而继任团地委书记蒋雪邨又倾向于童，缺乏积极性，工作仍无起色，直到王右木担任了书记后工作才逐渐有所恢复，但已丧了不少元气。王右木和童庸生在这场争吵中身心都受到损伤，王右木说他“受筹安会之名之累。”
……“头痛欲裂，心烦若狂”；庸生转到重庆后，继续奔走革命，而屡屡碰壁，因而“一息三叹，志士垂泣”。敌人的压迫没有使他们皱过眉头，而内部的争吵却使他们心力交瘁，互受伤害，至感痛苦，但他们却始终没有停止争吵，直到王右木牺牲。这就是这次争吵的消极作用。
二、第二次争吵：“成渝之争。”
这次争吵完全是“王童之争”的延续，不过已经发展为成渝两地团组织之间的矛盾了。
有的研究者把童庸生退出成都地方团看做是政治上的动摇。对这个问题似可作一点具体分析。以现在标准看，退党退团当然是严重的问题，但在当时创建之初，还没有建立这样明确的组织观念，也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具体规定。童庸生1922年12月退出成都地方团，但并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没有退出共产主义运动。1923年初，他回到重庆即加入重庆地方团，随后成为重庆团地委的主要领导人，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在重庆进步青年中享有较高的声望。
有的研究者还提出，是在王右木的耐心教育和批评帮助下，童庸生才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重新回到团内来。这纯属“想当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童庸生加入的是重庆地方团，不是回到成都地方团。两个地方团当时既没有统属关系……也没有密切的“横向联系”。童庸生加入重庆地方团，不是王右木批评教育的结果，而是两人在成都严重争吵发生分裂的结果。由于两人争吵一直没有停止，后来两人分别是成渝两地团组织主要的领导人，各具影响，遂使两人间的争吵演变成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王、童二人已经分开，各居一地，各干各的革命，还要继续争吵不休，并扩大到两个组织之间呢？一方面是积怨难平，各自为申诉在这场争吵中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两人当时的处境都有困难，而这困难又与这场争吵有很大关系，需要抨击对方来实现某种意图。这在童庸生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原来，童庸生后来参加的重庆地方团成立于1922年12月，但团中央长时间未予批准，也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王右木则与团中央有密切的联系，受到信任与器重，王右木确实也向团中央反映过重庆地方团的问题，也许对团中央的迟迟不予批准有影响。于是……童把两者联系起来，迁怒于王。1923年11月4日，他在给团中央的信中抱怨说：
“在成都所作一切即（既）被王右木先生掠夺，在渝不遭中央批准。”他进而由王右木联系到整个成都地方团，一概否定，并要求在重庆成立区团，统一领导全川各地团组织。同年，童以重庆地方团执委会的名义向团中央报告，声称“成都之青年团因王右木（本帝制余孽）关系成进步党杨森之走狗矣。可笑可笑，可否商请中央将重庆指定为区团地点，以免成都恶政治臭味渗入，专养成一最热烈最有革命性的青年团。”在重庆地方团经团中央批准之后，在王右木外出途中牺牲（当时当然还不知道）之后，仍然毫不放松，继续进行攻击，积怨可谓深矣……王右木在成都的处境也困难。童庸生到重庆后，在成都仍有影响，王右木推荐蒋雪邨任第二届团地委书记，期“能调洽各方矛盾”。但蒋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而在王、童之争中是童非王，所谓“对于童之谣言，好似大受感动”。又辞职不干。王右木任书记后仍是内外交困，自称是“常在被攻击中过日子的人。”
……于是，每提到团内情况时，常以童庸生为靶子，加以批判。
以上引用的材料，均出自王、童双方向团中央的报告，所谓笔墨官司一类。在实际生活中，争吵必然更为剧烈。由王童之争而导致成渝之争，严重影响了两个地方团的关系。继王右木成都团地委第四届书记的张霁帆（也是一位烈士，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重庆“与成都因团员间有感情不睦者，遂终未联合通消息”；“川中努力同志极多均以组织不良而不能团结”。
这就一定影响了全川团组织的统一和联合作战，削弱了战斗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26年初。其时，党的重庆地委成立，团重庆地委受团中央委托，把全川团组织统一领导起来。完成这一使命的就是童庸生。不过，这时形势发展了，人也成长了，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川团组织的团结统一。
三、第三次争吵：“萧‘唐’之争。”
萧，是大名赫赫的萧楚女；唐，是唐伯焜，重庆地方团的主要筹建人。其所以在这里的唐字上加引号，是指以唐伯焜为首的一批人，包括杨闇公、童庸生等团的主要骨干，即萧楚女所说的“唐派青年”，当时占重庆地方团组织的多数。
这次争吵比前两次有所不同：1）除了扣帽子，“唐派”对萧楚女攻击的论点是明确的，因此也就易于辨别是非；2）双方，首先是萧楚女，同时也包括“唐派”中的多数后来的态度都是理智的，这与团中央的态度鲜明有很大关系；3）争论的结果与前两次相比也就很不相同。
萧楚女分别在1922年、1923年和1924年三进山城，到1925年5月出川，先后在重庆实际工作了一年半，主要从事两项工作：教育与新闻，担任重庆公学、四川省二女师教师任《新蜀报》主笔。他以犀利的文章和雄辩的演说，热情宣传共产主义科学、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军阀政治、国家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横扫千钧，所向披靡，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唐伯焜，巴县人，留日学生，1922年在上海入团，自称受党、团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施存统的委托，回渝筹办青年团。此说应是可信的。在1922年10月9日，重庆团地委成立之前，他担任“临时书记”，1923年又当选为团地委书记。可见他早期确起过一定作用，并在重庆地方团内有相当影响。但此人的政治素质和思想作风都很差，以致逐步堕落：1）在当时敌人的高压之下，他主张办青年团要公开宣传和组织，他本人还印着S·Y·书记的名片招摇。2）唐伯焜把重庆地方团视为私有，企图把持团委，颇有“我必终身任事之势”。品德作风格调低下，常“为物欲所蔽”，“沉溺妓者家中”。因此，杨闇公说他“太瘟了”，“不是吾道中人”；童庸生也看不起他。
唐伯焜是从内部攻击萧楚女的发难者和组织者。他为什么要攻击萧楚女？既然杨闇公、童庸生鄙视其为人，可为什么又要附和他呢？
萧楚女与唐伯焜是老朋友，萧楚女第一次到重庆与唐伯焜由上海回重庆几乎同时……唐伯焜筹建地方团，萧是知道的。萧与团中央保持联系，并受团中央委托负责考察重庆地方团的情况，对这时重庆地方团的状况显然不满意，向团中央反映过他的问题，这对团中央迟迟不批准重庆地方团的正式建立也必有影响。萧楚女对重庆地方团保持一定距离，与某些团员有交往，但不参加组织，也不参与地方团开展的某些活动，而独立在青年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似乎团中央曾有意委派萧楚女参加重庆地方团的组织和工作，遭到萧的谢绝。如此，遭到唐伯焜的“内心日多‘疑’、‘嫉’”，疑其另行组团，夺走了他的势力范围；嫉其在青年中的影响。从1923年起，唐即散布对萧的流言蜚语。1924年下半年以后，更为变本加厉，与杨闇公、童庸生等“共议对楚女的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攻击萧楚女。至于杨闇公、童庸生之附和唐伯焜，只能说是一种门户之见，宗派情绪……因为萧楚女是“外来户”，不是本地、本组织的人。这或者是当时表现出的一种“盆地意识”吧！
唐伯焜等攻击萧楚女，没有什么问题好抓，便也是采取惯用的伎俩，把萧楚女挂在某一敌对的派系上，以定罪名。一是说他参加的《新蜀报》是进步系报纸，投靠了进步系；二是说他1923年在万县曾受聘任杨森军部秘书，投靠了军阀。这些罪名完全没有道理。《新蜀报》是当时重庆倾向较好的报纸，由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陈愚生创办，后继的总编辑周钦岳曾任重庆团地委第一任书记，陈毅从法国回川也在《新蜀报》工作过。萧楚女利用这块舆论阵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之面目更加为之一新，并为这家报纸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决不是一顶“进步系”的帽子可以抹杀的。至于萧楚女受聘为杨森军部的秘书无非是利用矛盾，创造条件，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军阀部队工作，不等于为军阀工作，唐伯焜自己不就在余际唐部队担任了军法官，并被认为是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吗？这里的是非是不难辨别的。但是这些无端的攻击……却适合一些“左”倾幼稚青年的口味，有一定市场。这颇使萧楚女恼火。
为了处理四川各地方团内存在的问题，团中央采取了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赋予全权，负责整顿全川各地团组织；同时，通知唐伯焜，“嘱其无干渝事”。这就为解决“萧‘唐’之争”定下了基调。
萧楚女接受团中央的委托，但因路途相距太远，谢绝了对成都、泸州两地方团的整顿之责，只负责对重庆地方团的整顿。他处事冷静，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纠缠争吵的输赢，在整团中着眼于从根本上提高全地方团的素质。
首先，他推动团地委参与并协同领导了当时因发生“德阳丸惨案”而掀起的反日运动。通过这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锻炼，加深了互相的了解，统一了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的认识，有了共同的语言和行动，并使重庆地方团从一个“研究小团体”的状态，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
第二，他尖锐地批评了唐伯焜一人，对其他同志一概取团结的态度。即使是对唐伯焜，当时似乎也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处置，从而团结了绝大多数。
第三，真正地选贤任能，捐弃前嫌，选拔曾经反对过他的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人才担任团地委的主要领导职务，不仅改善了重庆地方团的领导，而且为重庆建党奠定了基础，确定了大革命时期充分显示出战斗力的全川党、团领导班子的基本格局。
在重庆地方团方面，除了唐伯焜在整团中继续有所干扰外，其他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冷静下来，顾全大局，服从真理。继唐伯焜任团地委书记的罗世文首先表示，既然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特派员，自当与他合作。随后又向团中央报告，重庆同志已与萧楚女取得谅解，共同努力工作。
这段以争吵开始，以团结告终的历史，是四川党团创建史上的一段佳话，反映了前驱者们在成长道路上的进步，对后来四川历史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学习历史，启迪后人。如果说发生在60多年前的这三次争吵，是先辈们在探索的过程难以避免的现象的话，那么，在党已经执政多年的今天，不少人名利重于事业，内耗多于工作，仍然不断地重蹈覆辙，就必然受到历史更加无情的惩罚。有的人在历史经验面前并没有聪明起来，历史的悲剧往往就是这样重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