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区的发达程度已经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上已经形成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美加大湖都市圈这5大都市圈，代表着当前世界经济区发展的巅峰力量。在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城市为纽约、东京和伦敦。尽管三者拥有不同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却是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前三位的支配中心。因此，依托这三个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经济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经济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其他所谓的经济区在一定范围或某一时段曾得到关注，但只有这三大经济区已经被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研究部门共同认可。
一、纽约都市圈〖1〗
（一）纽约都市圈的基本概况美国的纽约都市圈，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在这个区域中，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
纵观整个纽约城市圈，它的层级结构酷似一座金字塔：塔尖是纽约，第二层是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4大城市，再下面则是围绕在5个核心城市周围的40多个中小城市。5大核心城市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相互补充，纽约与周围城市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和产业链的形成，成为这一都市圈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二）纽约都市圈的形成过程
纽约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时间阶段发展特征1870年以前各城市孤立
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产业发展呈现“一、二、三”产业格局，众多小城市呈现松散分布状态1870—1920年区域性城市体系
形成阶段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数量显著增加，以纽约、费城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城市发展轴线形成，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1920—1950年大都市带雏形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城市建成区基本成型，中心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城市发展超越了建成区的地域界线，逐渐形成大都市区1950年以后大都市带成熟阶段科技迅猛发展，交通和通讯发生革命，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城市郊区化的出现，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四大都市群横向蔓延，相互连接，最后发展为跨越数州的大都市圈（三）纽约都市圈形成的主要经验
1.科学的城市规划至关重要
纽约城市规划起始于1929年，由非官方和非营利性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协会（PPA）”编制，迄今为止，PPA共进行过三次纽约区域规划。PPA认为，纽约都市区是美国卓越的城市地区，同时也是全球性机会的象征，纽约都市区必须集聚所有力量，依托该市所在3个州综合安排区域的发展，保持并提高它作为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占据发展的制高点，所以应特别考虑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
纽约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效应，首先表现为都市圈内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格局，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以其科技、资本和产业的优势，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起着先导的创新作用，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既成功地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实力和地位，也使周围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3.有序的地域分工格局是区域持续发展的保障
纽约都市圈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能力，来自于大都市圈内的区域分工格局。借助纽约的资本优势，都市圈内的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各自的产业亮点。以纽约为核心，制造业带、交通带、城市带融为一体，形成了多核心的城市群体系。区域内产业布局调整合理，增大了城市间的互补性，从而增强了整个都市圈的经济稳定性。
表1-2纽约都市圈的区域功能格局
地区职能纽约大都市区美国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有全美最为发达的商业和生产服务业，华尔街所在地波士顿大都市区集中了高科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服务、建筑和运输服务业，其中高科技产业和教育是波士顿最有特色和优势的产业，有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子、生物、宇航和国防企业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著名学府所在地续表
地区职能费城大都市区地处纽约大都市圈的中部，经济结构比较多元化，主要产业有健康产业、制药业、空间制造业、教育服务和交通服务业，是纽约大都市圈的交通枢纽华盛顿大都市区作为美国的首都，是全美政治中心，大部分工作机会直接或见解来自政府部门。华盛顿地区在国际经济中也有重大的影响，全球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总部均位于华盛顿巴尔的摩大
都市区巴尔的摩区自殖民地时期就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和商贸中心，与华盛顿特区的接近使得它分享了很多联邦开支和政府采购合同，国防工业在巴尔的摩有了很大发展。服务业现在成为巴尔的摩最主要的产业，占该市区非农产业的68.8％
二、东京都市圈
（一）东京经济圈的基本概况东京都市圈主要指日本东海岸太平洋沿岸城市带，从东京湾的鹿岛开始经千叶、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神户和长崎，总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占日本总面积的26.5％，人口近70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61％，全日本11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有10个在该城市经济圈内。东京城市经济圈居于日本三大都市圈的第一位，兼有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确立起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东京都市圈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十分强大。作为金融中心，全日本30％以上的银行总部、50％销售额超过100亿日元的大公司总部都设在东京；作为交通中心，区域内拥有日本最大的港口群体和航空网络，时速达200千米的新干线和地铁几乎能到达所有重要地区，铁路、公路、航空和海运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通向日本全国及世界各地。
（二）东京都市圈的发展模式
1.东京都市圈的区域功能格局
1985年，日本国土厅大东京都市圈整备局对区域改造进行了规划，提出将东京“一极集中”的结构改变为“多极、多圈层”的城市结构，即将大东京都市圈进一步分成几个自立性的区域，在它下面又细分为业务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在那里配置政府机关、业务、金融、信息服务等中枢机构或会议场所，培育出自立性强的都市圈，并对各自的职能进行了相对明确的分工。日本政府根据区域职能分工，进行科学合理的投资。
中心城市东京为整个城市群体的中枢管理城，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整个城市群体的政治、经济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的组织管理，在文化娱乐方面主要增强它对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其他城市的活动是在中心城市的统一规划下展开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业过度集中带来的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中枢管理活动“点”的高度集中和生产、生活活动“面”的水平分散的这种空间分散和内在联系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2.东京都市圈的产业布局
都市经济圈城市间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区域内产业的协调发展。目前，东京大都市圈内形成了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与合作体系，即各核心城市根据自身资源、自然条件等特色，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的职能，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发挥了整体集聚优势，各核心城市发展形成了基于自身优势的产业集群。
表1-3东京都市圈内产业分布
地区区内中心城市职能东京东京国家政治、行政、金融、信息、经济、文化中心多摩地区八王子市、立川市高科技产业、研究开发机构、大学的集聚地神奈川地区横滨市、川崎市工业集聚地和承担国际港湾职能、其中横滨市拥有国内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横滨港，也是部分企业总部、国家行政机关的集聚地崎玉地区大宫市、浦和市接纳了东京都市区部分政府职能的转移，已成为政府机构、居住、生活、商务职能集聚地，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日本的副都千叶地区千叶市东京成田机场所在地，商品展示和国际交流，国际空港、港湾、物流、临空产业集聚地茨城南部土浦市、筑波地区以世界三大信息产业重镇之一的筑波科学城为主体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集聚地
（三）政府建设东京都市圈的措施
1.出台法律法规支持区域发展
日本政府1956年颁布了《首都圈整备法》之后，根据《首都圈整备法》先后五次编制实施了首都圈基本规划，对首都圈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第一次规划在1958年，将新宿、涉谷和池袋作为缓解CBD地区成长压力的城市副中心，并在东京周围建成一圈宽广的绿带，绿带外是卫星城镇发展工业和大学校区。但东京的城市扩张并没有按照该计划，最近一次规划即第五次规划是在1999年编制的，规划期从2000年到2015年，再次强调了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网络构造”的设想，规划将首都圈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考虑，还从区域合作的角度考虑到首都圈周边区域的发展。
2.利用财政税收职能引导产业发展
都市圈的发展除了依靠规划引导和法律保障外，还充分利用财税政策：一是通过国家项目对地方基础设施进行直接投资，二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都市地域发展项目；三是政府还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专项贷款和导向贷款，以引导市场主体投资方向和表明政府产业政策；四是日本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优惠措施，促进新兴产业城市的开发。此外，近郊整治地带、城市开发区域内的工业园开发，还可享受《首都圈近郊整备地带以及城市开发区域整备法》所规定的税制特别措施。
3.建设东京都市圈的行政安排
国土交通省大都市整备局直接管辖东京都市圈的土地规划、交通圈建设和防震措施等，并负责编制大都市圈发展规划。首都圈内各地方，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进行具体规划。具体到区域内地方产业发展是由经济产业省负责的。
产业集群政策是经济产业省在21世纪初提出的。其中政府部门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产业与学术界合作机制，加大对区内核心商业的支持、提供人才培养项目，发挥产业群内各部分间的协同效应。政府还召开产业群金融支持会议支持城市内产业群发展，加强企业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建立当地风险投资基金，为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三、伦敦都市圈
（一）伦敦都市圈的基本概况
英国的伦敦都市圈又称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群，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该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和众多的小城镇。这一地区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总面积约4.5万平方千米，人口3650万。
伦敦大都市圈的区域经济，不论在结构还是在动态上，都受到其作为国家首都和世界金融中心双重角色的影响。伦敦是英国政府的中心，它的许多机构都与政府息息相关，伦敦也是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的中心。这个双重角色，使伦敦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动荡中一直站立得很稳，能够保持与纽约和东京一样的世界金融中心位置。
（二）伦敦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1.早期规划阶段
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1942年，委员会遵循“调查—分析—规划方案”的方法开始编制伦敦规划，1944年完成轮廓性规划报告，其后又陆续制订了伦敦市和伦敦郡规划。当时的规划方案是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千米的范围内建设4个同心圈，大伦敦的规划结构为单中心同心圆封闭式系统，采取放射路与同心环路直交的交通网路连接。
1946年《新城法》通过后，掀起了新城建设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解决城市人口集中，住房条件恶化，工业发展用地紧缺等问题，在离伦敦市中心50千米的半径内建成８个被称为伦敦新城的卫星城。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伦敦发展规划成功编制，该规划试图改变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使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形成三条长廊地带，在长廊终端分别建设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的城市，以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调整了疏散大城市及建设卫星城的有关政策，1978年通过《内城法》，开始注重旧城改建和保护。
2.现代规划
1992年，伦敦战略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伦敦战略规划白皮书，突出体现了四点指导思想：第一，重视经济的重新振兴；第二，强化交通与开发方向的关联性；第三，重视构筑更有活力的都市结构；第四，重视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1994年该委员会又发表了新的伦敦战略规划建议书，强化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明确了伦敦都市圈和地方规划圈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战略。
1997年，民间规划组织“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发表了为大伦敦做的战略规划，该战略规划涵盖伦敦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的发展，旨在确定伦敦如何面对挑战、抓住机遇。这次规划根据伦敦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同时对改善环境和建设便捷的交通廊道给予了较高关注。
（三）伦敦都市圈发展的主要经验
伦敦都市圈由封闭到放射，最后形成圈域型都市圈，前后历经50年。从伦敦都市圈发展与形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1.政策实施促进了金融业的大发展
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的管制接触过程是由撒切尔政府关于不干涉主义的法令引起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伦敦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地位。英国政府作出一系列政治决策，撤除了其工业和商业圈方面的许多管制，这项决定也被称为“金融大爆炸”。“金融大爆炸”政策的实施，对政府建设和房地产市场以及伦敦金融商业区的规划有重要的影响，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2.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都市圈有序发展的前提
伦敦的城市圈雏形最早形成于1800年，但“巴罗委员会”规划的4个同心圈为伦敦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规划虽然在其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对控制伦敦市区的自发性蔓延、改善杂乱的城市环境起了较大的作用，对1949—1950年各国大城市的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1960年代的调整，直到1971年形成的由内伦敦、大伦敦、标准大城市劳务区和伦敦大都市圈四个圈层构成的圈域形都市圈，说明伦敦都市圈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了始终如一的基本指导思想。
3.政府法律手段是规划实施的保障
在伦敦城市规划过程中，政府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英国议会1944年通过的《绿带法》，1946年通过的《新城法》，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圈的发展，也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带的形成。
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基本概况
位于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简称“长三角”），是以上海市为中心的大都市经济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南”地区），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潮州、嘉兴、绍兴、舟山（浙东北地区），共计16个城市。区域面积约10.01万平方千米、总人口约7574万人。在这块占全国1/50陆地面积、1/10人口的地方，创造出了占全国1/5的国内生产总值、1/4的财政收入和进出口总额。
目前，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已处在向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的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今后五年，城市化进程将明显加快。未来10年内，长江三角洲将有可能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亚太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之一，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外向型经济示范区。
（二）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历程
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的推进，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同时组建，标志上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的概念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以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及浦东的开发开放为开端，以199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为标志，长三角合作再度兴起。2003年苏浙沪两省一市共同推出《长三角质量技术监督合作互认宣言》、《长三角农产品标准化互认合作协议》、《长三角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协议》、《长三角旅游城市合作宣言》，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正由论坛、酝酿走向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长三角经济合作被提到关系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度。2005年长三角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试点，2007年5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从此，长三角经济合作掀起高潮。2006年和2007年底，由苏浙沪16个城市政府先后签署的《泰州协议》和《常州协议》，将港口合作、旅游标志规范设置、交通卡互通、协调会建设、统一大市场、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环境保护等七个专题列为2008年度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点。
在即将出台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长三角区域规划》中，长三角被正式定位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先进的制造业基地、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及成果
近年来，长三角各项合作事项在有序推进，尤其是在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生产要素合作、共同推进自主创新以及区域人力资源合作等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
1.基础设施方面的协调
近年来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快速网络体系在建设、管理和技术上取得一连串突破。上海与无锡、常熟等地已实行交通一卡通，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长江口苏通跨江大桥相继开工和立项；沪崇苏大通道也已启动。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与浙江交界处的收费站实行合并管理。
2.生产要素方面的合作
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带动着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上海的强大辐射力及其周边城市的飞速发展，使苏、浙两省的所有城市都意识到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都在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动中积极寻找适合本地发展的城市定位。因此在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技术输出等方面长三角各个城市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合作。2003年3月，上海和江、浙两省政府签订协议三省共同达成共识，提出要以上海为龙头两翼，共同推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三省市工商部门签订在投资准人、市场秩序、信用信息方面一体化框架上海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向江、浙企业发放贷款。
3.通关一体化的实现
在通关一体化方面，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对进出口货物实施“选择申报，多点放行，统一平台，区域联动”的一体化新模式。长三角企业可就近自由选择报关地点，然后根据物流需要在其他口岸城市直接办理出关或提货手续，一改过去需要多次报关的烦琐程序，降低了企业的进出口成本。
五、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基本概况位于中国南部的珠三角经济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珠三角经济区即指广东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肇庆市区、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高要市、四会市14个市县，土地面积4.168千米，人口2365万人。广义珠三角经济区则是包括广东、香港、澳门在内的大都市圈。
珠三角经济的外向型特征突出，如大陆出口前4位的城市有3个在珠三角（深圳、东莞、广州）。区域内2007年末3271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
（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历程
1.1979—1983年，经济起步阶段——试点中的摸索
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80年国务院批复设立深圳、珠海为经济特区，标志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真正开始，这也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4年邓小平的第一次“南行”，表明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和窗口取得了初步成功。
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的试点，使得政府的经济决策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索，是最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该时期珠三角的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深圳和珠海，特别是深圳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珠三角的整体发展速度，这一阶段许多港商仍处于观望阶段。
2.1984—1992年，经济起飞阶段——开放中前进
1984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由窗口试点、门户对接，向区域开放转化。1985年，珠江三角洲开放区的设想被提出。1987年，国务院决定广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行”，标志着我国第一轮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这一阶段，改革已经由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珠江三角洲进入初期工业化阶段，工业总产值保持着年均30%以上的增长速度。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完善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大量中小型香港制造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规模迁入珠三角。珠三角2/3的出口均与香港投资公司有直接联系，“前店后厂”模式已经形成。
3.1993—1997年，快速发展阶段——泡沫中调整
珠三角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滋生了“浮躁”的投机心理，经济繁荣背后开始出现“泡沫”。20世纪90年代初，“股票热”、“房产热”、“证券热”和“开发区热”使珠江三角洲成了全国资金流向的“洼地”。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珠三角正日益面临其他区域在政策、外资、腹地、市场等方面的巨大压力，经济发展步入调整阶段，“软着陆”是这一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
1994年，广东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珠三角经济区的构想，编制了相应的规划，珠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开始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珠港合作开始向更广泛、更高层次的领域延伸。外商投资的主体趋向大型化，大中型跨国公司和集团开始成为投资主力，投资领域开始从简单的制造业开始拓宽到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金融、零售业等第三产业。
4.1998年至今，经济融合阶段——困境中优化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珠三角，特别是香港造成了经济的创伤。珠江三角洲自身经济发展也碰到了成本、生态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香港、澳门的回归，我国加入WTO等事件，却为珠江三角洲进行新一轮产业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珠江三角洲各市基本上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兴建了各类工业园区，开始重视创业环境的营造。各个城市根据自身优势，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珠江三角洲通过20年左右的发展，积累了相应的资金、技术，培育起自己的贸易网，开始承接香港的部分服务功能，对香港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弱。传统的“前店后厂”模式悄然发生变化，正被赋予新的内涵，逐步形成“店厂合一”的局面。（三）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发展模式的启示
1.特殊的本地优势是前提
珠江三角洲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著名的侨乡。自明、清两代以来，珠三角手工业发达，如纺织业、制陶业、造船业等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珠江三角洲与外界特别是港澳地区联系较为紧密，加之具有悠久的工商传统，在观念接受、转变过程中也显示出自身的优势。
2.香港制造业转移的特殊要求是机遇
产业转移的国际压力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迫使香港制造业开始向外扩散，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转型。香港经济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机会，香港的转口贸易、金融、信息服务业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起色，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率先实行地方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动力
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广东较早实行了地方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1979年广东率先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央专门作出决定，对广东实行“财政包干”的特殊政策，赋予了广东很大的地方自主权，给广东营造了一个有别于全国体制的环境，使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地、创造性地进行改革和发展经济，而广东省政府在与中央进行财政包干的基础上，又把财政任务，连同事权、财权都层层向下分解，以调动所辖各县市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此充分激发了发展本地经济的巨大动力。
六、京津冀都市圈
（一）京津冀都市圈的基本概况位于中国北方的京津冀都市圈是指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囊括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和唐山八座城市的区域，位于环渤海地区的核心位置，以我国2%的土地、6%的人口，贡献了1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4%的外贸进出口额。京津冀都市圈是首都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在环渤海经济圈开发的大潮中，京津冀都市圈无疑将是其经济腾飞的“领头雁”之一；而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该地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是无可替代的。
目前，京津冀都市圈已初步形成以京、津为双核心，以石家庄为次核心，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北京－唐山－秦皇岛和北京－保定－石家庄为两翼，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镇体系。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以两个超大城市为双核的发达都市圈，其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成渝经济区借鉴。
（二）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历程与现状
京津冀区域合作由来已久，京津冀区域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区域发展的点面性”。北京和天津是渤海湾区域的两大直辖市，相距137千米，呈现特有的“双子星座”态势，是这一区域经济高度发展的集合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广阔空间将京津两点包围，在经济增长点和生产要素布局上以“面”的形式存在的河北省。
从京津冀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建国初期，城市建设与发展主要是围绕工业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导致周围生产要素不断向北京与天津城市集聚，中心城市得以发展；
2.20世纪70年代，中央提出在各地建立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燕山石化、石景山钢铁厂等大型项目在北京相继投产，北京与河北省产业同构，河北省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北京、天津功能集聚做出了很大的支持。1980—2004年实质性
展开阶段1.20世纪8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环渤海经济规划”；
2.“九五”时期，河北省提出“两环”开放带动战略；
3.2001年10月，建设部通过了清华大学吴良墉教授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4.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及三地发改委负责人，召开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达成五项共识；
5.2004年5月，由国家发改委指导，北京科博会、博鳌亚洲论坛发起，环渤海七省市共同参与了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达成推动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共识；
6.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召开。决定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2005年以来纵深
发展阶段1.2005年2月，由国家发改委协调，京津冀有关部门在廊坊再次聚会，达成“廊坊共识”，决定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
2.天津滨海新区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钢被批准搬迁至河北省曹妃甸，曹妃甸还被列为国家首批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
3.北京至天津、北京至石家庄、秦皇岛等地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也已拉开帷幕；
4.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基本完成。总体而言，虽然从区域合作的现状来看，不论是在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双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的龙头带动作用、区域内的市场化程度，还是在城市群的整体实力等方面，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都存在明显的差距。然而，随着京津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运行，京津“半小时交通圈”成功建成，京津两地双核的极化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外围省市的辐射作用，必将极大地加速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
（三）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战略
1.京津冀都市圈功能规划——双核三带四区
作为“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区域规划的试点，2004年11月，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在国家发改委的牵头下，正式启动编制工作。目前，《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上报国务院，即将获得批复。
京津冀城市功能布局基本框架的核心是按点（主要城市与产业园区）、线（铁路、公路、海运线等重要交通轴线）、面的空间格局来展开，形成“双核、三带、四区”：
双核（点）——依托北京、天津及曹妃甸，形成带动京津冀的增长极；
三带（线）——京津唐高新技术产业带、秦唐津沧滨海重化工产业带、石保秦轻型现代制造业带；
四区（面）——京津高新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产业区、唐山—秦皇岛重化工业优化提升区、石家庄—保定—沧州现代制造业区、张家口—承德生态产业区。
2.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规划——优势互补的分工结构
根据《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京津之间将有更为明晰的分工和异质产业结构，而河北将会通过承接到更多的，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矛盾的产业（如一些传统重工业），以此提升其产业的配套能力，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北京重点发展领域是：以微电子、计算机、通信、汽车制造、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以科研、文化、教育为主的创意文化产业，以及以金融、保险、商贸、物流、会展、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天津则是在现有加工制造业优势与港口优势基础上，定位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环保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物流、现代商贸、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适当发展大运量的临港重化工业；河北八市定位是：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
3.京津冀都市圈对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启示
京津冀经济圈与成渝经济区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一是两者都不同于珠三角，珠三角主要限于广东省，受行政区域障碍较小；也不同于长三角，长三角只有上海一个特大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互补性较强，京津冀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而成渝经济区则包括了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两者都是依托“双核”模式发展的经济区。二是同成渝经济区一样，从历史沿革看，京津冀原本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划，在经济上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个行政区划内的自然资源等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很好的互补性，只是由于后来行政区划的分隔以及北京作为首都职能的凸显，使其在三个区划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再加上天津作为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得京津经济在河北省的包围之下具有更多的特殊性。但不管怎样，京津的经济发展不能离开河北省而独自运行，京津冀经济的合作发展势在必行。从理论上讲，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双核”模式的经济区在一体化进程中有着其特殊的制约因素：两个大型中心城市，往往会因其联合观念的缺乏、行政地位的对峙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定时期形成的财政、投资、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从而大大影响地区一体化进程和综合竞争实力。2004年和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和成渝经济区的区域规划编制，目的是从国家区域经济宏观战略的层面，出台统一规划，加强统筹协调，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障碍，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这两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
作为全国区域规划编制的先行试点地区之一，鉴于其发展模式中与成渝经济区的诸多相似之处，京津冀都市圈在规划和发展战略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一是从京津冀整体城市体系布局的角度出发，合理构建了各城市之间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二是专题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商业规划》，以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三是强调了区域内产业转移、承接与协作；四是强化了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力度；五是将区域规划纳入了三地的“十一五”规划，以打破行政壁垒，加强政府之间的协调。随着“十一五”新一轮区域规划的形成，北京编制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明显地表现出寻求和回应与津冀合作的意向；天津提出“京津冀联合，共建京津大经济圈”的构想，得到了各方的响应；河北也较早地提出了“服务京津，利用京津”和“环京津发展”战略。国家的规划试点和三地加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构成了新时期京津冀都市圈加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也将为成渝经济区提供更多可供学习的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