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宋代私学的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但由于私学面对的是各类人群和各种教育需求，因此，基础文化知识以及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知识和技能也都在教授内容之列，所以宋代私学的教育内容是丰富多样的。
1.以教授伦理道德和基础知识为主的启蒙教育
宋朝很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子当在幼”。欧阳修更是强调：“教育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1】宋代官方虽也设立小学，但设立时间不长，而且也不普遍，于是人们纷纷以送子女进私塾、乡校、村校等或在家亲自教授的方式完成子女蒙养阶段的教育。由此可见，私学既满足了普遍向学的社会心理，又适应了儿童就近入学、不宜过早离家的特点，承担了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责任。蒙养阶段的教育主要是进行基础教育，其首要任务是教育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并掌握一定的基础文化知识。由于这个阶段的教育多为私学所担负，所以其教育内容也理应列入私学教授的范畴之中。
宋代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都非常重视蒙养阶段的教育，甚至亲自动手编写了许多集知识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高质量的蒙学教材。从这些蒙学教材来看，宋代蒙养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百家姓》、《千字文》以及王应麟所作的《三字经》等都是以识字为主，并介绍一些基础知识，主要作为识字用，兼有各种常识的综合性教材。《三字经》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便是在识字过程中进行礼的启蒙教育，这种儿童阶段的礼的灌输足以让人从小就形成礼的观念，自觉按礼的要求行事。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佚名的《名贤集》、袁采的《袁氏世范》、李邦献的《省心杂言》、董铢的《学则》、《学仪》、《家训》以至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一类的伦理书着重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事的教育。朱熹编辑的《小学》一书汇集古代贤人“嘉言鼓行”，分为内外篇，共385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为目，引用许多格言故事，文字通俗，趣味性强，以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为人处事的教育。南宋陈淳对此书评价说：“至若《小学》一书，文公虽以补古人幼学之胭，而其终之所以凝道据德而成大学之功者，亦不越乎此，且甚坦易明白，最为切于学者日用之实，亦不可不常在目前也。”认为本书虽然是幼学著作，但是却有利于形成成人的道德品质。宋代程若庸的《性理字训》是以浅近的语言介绍朱熹理学的通俗读本。明代朱升曾把它与方逢辰的《名物蒙求》、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合刊，称“小四书”。此外，朱熹的《童蒙须知》是一本专讲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的伦理道德教材。河南真源人陈抟，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为宋初著名的理学家，他编写了蒙学教材《心相编》。《心相编》则有劝世箴文的性质，运用格言、警句进行道德伦理的初级教育，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有：“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发，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奸贪之辈。”【2】古灵先生写的《仙居劝俗文》以训示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属训蒙的性质。“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里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惰晨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3】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教材中历史知识的编排并不按时代为序，只是把相类似的人物按一定的原则编成易读易记的韵文，多用四言形式，“参为对偶，联以音韵”，文字简洁，儿童记诵十分便利。从内容上看，或为历史发展沿革的提要，或为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行。蒙师旨在利用这些著作，既向儿童进行了历史知识的传授，又对儿童进行了思想品德的教育；朱熹的《训蒙诗》100首、陈淳的《小学诗礼》、汪洙的《神童诗》、刘克庄的《千家诗》等是以诗词歌赋为教学内容，旨在以诗讲理学。其中以《千家诗》影响最大。该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中国古代四大蒙学教科书，即“三、百、千、千”。南宋徐经孙称《训蒙诗》“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体用兼该，显微无间，其目虽不出于四书之间，而先生之性与天道可得而闻者，具于此矣”。陈淳的《小学诗礼》则将《曲礼》、《少仪》、《内则》等《礼记》诸篇所讲的仪节，择其要而切者，编成包括《事亲》、《事长》、《男女》、《杂仪》等四部分内容在内的五言诗43首。如《事亲》有14首，其一为：“凡子事父母，鸡鸣咸蛊漱，栉总冠绅履，以适父母所。”这实际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礼仪要则。故清人陈弘谋《养正遗规》称《小学诗礼》“辑《曲礼》、《少仪》、《内则》诸书，择其要且切者集为五言，次以韵语。伴童子时时讽诵而服习焉”，“盖歌咏所以养性情，而步趋因以谨仪节。过庭之训，殆于兼之”。宋代蒙学中的这一类教材，既可向儿童传授诗歌作法，提供摹仿的样板，进行文辞教育，同时对儿童进行诗歌美感的教育，陶冶其情操。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的教育。《名物蒙求》凡2720字，四言叶韵，内容广博，举凡天文、地理、人事、制度、鸟兽、草木、生活、物品、建筑、器皿、家庭亲属、社会关系、耕作农事等等皆有涉及，可谓一部小百科全书。该教材通俗易懂，通顺流畅，易学易诵，对后世影响巨大，也有启发儿童智慧的散文故事书，如《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等。
总的看来，从教育内容的角度来划分，宋代蒙学教材有以下几类：一是以识字为主，兼有各种常识的综合性教材，以“三、百、千”为代表；二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的教材；三是历史教育教材；四是文学教材；五是博物常识教材。这些蒙学教材的作者，都是声震当代、名传后世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同时这些蒙学教材都注意切合儿童心理和生理特点，文字简洁，多用三言或四言的简短韵语，琅琅上口，便于诵读，通俗易懂，浅近易学，多举眼前之事，多明身边之礼，如衣履冠带、言行举止、洒扫应对等。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所评：其“意求通俗，词句不免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且生动形象，趣味性强。以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嘉言善行作为教育材料，生动有趣，寓教于乐。按专题类编写的教材模式，注意到知识的体系化。如《十七史蒙求》、《史学提要》、《千字诗》等均能就某一方面知识进行系统地传授教育。综合教育，将思想道德教育与基础知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寓道德教育于知识教育之中，普遍为当时蒙学教育所使用，构成宋代蒙学教育中礼教教材的核心，并为后世蒙学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更多的经验与借鉴。
2.讲授儒家经典和文章诗赋的写作
由于受当时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和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宋代私学主要是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间或进行一些文章诗赋的写作训练，以满足士子读书应举的要求。多数私学教师精通一经或几经，如《论语》、《尚书》、《易》、《春秋》、《礼记》等教材，专意钻研儒家五经之一经（诗、书、礼、易、春秋），并以此教授学生，如：王蘋拜师程颐时：“初见伊川，令看《论语》，且畧通大义，乃退而看之。”【4】“徐畸，字南夫，蘭溪人也。汉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礼记》，湛深经术，…隐居讲学，人莫知者。”【5】“江洙，字德温，鄞县人。……先生以《春秋》教授于乡，乡人称之为汪先生。”【6】尹焞拜师程颐时：“先生因苏昞见伊川，自后半年，亦得《大学》《西铭》看。”【7】戚同文“始，闻邑人杨悫教授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礼记》，随即能诵，日讽一卷，悫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李侗“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请为从彦弟子，“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林光朝“闻吴中陆子正尝从尹焞学，因往从之游。自是专心圣贤践履之学，通《六经》，贯百氏，言动必以礼，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自少讲学的吕本中，在《西垣童蒙训》中这样认为：“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作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8】朱熹说“六经皆是天理”熟读四书“一生受用不尽”【9】。由此可见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提倡与推崇，而私人讲学的书院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此外，由于诗赋曾作为科举的考试内容，因此也有人专门求教于诗赋的写作，如“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10】；王禹偁幼年“就学于乡先生，授经之外，日讽律词一章”【11】；荣州杨姓处士“少敏慧，尝授经于唐安罗勉先生，通博善讲议，辩者无不能敌。晚工于诗，既久且精，意词高新……两蜀闻人，无不至门下”【12】。宋代许多学者及思想家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并不拘泥于旧有的理论和观点，而是在熟读研究经学之后，提出新的解说和理论见解。他们将这些创新的理论观点著书立作，并在私学教育中以此为内容教授学生。如二程就曾说：“《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13】程颐特别注重对《易》的研究，他认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14】，还认为“《易》之有象，犹人之守礼法”【15】，他花费毕生精力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周易程氏传》即《易传》，并在伊皋书院专门向学生讲授这部著作，传播他的学术思想。朱熹对《四书》极为推崇，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16】可见，他把《四书》看成更重于《六经》。朱熹倾注毕生的精力，吸取借鉴并利用前贤对《四书》的研究成果，在辑录前贤注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抒发理学的精义，最终完成其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又称《四书集注》），并把它作为讲学内容，教授给门下学生。如陈长方，厂平游氏高弟侁之子，“隐居步里，闭户研穷经史，以教学者。其说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学者归于自得。所著书曰《步里客谈》，《尚书传》，《春秋传》，《礼记传》，《两汉论》，《康论》，《上蔡语论辩证》，学者称为唯世先生。”【17】又如邵雍年轻时曾师授共城县令李之才：“……时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图》《书》先天象数之学。”【18】邵雍躬耕养父之余，刻苦自厉者有年。先生探赜索稳，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观物内外篇》：“先生《观物内外篇》，《内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门弟子所记述。《内篇》注释，先生子伯温也。”【19】而康节的私淑弟子晁说之，“于《奇》《书》自为一说以授学者”【20】。而吕本中，自少讲学，后又从游与游祚、杨、尹叩微旨、刘安世、陈瓘之门：“公之学问，端绪深远合如此。后自成一家，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训》《师友渊源录》，行于世。”【21】冯去非在及第之前曾开设私塾并以诸多教材为课本：“家居授徒，所注《易》《书》《诗》《语》《孟》《太极图》《西铭辑说》《孝经章句》《丧礼小学》《孔子弟子传》《读史记》及诗文，志录，合二百余卷。”【22】有的由其徒弟专门记录其讲课时的言行，称为“讲义”或“语录”。如私塾大师，胡瑗的学生倪天隐整理记录了老师的讲课笔记，整理成书称为《口义》“倪天隐，……所述周易上下经口义十卷。盖安定先生讲授之余，欲着传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师之亲笔，故不敢称传而名之曰《口义》。传之后世，或称传，或称口义。先生官至县尉，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23】。又如：“王时敏，有《师说》三卷，记和靖之语。”【24】在宋代刊行的《程氏四书》，是许多学者必读的教材，包括《遗书》、《外书》、《经说》、《文集》《易传》《粹言》等部分。其中《遗书》是二程的弟子们记下的二程语录，而《经说》（又称《粹言》）原是程颢在扶沟讲学时，其学生谢良佐笔录而成，又称《上蔡语录》。“明道知扶沟事，先生往从之……《语录》尝累手录之。”【25】后来由二程的弟子杨时（杨龟山）“变（语录）而文之”【26】。即用比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的讲课语录加以改写而成。《遗书》后来由朱熹加以综合编定，《经说》由张栻重新编辑，这两种在宋时也都单独刊行。周敦颐的《通书》是其聚徒讲学时的教材之一，后来朱熹加以详解称为《朱子》，曹端氏在《朱子》的基础又加以注释，定书名为《述解》。“《通书》，周子传道之书也，朱子释之详矣；月川曹端氏继之为《述解》，则《朱子》之义疏也。【27】宋代理学就是在经过宋朝几代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以儒家经典为基础，融合佛、道思想，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儒学、深化儒学而形成的新儒学。
3.传授各类实用知识和技能
宋代的天文历法、数学、医药、生物学等科技大放异彩，冶炼、造船、织造、印染、陶瓷等工艺技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书法、绘图、雕塑等艺术成就卓越，也涉及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知识与技能都属于私学传授的内容。例如北宋的沈括、贾宪，南宋的秦九韶、杨辉、李治都是著名的数学家，都有极高的数学造诣。数学家李冶曾在河北封龙山下开办“封龙书院”，除教授文史知识外，主要讲授数学并兼及其他自然知识。李冶一边讲学，一边从事数学研究，并为学生们写出《益古演段》作为教材，这是他的著名数学著作《测海圆镜》的一个普及读本；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鲁菲尼（1840）和英国霍纳（1819）提出这种数学方法要早八百年；天文学家韩显符，少习三式，善察视辰象，专浑天之学，至道元年（995年）主持铸造成精密天文仪器——铜浑仪，又作《法要》10卷，后来韩显符将自己的浑仪之学传授给儿子和其弟子；何涉“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28】。宋代建筑技术也很有发展，并有突出成就。不少砖、石、木结构的宋代建筑至今完好，如太原晋祠的圣门殿和福建泰宁的甘露岩建筑群。桥梁建筑有与隋代赵州桥齐名的福建泉州洛阳江入海口的洛阳桥。广东潮州海阳县的济州桥，是世界上第一座开关活动式大桥。开封市的铁塔为琉璃砖建筑，造型浑朴，雕饰精美，至今矗立如故。建筑名师喻皓经常把他所擅长的建筑技术传授给人们，并在传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历代工匠和自己的技术经验，写成《木经》三卷，这部建筑技术著作还成为此后工匠传艺的教本。在生物学方面，刑昊撰《尔雅疏》，陆佃又撰《埤雅》，对265种动植物作了释文。罗愿撰《尔雅翼》解释的品种增至415种，并分为植物、动物等细类。医学方面，刘翰曾详定《唐本草》，王怀隐等编制《太平圣惠芳》，庞安时著《难经辨》数万言，又作《本草补遗》一书。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铸造的针灸铜人模型，是针灸学上的伟大发明。另一位名医窦材在《扁鹊心书》中记有“睡圣散”，用山茄（曼陀罗）和火麻花制成麻醉剂，是中药全身麻醉的最早记录。南宋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代医学已有更细的分科，妇产科、小儿科、疡科（外科）都有专门著作和成就。邵雍的哲学思想源于《周易》。他把《周易》的六十四卦图和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卦气图互相配合起来，构成一张新图，名之曰《先天图》，从而推论出一种所谓“先天之学”，倡导“万物皆生于心”。他在《伊川击壤集·自余吟》中说：“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可见这种“先天之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他的这些理论体系之中，包含着一些可取的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矛盾对立的，而且互相消长、转化。【29】此外，许多精通武学之人自开武馆，招收弟子，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栋梁之材，如周侗是一位民间武师，以善于射术而闻名，经常“集众射”，岳飞少年时，在河南汤阴县就曾师从于他学习射箭。岳飞的外公姚大翁还曾请人教授岳飞枪术，“宣和四年，令枪手陈广以技击教之，一县无敌”【30】，这些民间武师所传授的武术技艺都为岳飞此后成为抗金名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总之，宋代出现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重要的科技著作，如喻浩的《木经》、李诫《营造法式》以及丁度、曾公亮的《武经总要》等。至于北宋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这些科技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私学教育之中，同时也推动了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宋代私学的传授内容极为丰富，它虽以经学为主，但文学、艺术、科学、技艺、生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也都包括在其中，而且这些内容都是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紧密相关的实用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也是私学能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