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制度，但私学仍凭借着较强的灵活性和较大的适应性在宋代获得了空前发展。宋代私学办学形式灵活，类型多样，按照学习阶段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蒙学）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私学名称包括小学、乡校、冬学、蒙馆、家塾、私塾等，其主要职能是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高级阶段即专经研习的经馆、精舍、书馆等。按照办学形式可划分为家传私学和师承私学；家传私学即家学，包括一般家庭的父母和亲属长辈给子弟发蒙，进而传授道德、经史、文章的；又包括学术世传的家庭将所擅之业传于子弟的两种类型；师承私学，按其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蒙童识字和基本知识的蒙学；另一类是为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从事问学或学习时文，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设的经馆、精舍等。【1】本书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意义的私塾、族塾、家学和书院四大类型予以阐述。
（一）私塾
蒙学，指儿童在启蒙的学塾里学习的教材和内容，也可称之为蒙养之学或蒙童教育。古代的“蒙学”、“蒙养之学”都取自《易经》中的“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说儿童在蒙养时期进行优秀品质的教育，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初期蒙学教育就已经受到重视，经过隋唐的发展，在宋代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代私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尤其是蒙学遍布城乡。”【2】从宋代蒙学的学生来源，学生人数及影响范围来看，私立蒙学的发展都远远胜过官办蒙学，一方面是由于私立蒙学设置灵活，儿童可以就近入学；另一方面还有很多落地儒生为谋生选择开办私塾教学。据《广西地方教育志》记载：“在整个封建时代，广西官学设置数量都极少，有条件进入官学的人数极为有限。且官学无担负蒙学教育的任务，民间私塾乃成为青少年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农村，儿童教育主要由私塾承担。”据《安徽地方教育志》记载，“自宋以来，私塾林立，遍布城乡，故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誉。初入学儿童，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后开读《孝经》、《幼学》、《四书》等”。而在宋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三教外地》中记载：“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和赵与峕在《宾退录》中也记载：“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后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逐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
上述历史资料很清楚地描述了私立蒙学的兴盛状况，而宋代私立蒙学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设置的普遍性也正是宋代蒙学发达最突出的表现。这也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宋代蒙学教育发达的原因
（1）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逐步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恢复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统治者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一人手中以加强统治。但是宋朝依旧面临严重社会危机和深刻的民族矛盾。宋朝统治者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集权上并加重对农民的剥削，造成广大农民贫困不堪，出现“愁怨之气上冲于天”【3】的现象，全国不断爆发农民和士兵暴动；加之实行“守内虚外”【4】的军事部署以致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南下侵扰威胁宋朝统治。
面对这种情况，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巩固政治统治，意识到对人民思想控制的必须性和有效性，就制定了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的掌握必须从儿童抓起，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蒙养教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蒙学的发展。
（2）经济快速发展的奠基
宋朝的经济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下有了稳定的恢复和快速的发展。统治者鼓励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农业生产比唐代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作坊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分工之细均已超过唐代，兵器制造业、造船业、陶瓷业、造纸业、纺织业都有显著发展；在商业上，也出现了广州、泉州、杭州等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并与越南、印尼、日本、高丽等国保持友好贸易往来，经济发展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如《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见教育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宋代蒙学之所以兴盛在于当时经济繁荣为其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要求受教育的人数大增，而蒙养阶段教学严重匮乏的地方官学时兴时废，徒具形式，远远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使得私立蒙学空前发展。
（3）以文治国政策的实施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的分裂局面，宋太祖制定了抑制藩镇、强化军权的基本国策，把以文治国作为指导方针并得到全面实施。宋太祖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5】宋太宗主张：“兴文教，抑武事。”【6】统治者制定以文治国的政策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地方各地官吏以文人充任正是“重文”方针最突出的体现。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皆以文行为贵，这必然使得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普遍受到重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必然催促学校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蒙学作为教育的初级阶段也必然受到重视和发展。在宋代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直接推动了蒙学教育，学校增多，学生入学名额加大，入学条件放宽，入学机会的增加促使了更多家庭对儿童早期进行启蒙教育，为以后的正式学习奠定基础。
（4）理学发展的积极推动
宋代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强调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而理学在宋代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理论支柱。宋代理学家也十分重视蒙学教育，如张载就在《横渠易说》中明确指出对蒙学要及时施教和引导，先入为主。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儿童时期可塑性强，是培养良好习惯和塑造优异品质的最佳阶段。宋代理学家也有很多亲自开设学校、授课和编写教材，如朱熹编写了《童蒙须知》和《小学》，王应麟编著《三字经》，还有一些无名氏编著的《百家姓》、《儿童识字课本》。这些都是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并广为流传的教材，这就进一步积极推动了蒙学的蓬勃发展。
（5）印刷术的发明
宋代发明了印刷术，这就极大地推动和普及了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为蒙学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书籍出版成本和读者购买费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蒙学教材也出现在平民百姓家中，蒙学教材的广泛流通必然促进了儿童的蒙养教育，也进一步刺激学者著书立说。
2.宋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类型
宋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1）学校教育
①官办小学
宋代官办小学可以分为宗学、国子监和地方州县学。
宗学小学是专为王室子弟设立的学校。宗学小学的入学对象主要是皇室、贵族子弟，入学年龄一般为8到14岁。
国子监小学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设置，生员为8至14岁童生，按照背诵经书和书法的标准入学，考试合格的可以直接升为太学外舍生。
地方州县学在宋徽宗时期开始大规模的设立。宋徽宗命令每个州和每个县都要设置小学，这是宋朝第一次下令建立地方公立小学。【7】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全国掀起了办学热潮，小学很快在全国普及。地方州县学入学条件宽松，学生按年龄大小进入不同年级学习，同时也规定了考试的程序方法，学生行为规范及奖惩标准。
②私立小学
私立小学是私人兴办的启蒙学校，宋代的私立小学在学校的办学规模、学生人数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超过了当时的官办小学，这是宋代蒙学兴盛的突出表现。私立小学的办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为农家子弟在农闲时期提供基础的识字教育的“冬学”。陆游曾在《秋日郊居》中记载了冬学的教育状况：“儿童冬学闹比邻，居按渔翁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中年不着面看人。”
第二种是常年开课的私立小学，主要以私塾为主。私塾是塾师先生在自己家中讲学授课，这类私学规模不大，学生也由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私塾先生有的来源于退休的宦官，有的是乡里有才学的儒生。私塾的学生来源广泛，不仅仅局限于富贵人家的子弟，平民子弟只要稍有钱资也可入学。
宋代的私立小学办学方式灵活，学习内容也贴近学生实际，师资水平也比较高，入学门槛低，收费也不高，这给广大平民提供了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也促进了宋代蒙学的发展。
（2）家庭教育
家庭内的蒙学教育是宋代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成长的第一阶段就是家庭的早期教育，儿童在这一阶段受父母及兄长的言行举止、学识修养的影响很大，所以家中的长辈非常重视言传身教以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作风。家庭教育中主要的是父训和母训。
①父训。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教育中，父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三字经》里的“养不教，父之过”直接把儿童的教育归于父亲的责任。同时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是非常严厉的，社会上也出现了大批相关书籍如陆游的《放翁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袁氏示范》，可见社会上对家训父训的重视。
②母训。母训也是宋代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因为封建家庭中的父亲大量时间在外谋生工作或担任一定官职，儿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母亲就有更大的责任和充足的时间来教育儿童。宋代著名的将军岳飞就是因其母管教严格培养了他坚韧不屈的精神，精忠报国的信念。
（3）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方面，在宋代士大夫和普通宗族的创新之下，族塾义学逐渐普及、兴盛起来，大量的族塾、义学的建立为蒙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类学校主要是地方上或有声望的家族出钱来聘请塾师或儒生在家乡开办学校来教育本族或乡里子弟。宋代家族为维护家族声望对本族子弟的教化是非常重视和严格的。如赵鼎在《家训笔录》中记载：“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及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
3.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宋代以前，蒙学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官宦子弟，教学内容主要以识字写字背诵诗经为主，适合蒙童的教材十分稀少。到了宋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广泛流通，蒙学读物开始普及，蒙学教育出现平民化趋势，教学内容也十分丰富，蒙学教材也多样化。
（1）教学内容
①启蒙性综合教育
启蒙性综合教育主要以培养儿童良好的品行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宋代的蒙学注重培养儿童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严谨的学习作风，高尚的道德的修养。这种教育体现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因为儿童阶段是良好品行养成的重要基础阶段，并对他们以后的生活学习产生重大影响。朱熹编写的《蒙童须知》对儿童的这一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蒙童须知》全篇分为“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杂细事宜”几项，每一项都要求儿童严格遵守，这本蒙学读物流传广泛，社会影响深远，这也反映了宋代对蒙学教育的重视。
（2）基础知识的教育
①识字教育。识字教育是宋代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文化传承的手段，蒙学的识字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前提。所以蒙学最低等的阶段就是识字，有的塾师规定“每日念书五七十字，学书十行”【8】。
②历史知识教育
古人主张“以史为鉴”，认为了解历史知识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更有利于今世的发展，所以在蒙学中就格外注重对儿童历史知识的教育。宋代时期已出现很多著名的历史类书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但是这些读物冗长难懂并不适合儿童阅读，因此宋代出现了由许多浅显文字编著的历史知识类启蒙教材，这是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和阅读水平的，使他们在学习这些通俗教材时了解到历史知识。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效率，更能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他们以后的学习。
③诗词歌赋类教育
唐诗宋词是古代灿烂文化发展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宋代不仅传承了唐朝的古典文化，更开辟了具有宋代特色的词文化。诗词歌赋更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这就必然要求在蒙学教育中注重诗赋知识的启蒙教育。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主张模仿前人作品，“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任而作之，盖学而久，自然纯熟”【9】。
④伦理道德教育
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对其的重视，也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必须掌握的知识。宋朝理学高度发展并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理学的主旨是宣传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纲常。教育也必须符合当时社会政治要求，这就必然要在蒙学中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蒙学主要是教育儿童养成节俭、仁义、诚信、孝顺等良好的品行，使儿童形成初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4.蒙学教育的教材
宋代是蒙学教材飞跃性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广泛流传；另一方面理学的确立也引发了各阶层对各种教材的需求以至于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专业蒙学教材编写中来，蒙学教材也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
（1）识字类教材
宋代最有名的识字类教材是《三字经》和《百家姓》，这两本教材不仅通俗易懂，符合儿童学习的水平，更是朗朗上口的读物，并成为宋元以后最为流行的儿童启蒙读物，一直沿用至今。《三字经》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其影响深远。
《三字经》为宋代王应麟编写，其特点是文字简练，三字成句，整齐押韵，语言朴实，易于记忆，所以在当时很快流传开来。《三字经》全文376句，共1128个字。作为蒙学识字教材，不仅可以让儿童认识到1000多字，更为儿童的阅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所识之字，日常使用率很高，既能让儿童学习基础文字，更是将机械记忆与初步理解相结合，这是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的。
《百家姓》的作者不详，全书四百余字，收集了507个姓，其中单姓446个，复姓61个。这本书纯粹是姓氏的集合，不含其他意义，但是通篇为四字韵句，语调和谐，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内容贴近生活，儿童可通过学习姓氏达到识字的目的，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应用，因此也是流传很广的读物。
（2）历史知识类教材
宋代的历史知识类启蒙教材也很丰富，比较著名的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
《十七史蒙求》是王令编写的有关历史知识课专业蒙学课本，这本书打破了原先历史教材中单调的写法，而是利用四言韵语编写，生动地介绍许多历史人物和典故，这种教材通俗易懂，符合儿童的学习特点，更有利于调动儿童学习的进取心，使他们在诵读典故中轻松地掌握历史知识。
胡寅的《叙古千文》用短短1000字讲述了万物初生到宋代的历史，这本书主要宣扬的是伦理道观念，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纲要，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黄继善的《史学纲要》是运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按照时间顺序对历史发展线索进行系统的描述，这使儿童能清晰准确地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3）诗词歌赋类教材
诗歌作为教育内容正式成为蒙养教材应从唐代开始，但是以诗歌形式编写的蒙养教材到宋代才得到大力发展。这不仅归功于当时印刷术的发明为教育奠定的物质基础，更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当诗词歌赋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时，这就促使儿童在幼小时期就重视诗词歌赋的学习。在宋代，以诗歌编集的著名蒙童教材有《神童诗》、《千家诗》、《训蒙诗》等。
《神童诗》为神童王洙所编，主要是有关劝学、为官、礼仪及景物等内容。其特点是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韵律和谐，语言通俗，易于记忆，乐于被儿童接受。其中有些流传千古的劝学的诗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等，这在当时重文轻武的宋代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这部教材由神童编著对当时的儿童也有启发教育影响，家长也希望子女能以王洙为榜样，并督促他们努力学习，再加上这部教材的内容与儿童生活紧密联系，所以《神童诗》在宋代至今都有深远影响。
《千家诗》为刘克庄所著，收录的大多是唐宋时期通俗易懂的名篇佳作，全书选用的作品内容很广泛，包括社会生活、自然风光、节日礼仪等多方面，如描写自然风光方面的有朱熹的《春日》，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还有一些对于社会生活的描写，对故乡的不舍和思恋，例如范成大的《田家》、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等等。从《千家诗》选材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非常注重收录适合儿童兴趣和利于儿童情感多方面发展的诗歌，这些诗句读起来都朗朗上口，成为宋代最受欢迎的蒙学教材之一，所以能广泛流传。
《训蒙诗》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所著，其特点主要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旨在对儿童进行道德教化。原文用98首诗组成，后人又加上两首，现在共100首，都是用七言写成的。这本书中内容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比较深奥难懂，儿童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没有很广泛地流行，普及程度远不及《神童诗》和《千家诗》。
（4）伦理道德类教材
理学在宋代占据着主流思想，其主要宣传的就是封建道德伦理纲要。在这个时期的理学家编纂了大量的教育类书籍，其中不乏一些有名的蒙学类教材，如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以及程端蒙的《理性自训》等。
朱熹的《小学》主要是记录圣贤的言行及对伦理道德的基本看法，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绝、敬身、稽古四个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全书以内篇为纲，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有序、朋友之交为目的，表明朱熹对儿童伦理道德的看法。
吕本中的《童蒙训》是记载吕本中本人的所见所闻，以及吕氏家族的一些事情。这本教材使用“语录体”编写而成，内容形象生动，语言浅显易懂，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和领会接受书中的道理，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性理字训》是有朱熹的弟子程端蒙撰写的，全文共30条，其特点是语句简短，韵律整齐，对偶押韵有利于儿童记忆和掌握，全书共分为天性、人的认识、天理和人欲三个方面。这部著作受到了朱熹的赏识并推广，所以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5.宋代蒙学教育的特点
（1）蒙学教育发展速度快，程度高
蒙学在封建社会初期就受到重视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到宋代才逐渐走向成熟完善。由于宋代统治者的重视，经济发展的推动，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及印刷术的发明，蒙学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宋代又是一个理学发达、人才辈出的时代，为蒙学教育提供了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这些德高望重的教师又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儿童，以至宋代社会蒙学之风盛行，在这种环境下蒙学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
（2）蒙学教育内容丰富，类型多样
宋代蒙学教育不仅是对儿童进行简单的识字教育，而且注重对儿童多方面的发展，扩大儿童的知识领域，教育内容还包括历史知识的教育、诗词歌赋的教育及伦理道德的教育，并且选取浅显易懂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的知识对儿童进行施教，这是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发展规律的。
宋代蒙学教育的类型也是多样的，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这就出现了许多蒙学教育场所，蒙学不再为皇室贵族子弟所专有而是普及到平民百姓之中，形成了官办小学、私学、族学、义学、家学等多种教育形式，以至于在宋代出现了私立小学的规模人数远远超过官办小学的现象，这足以说明宋代蒙学的兴盛状况。
（3）蒙学与科举考试联系紧密
宋代的科举考试与以往不同的是非常注重对学生诗赋能力的考察，并在进士科中专设了一门诗赋科，这就使得无论是学校、家庭、社会都特别重视对儿童进行诗赋的训练。王洙的《神童诗》、刘克庄的《千家诗》都是宋代编纂的具有代表性的蒙学诗赋类教材。宋代的平民子弟为了改变命运，贵族子弟为了光宗耀祖维护家族声望都会去参加科举考试，所以蒙学教育就是参加科举的基础阶段，蒙学教育的内容直接与科举考试相联系，同时，科举考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4）蒙学教材编写灵活、多样
宋代的蒙学教材编写数量之多，形式之广是以往朝代无法相比的，这不仅由于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购买书籍的成本，更是由于有识之士的主动参与编纂使得这个时期的蒙学教材灵活多样。不仅有综合性的教材更有专业性的识字类、历史类、诗赋类教材。如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训蒙诗》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蒙学教材不仅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更贯穿着伦理、历史、读书方法、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知识，儿童乐于接受。这种灵活的教材不仅符合儿童的兴趣更有利于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为下一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三字经》、《百家姓》更是流传千古的蒙学教材，现在的小学依旧把它们视作儿童经典诵读的教材，可见宋代蒙学教材的影响。
（5）蒙学受到理学影响大、程度深
宋代是理学高度发展的时期，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理学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符合皇室的统治需求得以大力地推广，这就必然贯穿到教育系统中，也成为这个时期的蒙学指导思想。这些伦理道德在《三字经》、《性理字训》、《童蒙须知》等蒙学教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儿童通过对这些教材的学习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从而渐渐养成封建伦理道德纲要所要求的行为习惯、品性作风。
6.宋代蒙学教育的影响
宋代的蒙学教育的发展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还是教材编写上都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在蒙学之风的盛行下必然会给社会、学校、家庭乃至个人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1）宋代蒙学教育的积极影响
①宋代蒙学教育为“大学”起到奠基作用
朱熹将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小学”就是蒙学阶段，是儿童学习的初期阶段，教育对象为15岁以下的儿童。朱熹认为只要是对儿童“教之以事”，然后才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最终达到“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0】
“大学”是“教之以理”的阶段，是注重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的阶段。由此可见，朱熹非常注重蒙学阶段的学习，认为这是这一阶段能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是为将来做圣贤而作准备的阶段，是影响儿童终身发展的时期。而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科举考试的要求下，儿童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道德品质，蒙学的教育确实为“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出了大批统治者需要的人才。
②宋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为更多平民子都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宋代的蒙学教育对象不再局限于王公贵族，而是“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可入学”【11】。由此可见，蒙学教育对象的普遍性。蒙学教育是儿童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品行作风的最佳时期，蒙学教育对儿童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也具有很大影响，这就会有更多的平民子弟在儿童时期受到教育而走上求学考科举的道路，所以说蒙学的普及就给更多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和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宋代还出现了许多女童读书的例子，如淳熙元年（公元1774年），有个叫林幼玉的女童求试中书县，后省挑试所诵经四十三件，并通，诏特封为孺人。【12】
③宋代蒙学教育对后代蒙学发展有借鉴价值
宋代蒙学的发达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其教学内容很多是封建伦理纲常，但是它依旧对后世的蒙学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教材编著上看，宋代编写的蒙学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书籍，更是当今小学生的经典诵读之书。这些教材不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更是符合儿童的学习水平和心理发展规律的，这对后代的教材编写和蒙学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这些蒙学教材中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持家等都是现代所提倡的家庭美德，儿童学习这些教材不仅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道德熏陶，更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品性和行为习惯。
（2）宋代蒙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①宋代蒙学具有深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烙印。宋代蒙学的内容主要以宣传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封建统治的顺民。这是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这些消极方面都在流传的蒙学教材中有深刻的体现，当这些教材广泛流传的时候，这些蕴藏其中的落后的封建思想会对儿童产生不利的影响，会导致学生思想狭隘，固守陈旧，“两耳只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很难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所以在当今我们学习借鉴宋代蒙学发展的基础上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②宋代蒙学对儿童要求苛刻，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宋代蒙学的发展培养出了许多所谓的“神童”，这些儿童都是在年幼时诵经读书，其中不乏天资聪颖的蒙童，但是由于社会、学校、家庭太过热衷于蒙学教育，在不考虑儿童学习心理条件的情况下就强硬地要求儿童背诵各种诗词歌赋、伦理道德纲要。当不顾儿童需要而强硬地注入式教育时就会给儿童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例子。如王安石在《伤仲永》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在对蒙童不当的培养方式会给儿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最终使原本为神童的仲永“不使学”后“泯然众人矣”。
（二）族塾
族塾亦可称为义学，是一种具有家族性质的学校，主要是由宗族或世家大族出资在宗祠中设立组织办学，由本族优秀儒生担任或聘请专职教师来教育本族子弟的私学。这种家族教育与家学不同，它超出了一般的家庭范畴，其教育对象不仅仅指直系亲属，还包括父族、母族、妻族在内的子弟。族内子弟大部分可以免费入学或承担少量教育费用，但必须遵守族规、族训，向塾师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贯彻伦理道德纲常，并要在学有所成时参加科举考试努力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族塾起源于魏晋时期，但当时创办仅限于世家大族这一阶层，到了宋代在士大夫和普通宗族的创新之下，族塾打破了名门望族的阶级限制，开始在民间普及并兴盛起来，宋代族塾也成为宋代私学教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宋代族塾的兴盛原因
宋代族塾的兴盛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宋代的经济在前朝经济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并得以大力发展，这是族塾兴盛的经济基础；当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并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而宋代的私学发展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远远超过官学，族塾作为私学的一种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1）宋代“敬宗收族”的宗族制度的确立是族塾兴盛的主要原因
“敬宗收族”是指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来团结族人。在宋代，门阀宗族制度开始衰落，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地主阶级意识到世道衰落人伦败坏已经严重威胁到自身利益，为了巩固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就必须重整宗族制度重建伦理纲常，并兴修族谱，置办族产，完善宗族祭祀，兴办族塾义学。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曾记载：“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13】地主阶级为了培植本族势力，加强对家族的管理和控制，就必须对族人进行最基本的族规、族训、道德知识、人伦纲常的教育，而这种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族塾义学来教育本族子弟。宋代族塾就在这种宗族制度下逐渐兴盛起来了。
（2）族产丰厚是宋代族塾兴盛的经济保证
宋代继承了唐代“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的法律规定，提倡家族同财共居，这不仅有利于保证财产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更有利于家族内部的凝聚力。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保证家族兴旺发达的物质保证，宋代士大夫家族的族产来源广泛，一方面是由于宋朝政府的厚待，尤其是对前朝遗族，有功之臣、累世同居的大家族赐以田地、钱帛。如宋度宗时就对耿介之臣徐霖家族“赐祭田百亩，以旌直臣”【14】；另一方面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对农民财富的剥削用以置办族产。这些丰厚的族产中会有很大一部分用以创办族塾义学，这就给族塾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证。
（3）宋代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是族塾兴盛的重要原因
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新生的政权，就必须对民众加以教化以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而对民众最直接最有利的教化就是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尤其是封建伦理纲常的教育，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这就促使各种学校开始兴办，这其中就包含了族塾教育，如在江西省安义县洪文抚所创办的洪氏家族书院，宋太宗就“遣内侍裴愈赍御书百轴赐其家”，并赐以“义居人”，并且在洪氏书院读书的子弟都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资助。
（4）宋代科举制度是族塾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科举制度在宋代得以发展和完善，它是选拔人才官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下，不论是宦官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会在学有所成时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不仅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走上仕途更可以光宗耀祖提高宗族威望和势力。正如宋人所述：“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15】而族塾所培养的宗族子弟就必然把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作为受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各个宗族都具有创办族塾义学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宗族子弟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如在徽州宗族就普遍认为，创办族塾参加科举就是光宗的主要手段，特别鼓励家族子弟走科第仕宦之路，而且宗族会为已故的科第仕宦树碑立传，让他们名垂青史，到今天徽州城乡还遗留许多“荣恩”牌坊。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徽州也为宋代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宋代共举行过118科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42000人，其中徽州进士860人，占全国进士人数的2.04%还多，这其中宗族子弟异常多”【16】。
（5）社会风气是促使族塾兴盛的重要原因
由于宋代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宋统治者对教育的倡导、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各种书籍的广泛流传促使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良好的读书风气，并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17】。读书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更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这就使得人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把接受教育和自身命运、宗族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读书已蔚然成风，如在江西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18】。在地方官员的劝学文中记载：“咨汝邑父老，夫人之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学然后知礼义孝弟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一弟为学则兄姊有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19】可见，全社会普遍对教育的重视，有利地促进了宋代族塾义学兴盛局面的形成。
2.宋代族塾的经费与管理
族塾的创办与发展都需要很多经费，而经费的多少是维持族塾的基础。宋代族塾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从族产中抽出一部分来供给；二是政府或其他组织个人的捐助；三是向生徒收取一些费用。如在《福建教育志中》就有记载：“一村、一族，或联村、数家合请塾师教读。学生以本村、本族、本家子弟为主，学费由村、族公产或学田支付，不足时由各家长凑付。福建各县较大的宗族祠堂都有‘灯油租’（或叫学租），用以办学及资助参加科举的费用与奖励得功名的人。”但经费的来源还是以前两种为主，族塾的创办与宋代统治者的扶持息息相关，但是外部的支持与捐助毕竟是有限的，族塾要取得长足的发展还是必须依靠家族的内部力量。而这时大部分家族都选择置办部分田产的方式，称为“塾田”或“义田”，这种田产主要通过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使田产不断增值。如镇江张镐家族创办的族塾就是一例：“建书院，招名师，合族之子弟教之，且拨田为经久计。”【20】宋代族塾的管理是多样的，有的是族长直接管理，有的设专职人员管理。如李仲永侍郎在创义学之后，自己亲自管理，创办人自己管理可以直接达到其创办的目的，而在江州陈氏家族所建的东佳书院中，《陈氏家法三十三条》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处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这表明陈氏家族书堂是设专人管理的。
3.宋代族塾教育的主要内容
（1）启蒙知识的教育
宋代族塾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年幼子弟的教育，而这种教育相对简单，尤其是对规模比较小人数较少家族，所以族塾中更多的是对家族子弟的启蒙知识的教育。启蒙知识的教育主要是识字教育、历史知识的教育。宋代也是个神童辈出的时代，这不仅与当时社会民众对儿童启蒙教育的认识有关，更是因为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神童诗》、《名物蒙求》、《少仪外传》等等，这些客观有利的条件进一步促进了蒙学的发展，而在族塾教育中也必然重视对子弟的启蒙教育，如在徽州地区宗族主办的蒙学比比皆是。在婺源《董氏宗谱·凤游山书屋记记载》：“一村一家，各有书屋，族师掌之，尤为子弟讲习养心之地。学业之造成，人文之聿起，皆由此开始。”这些族塾就主要对宗族子弟进行启蒙知识的教育。这种基础性的教育直接关系到家族子弟以后的发展，所以家族对子弟的启蒙知识教育格外重视。
（2）伦理纲常的教育
宋代族塾中对家族子弟进行伦理纲常的教育不仅是为了教育子弟遵守基本的道德礼仪，规范自身行为，更是为了促进宗族内部的稳定和睦发展。这些伦理纲常不仅受到宋代统治者的推崇更是符合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他们大力宣扬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和以仁义、礼乐为根基的王道，重视儒学之士，太宗即位，亦有意于修文，太平兴国二年的御试题即是以《训兵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体现了儒家思想”【21】。
所以必须通过对宗族子弟的思想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符合封建统治和家族制度的顺民，这种教育也是在处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宋代所有读书人的必修内容。如以维持几百年“义门”闻名的郑氏宗族在教学内容上就规定：“训饬必以孝悌忠信为主，期底于道；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22】
（3）族规、族训的教育
族规、族训是从家族、家规中逐渐演变而来的，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规定，它都是全体宗族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而在族塾中，族规、族训的教育不仅仅是塾师先生对子弟的要求，更是家族成员中的长辈对晚辈、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相互监督贯彻落实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族规、族训是对家族成员最直接的约束，其内容不仅是对宗族子弟为人处世、日常作风方面的规范，还包括对宗族内部身份等级的权利与义务及宗族财产的管理方面的规定。
如在行为规范上，许多家族如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所说的，“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尤皆所以纲纪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23】，而大肆渲染并纳入自己家族的族规中来教育本族子弟。《伊洛渊源录》卷七《吕侍讲家传略》就记载宋代东莱吕氏家族中吕公著与夫人对子弟的教育：“申国夫人性严有法度，虽甚爱公，然教公事事循规蹈矩，甫十岁，祁寒暑雨，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带以见长者，平居虽天甚热，在父母长者之侧，不得去巾袜，缚袴衣服惟谨。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这足以见其严厉。在宗族内部人身关系上，主张通过伦理纲常中的“长幼秩序，男尊女卑”来管理家族子弟，如程颐主张：“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不至于有悔，失长幼秩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24】可见族规、族训的教育不仅是维护宗族和社会中的身份等级制度，更有利于家族子弟更好地学习贯彻人伦纲常以形成良好的族风促进自身的社会化。
4.宋代族塾发展的特点
（1）置办义田是宋代族塾发展的重要途径
族产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族塾的发展，而宋代族塾族产中有一部分来置办义田，这不仅可以使田地增殖还能够收拢人心。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在其家乡江苏吴县购买千亩良田“以养济族众”并创办族塾义学。这种方式得到了当时很多士大夫的响应，纷纷购置义田创办族塾。据《苏州地方教育志》记载：“范仲淹曾在木渎天平山设置义学，教育族人子弟，并在城区创办府学，聘请胡瑗为教授，从此兴学之风大开。”
（2）宋代族塾教师水平较高，师资力量丰厚
宋代族塾的塾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本家族中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二是从族外聘请有名望的教师。这些教师自身素质都很高，又都是“名士”、“硕儒”，他们都极其渊博的知识的教授水平，如“敦睦宗党，力行善事”的陈祖，创立桂山西塾后，便“聘致鸿硕，聚生徒学业其中”【25】。在优秀教师的教育下，必然提高了族塾的教学质量，所以族塾义学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参加科举后考取功名的，如潞州张氏“尽买国子监书到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26】。
（3）宋代族规、族训严厉
族规、族训是宋代族塾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对受教育的本族子弟最有力的约束，而这些族规是必须遵守的，若有违反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这些族规对族人首要的要求就是遵守国家法律，并认为作奸犯科是家族最大的耻辱，若有子弟触犯不仅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更会受到族规的严惩，有族规中就有“公法不可不畏，租赋不可不时”【27】的规定，触犯后就会对其“移乡”或“削去族籍”的严厉处分。宋代有“包青天”之称的包拯在对族人子孙就有告诫：“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本归家，死不得葬大茔中，非吾子若孙也。”【28】可见宋代族规、族训的严厉，但也正是这些严厉的族规族训规范了家族子弟的行为，形成了良好的家风，促进了族塾的发展。
（4）家族人员聚居论学
家族聚居论学是指家族内部人员上下辈或同辈之间相互谈论，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一种交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延续了家族的优良传统，还可以将每个个体的心得纳入家族传中。如《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中记载：“太尉文靖公，海州之兄子也，少时尝亲帅诸子弟厉志于学。”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七中记载，宋人吕希哲“闲居日读《易》一爻，遍考古今诸儒之说，默坐沉思，随事解释。夜则与子孙评论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罢”，这是在祖孙之间的论学。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披沙拣金确立自己家族的宗旨，更可以为家族后代继承本族文化传统提供便利的捷径并最大限度地认知、接受家族的传统。
5.宋代族塾的社会影响
宋代族塾是宋代私学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宋代社会及元明清时期乃至当今社会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
（1）宋代族塾教育打破了以往世家大族控制教育的局面，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宋代以前教育一般只有官宦人家和地主家庭才有能力供子弟读书，但是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支持，教育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族塾义学教育中，不但为士族子弟创造了优越的受教育的条件，其中更为贫寒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进行免费的教育，这不仅仅是社会公益的事业，更是维持家族的兴旺发达的重要途径。
（2）宋代族塾的兴盛，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文化，还为宋代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宋代是封建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继承了隋唐及前代的优秀灿烂的物质精神文化，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创新。在族塾教育中对家族子弟进行人伦纲常教育、历史文化知识教育、背诵四书五经等，这些不仅是对知识的普及，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家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如在宋初颇有影响力的江西奉新县同安乡胡氏家族创办的华林书院就有十三人中进士，有的官至刺史、尚书、宰相。宋真宗曾称赞：“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29】这些在族塾义学中受教育的子弟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华文明的精华，更促进了家族的兴旺和自身的完善。
（3）宋代族塾维护了宋代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
宋代族塾中族规、族训之严厉是每个家族子弟必须时刻谨记的，而在所有族规中都将国家法律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让家族子弟时刻遵守，若有违反必将严惩。在这种情形下，家族子弟没有人敢藐视国法族规，而是尽心恪守封建伦理纲常，这不仅维护了家族的安定和睦，更维护了宋代统治阶层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