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笔记》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中，一个耳熟能详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哲学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呢？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教科书的回答是：“与旧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以及形而上学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3】；高清海先生的回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实践观点，为人类认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并由此实现了哲学理论的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时代。”【4】本书认为，教科书的回答和高清海先生等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都是正确的，只是解读的视角不同。在这一部分，我们试图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笔记》与整个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指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包括常识性的思维方式、知性思维的科学思维方式（或称实证科学思维方式）、宗教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等等。这里所指的思维方式，既包括马克思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思维方式，也包括马克思进行实证研究的科学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笔记》所运用的思维方式较多，马克思不仅采用实践哲学的逻辑思维方式，而且大量运用实证的方法（即科学的思维方式）。为此，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笔记》的思维方式理解为实证的“猴体解剖法”。确切说，《笔记》的思维方式比较综合，概括而言，就是以实践为前提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要想真正地理解这一结论，必须要反思两个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否存在变化；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的某一思维方式是否总是在不断完善之中。
从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史看，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趋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时期。马克思最初的哲学思维方式形成于大学期间，即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直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的时候，虽然发表了大量同情无产阶级的文章、谈话，但依然没有突破思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2）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时期。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理论，标志着马克思开始用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的时代。（3）唯物史观思维方式时期。这个时期又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期，即马克思开始用经济关系来解释政治与历史的时期。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处在不断变革之中，但这种变革是重要的质的变革，实际上，量的变革可能更具有实际意义。所以，有必要介绍马克思的作品是如何实现其思维方式不断趋于完善之中的。
从马克思的全部作品看，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趋于不断完善之中。马克思的作品众多，而且思维方式完善问题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们只围绕一个问题来分析马克思的相关作品，这个问题就是，唯物史观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5】据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论述显示，马克思对其思维方式的概括还不是更为准确，或者说，思辨的抽象性依然严重。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表达却是完整的唯物史观思维方式，因为它既具有历史的思维，也具有逻辑的抽象。
以上的分析表明，《笔记》的思维方式发生的变革是对马克思思维方式的丰富。从其内容上看，这种丰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说《资本论》主要使用了抽象逻辑的思维方式，那么，《笔记》丰富了《资本论》的这一思维方式。在研究《资本论》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也即是说，人们往往忽略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思维方式。这不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学说。纵观《资本论》，其最核心概念“资本”是从商品和货币的假定开始的，而对商品和货币的假定又是从抽象的逻辑展开的，当然，马克思的抽象逻辑思维方式与黑格尔等“理论哲学”的抽象逻辑思维方式不同。比如，《资本论》认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包含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方面，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到了《笔记》阶段，马克思继续使用这种思维方式，比如，在论述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时，马克思指出：“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6】《笔记》中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抽象逻辑思维方式，所以可以说是丰富了《资本论》的抽象逻辑思维方式。第二，如果说马克思的政论性作品《法兰西内战》等作品的思维方式是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那么，《笔记》丰富了《法兰西内战》的这一思维方式。马克思一生撰写了众多的政论性作品，而政论性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首推实证性，即必须保持一定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思维方式，所以，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也不例外。但此时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笔记》时期的实证科学思维方式又有所不同，后者则更注重实证性。比如，马克思在《笔记》中十分详细地摘录了每一个涉及问题的“详细史料”，而这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是不存在的。
（三）《笔记》对诸多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内容和现实价值，即把马克思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传统领域。也正是因为此，1952年6月至9月，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因此被视为伪科学而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社会学学者被迫转行民族学或其他学科。当然，这种状况只是极端，从总的趋势看，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除了马克思理论的三大传统领域外，现在几乎拓展到了每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法学，当然，还有与《笔记》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等等。这种现象表明，在当今世界或称当今时代，没有人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套用德里达的观点，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始终在世界上空（德里达称在欧洲上空）游荡。既然如此，《笔记》对诸多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自然也不应该被忽视，因为《笔记》对诸多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属于马克思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笔记》的研究内容看，《笔记》对诸多问题的研究包含在三大领域之中，也就是说，不能回避三大领域的研究内容。首先，马克思社会哲学研究不能回避《笔记》对古代社会模式的研究。社会哲学是一门新兴而又古老的学科，说它新兴是因为社会哲学理论之间至今没有统一约定的研究对象，说它古老是因为远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每一个著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社会哲学观，比如在柏拉图的国家学说和法律理论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中，都包含着各自的社会哲学思想。马克思社会哲学也不例外，其唯物史观中就包含着社会哲学思想，比如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规律性，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个人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阐释，都属于社会哲学研究的对象。当然，社会哲学也有不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地方，毕竟它是一门应用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社会哲学理应研究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比如社会结构的建构、社会运行的状况，等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笔记》的主要研究内容——古代社会模式的深化研究，自然就不应该被学术界所回避。再者，《笔记》对古代社会模式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在古代社会模式中发现比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优越性的方面，即为未来社会发展模式寻找可行性的道路，这在马克思的诸多作品中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也是应该对马克思社会哲学给予足够关注的理由之一。其次，马克思政治学研究不能回避《笔记》对国家理论的深化研究。毋庸置疑，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将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至于国家消亡以后，社会模式如何建立，社会是否还有相关管理机构，等等关涉政治学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论及。确切说，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只是就未来社会做了一些简单的憧憬，比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国家学说的阐释并不多，人们所引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几乎都是恩格斯的论述。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忽略《笔记》对国家理论的研究。当然，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忽视这一问题的研究，一是因为《笔记》被整理出版的时间较晚，此时人们已经给马克思理论划分好了“领地”，拒斥《笔记》也在情理之中；二是因为《笔记》的主题被初次整理它的学者劳伦斯·克拉德等人视为人类学问题、民族学问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它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深化了自己的国家学说。比如马克思在阐述古希腊政治社会建立的原因时，提出了货币资本的决定性意义，他指出：“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8】这一论述显然是对其国家学说的深化研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解，中央编译局的学者把《笔记》理解为《古代社会史笔记》。再者，马克思人类学不能回避《笔记》对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被狭义化理解，即认为人类学有两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体质人类学主要指对人类体质方面进行的研究，民族学主要指对不同民族的人类文化方面展开的研究。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有一些学者坚持“社会人类学”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比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写作出版了《论社会人类学》；中国学者朱炳祥写作出版了《社会人类学》。但无论是社会人类学，还是民族学，都应该把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视为自己学科的研究内容。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笔记》才被理解成为《人类学笔记》。因为，《笔记》详细地摘录和评注了诸多不同民族的古代社会生产方式。
二 《笔记》是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学术成果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所访华团时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9】邓小平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体现了当下时代的时代精神。与之相适应，作为时代精神体现的哲学也应当对这个特殊的时代有所贡献。作为一门以社会发展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发展哲学，以及以关注社会发展为己任的社会哲学，等等，就是要做出这份贡献。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包含社会发展理论，甚至一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社会哲学。这种概括是准确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判断和实践，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得以成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以后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解体，给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道路究竟该如何进行？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笔记》是对唯物史观的实践诠释，当然，是一个未能完成的实践诠释。不过，尽管没有完成对唯物史观的实践诠释，但对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都给予了合理的探讨。因此，《笔记》是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学术成果，具体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马克思晚年之前的其他著作。
（一）《笔记》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依据
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斗争，乃至军事上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根本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惜采用一切方式来推行所谓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和西方价值观。客观地说，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即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最为进步的社会模式，尤其是它对物质文明所做的贡献更是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对此，马克思评价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但是，自从有人类以来，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尤其是交通工具不够发达，导致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文化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差别都十分突出。这就意味着，如果在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中忽视或漠视这种差异性存在，而采取整齐划一的社会模式，情感上就很难被人们接受。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的观点是，“共同胜利论”或称“单线论”。但纵观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几乎没有见到马克思对此问题的直接表述。而人们之所以如此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模式观，应该是因为恩格斯对此问题的诸多表述。比如，恩格斯在1893年6月27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1】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理论看，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据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理论只是阐释了社会发展模式的一般规律，其特殊规律是在《笔记》中论及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笔记》中强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社会发展模式中的意义。换言之，《笔记》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依据。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从氏族体制的不同上看，《笔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建构原则可以具有特殊性”的重要依据。所谓原则，就是指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准则，据此，社会发展模式最大的建构原则就是指社会模式的根本建构目的。《笔记》在对《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摘录和评注中，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建构原则可以具有特殊性”的重要依据。比如，《笔记》在介绍“西班牙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时提出，西班牙希望西印度社会模式最根本的建构原则是：有利于消灭红种人；《笔记》在介绍“穆斯林法律及其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所作的改变”时提出，穆斯林希望印度社会模式最根本的建构原则是：伊斯兰教要成为印度的文化基础，即社会模式要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笔记》在介绍“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阿尔及利亚）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时提出，法国人希望阿尔及利亚社会模式最根本的建构原则是：消灭公社所有制，因为法国人认为，“把公社所有制‘这种支持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倾向的形式’继续予以保留，无论对殖民地或者对宗主国都是危险的”【12】。此外，《笔记》还介绍了各种氏族社会模式建构原则的不同。这一切都表明，《笔记》对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较之马克思早前的作品，更为强调社会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其次，从氏族运行的不同上看，《笔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发展道路可以具有特殊性”的重要依据。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早期并不关注具体的社会发展模式，他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在晚年的一些书信中，比如，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上述理解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正如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彻底的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3】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是一贯的，即总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社会发展道路。只是晚年的马克思，为了回答诸如查苏利奇这样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提问，也为了发现更为科学的未来社会模式等原因，更为明确地探讨和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社会发展模式。《笔记》就是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因为它诠释了多种氏族社会模式运行体制的不同。
（二）《笔记》是共产主义社会模式具有现实性的重要依据
共产主义就像资本主义一样，既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社会模式。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问题的学说；从社会模式的角度讲，共产主义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思想，但却与之有着原则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体制的叙述，没有像《乌托邦》那样的小说性话语体系，也表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建立的理论前提是唯物史观，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不仅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上，还指明了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和正确道路等。对于上述判断，现代的许多学者并不赞成，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社会体制。再者，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历史事件，令同情和支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间阶层也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的存在价值。本书认为，造成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模式失去信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缺乏对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科学认识。比如，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寄希望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寻找答案。这显然是违反了认识社会规律的基本原则，即要在实践中去把握和总结适合时代精神的社会模式。其实，马克思之所以在《笔记》中大量摘录和评注古代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目的之一就应该是要告诉人们这种科学的探究社会模式方法。
从《笔记》的研究内容看，《笔记》至少从两个方面阐释了共产主义社会模式具有现实性。首先，《笔记》探讨的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是原始共产主义解体的原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提供了现实依据。在《笔记》中，马克思结合古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再次论证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逻辑。具体如下：（1）马克思对私有制影响的论述。私有制的产生离不开财产的影响，但财产状况如果不改善，人类就进入不了文明的时代，所以马克思引用摩尔根的话认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建立起来，主要就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享有财产。财产产生了人类的奴隶制作为生产财产的工具。”【14】在谈到僧侣在私有制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时，马克思说：“僧侣贼徒在家庭财产个体化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15】（2）马克思对阶级观念的深化。在探讨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时，马克思指出：“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16】在政策上，表现出阶级差别，比如，“第一阶级（贵族）不服军役”【17】。（3）马克思对国家观念的深化。在《笔记》中，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摘录和评注很多。比如，马克思在对《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所做的笔记中指出：“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发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人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人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团体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人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18】其次，《笔记》提供了公有制社会存在的现实性，为共产主义理论具有现实可能性寻找到了社会制度基础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在论述何为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9】，建设公有制。既然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公有制，那么，如何建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呢？为此，马克思在《笔记》中详细介绍了氏族模式的构成，这就是说，马克思试图从同为公有制经济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中寻找可行性方法。比如，马克思详细摘录和评注了摩尔根关于易洛魁人氏族模式的描述。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这种实证方式和方法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开创的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应该是《笔记》提供了共产主义理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它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表达。或者说，我们应该注重探讨《笔记》提供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建构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模式寻找可资借鉴的重要方法。
（三）《笔记》是和谐社会观的重要依据
和谐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诉求，而且也是一种哲学观念。第一个把和谐理念应用于社会观的哲学家是古希腊的柏拉图，或者说，柏拉图是和谐社会观的首创者。在柏拉图设计的社会里，任何统治者除了国家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社会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务”【20】。以后的西方哲学虽然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主义等理念，但本质上并没有实现对柏拉图和谐社会观的真正超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后，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和谐社会观才有了科学的根基，即和谐社会的实现才有了由空想到现实转换的思想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换言之，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能够实现和谐共存。从现代学科归属上看，和谐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的重要内容。从这层意义上理解，和谐社会观应该研究至少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和谐社会观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要研究社会观，就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马克思指出：“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22】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意在表明社会就是人，人就是社会，也就是说，“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23】。从这层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指社会是人的社会。所以，只有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观才是和谐社会观的哲学基础，才能找到和谐社会观的生存之根。它与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等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对待和谐社会观的根本态度。从国际共运史看，对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十分僵化，即认为马克思确立的社会观不可“异化”。众所周知，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系统，这就是说，不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24】。与之相适应，“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5】。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和谐的社会观可以是永恒的观念，从根本上说，要么是出于不理解其精神实质，要么是通过僵化其内容来故意歪曲其精神实质。总之，对待和谐社会观内容的科学态度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动态、变化思维。第三，践行和谐社会观的目的。把和谐繁荣的社会状态作为建构社会模式的目的，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目的性是主体需要的反映，是衡量人之为人的内在尺度。当然，也绝不可忽视人的手段性，即客体性，要看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谐社会观把和谐繁荣的社会状态作为建构社会模式的目的，相对于以往只把个体人作为手段而忽视其目的性的真理价值观来说，它既强调了人的社会价值，也肯定了人的个人价值；相对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真理价值观来说，它能真正体现出“人是目的”中的人，不仅是主体人也是个体意义上的人。
从《笔记》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看，《笔记》为和谐社会观能够客观存在提供了重要依据，或者说，《笔记》对氏族社会体制存在的现实性描述为和谐发展观提供了可行性依据。首先，《笔记》为和谐社会观提供了和谐社会关系能够建构的依据。在古代社会，因为没有私利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就似相亲相爱的亲人一样，遇到问题大家协商处理。这一理念贯穿整个氏族社会。比如，《笔记》在论及易洛魁氏族酋长的产生原则时指出：“酋长的职位早于氏族，它在普那路亚集团甚至在以前的原始群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一职位的职责在氏族中是父亲式的；它在氏族中是从男性氏族成员中选举产生的。按照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酋长的职位是由兄传弟或是由舅传甥，极少是由祖辈传孙辈。选举是由全体成年男女自由表决，通常是选举已故酋长的一个兄弟，或是他的姊妹的一个儿子；其中以他的同胞兄弟或他的同胞姊妹的儿子最容易当选。以几个同胞兄弟或旁系兄弟为一方，以几个同胞姊妹或旁系姊妹的儿子为另一方，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优先权，因为氏族的全体男性成员都平等地享有被选举权。”【26】其次，《笔记》为和谐社会观提供了和谐社会模式能够建构的依据。前文已经提及，古代氏族社会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时期存在，与它和谐社会观理念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古代的社会模式应该是和谐社会模式。从《笔记》的阐释看，这一理解也是正确的，即在古代社会模式中，和谐社会模式理念贯穿在每一件公共事务中。比如，《笔记》在阐释易洛魁氏族联盟时提出：“所有的公共问题必须得到全体酋长的一致同意才能决定，每一项公共法令也必须这样才能生效；这是易洛魁联盟的基本法；他们完全不知道会议活动中的多数与少数的原则。上面所说的把酋长分成各个组的办法，就是为达到一致而规定的。任何一个酋长，在得到他本组的酋长或酋长们同意他所要发表的意见之前，在被指定代表本组发言之前，不得在会议上发表带有表决性质的意见。”【27】再者，《笔记》为和谐社会观提供了和谐文化理念能够建构的依据。在古代社会，所谓和谐文化理念就是宗教文化。用《笔记》引述拉伯克《文明的起源与人的原始状态》中的描述看，古代的宗教文化经历了七个主要阶段，“（1）无神论——这里的含义，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明确概念；（2）拜物教——人认为自己能够迫使神（神的本性总是坏的）满足自己的愿望；（3）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自然物如树木、湖泊、石头、动物等等（天体等等）成为崇拜对象；（4）萨满教——非凡的神祗比人力量大得多，具有和人不同性质，他们所在之处也遥远得很，只有萨满才能去得；（5）偶像崇拜或拟人观——神更全面地具有人的性质，威力更大了；但还是可以听人指使的；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创造者；人们用像或者叫做偶像来表现他们；（6）神成了造物主，不单单是自然的一部分了，第一次成为超自然的存在。（7）道德和宗教联系了起来。”【28】本书认为，古代人的这种宗教文化，信仰神灵不是目的，用这种共同的“信仰”保持社会的向心力（也可称和谐）才是关键。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蒙昧人的推理能力高于信仰神的欧洲人。”【29】
三 《笔记》是当代中国道路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2004年4月20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提出，中国的发展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模式，本书把这种模式称之为中国道路，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国际上掀起了“当代中国道路”研究的热潮，美国的乔舒亚·库珀·雷默、阿里夫·德里克、戴维·兰普顿，俄罗斯的季塔连科，德国的托马斯·海贝勒等国外学者，从经济、政治、哲学等不同视角对当代中国道路的概念、性质、内涵、特点、意义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然，外国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主要是以欣赏、重视、反思的态度开展研究，这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置身于当代中国道路之中的中国学者必须“在场”，必须研究当代中国道路，而且是要深入地研究。事实上，中国学者们结合“中国现代化道路”，探讨了当代中国道路与中国价值的发展战略、价值坐标、建构意蕴、具体道路等关涉当代中国道路的诸多问题，以及当代中国道路背后可能蕴含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目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既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还要借鉴诸多社会模式的实践经验。而这一切是不能回避《笔记》的，因为《笔记》的主旨之一就是为建构共产主义制度寻找真实的道路。
（一）《笔记》能够为深化当代中国改革提供动力支持
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了与苏联相似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史称“苏联模式”，或称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规划、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尤其是在较短的时间里能够集中多种力量进行专门的建设，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内提高生活质量呼声的高涨，以及对政治体制产生出的更高要求，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了以农村改革为先导的改革开放。直到今天，中国依然处在转型期，改革的重任依然艰巨，就其深度和广度看，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革命。邓小平对其的阐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它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30】在进入了21世纪的当下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就经济而言，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就保持了平均9%以上的高速度。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客观地分析困难。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深化改革的时期，也就是说，开始进入到诸多利益群体进行博弈的时期。面对着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共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即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换言之，中国的改革还需要继续进行，尤其是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要加快进行，或者说，许多方面的改革亟待深化。当代中国深化改革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就当下的状况看，其中动力支持就是最为重要的支持之一，因为，一些人失去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甚至还有人提出干脆回到极“左”的时代。为此，本书认为，就其思想主旨而言，《笔记》能够为深化改革提供动力支持。首先，《笔记》能够为克服现存中国道路的局限性提供动力支持。从逻辑上看，理论往往要滞后于实践，因为理论是对时代精神的抽象概括。这就是说，现存中国道路的建构理念一定有需要改进之处，或者说，现存的中国道路一定存在局限性的一面。从马克思对《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文所做的摘录和评注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一般来说，古代社会模式局限性的改进都是通过外力来实现的。比如，西班牙对西印度的社会模式进行了干预，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穆斯林、英国等对印度社会模式的蛮横干预，直接导致其社会模式的变更。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保持自己社会模式的先进性，才能够使得自己的力量强大，从而在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后来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笔记》给现存中国道路的局限性敲响了警钟，即人们一旦放弃改革的动力，就会逐渐脱离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落后挨打的局面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其次，《笔记》能够为解决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困难提供动力支持。胡锦涛2006年3月6日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胡锦涛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讲话，理由很简单，人们对于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波动。这种波动，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困难产生了困惑，即缺乏能够克服这些理论困难的精神动力。从内容上说，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困难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党和政府的政策如何才能保证中国道路健康发展，即政策有没有科学性；第二，如何协调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即中国共产党能否真正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是否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和有利于遏制腐败，即人们是否满意政治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胡锦涛同样在2006年3月6日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改革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以上的分析表明，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困难的确需要动力支持。那么，为什么说《笔记》能够提供这种支持呢？因为《笔记》中介绍的氏族体制都在不断寻求令氏族成员满意的运行方式。比如在对《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所做的摘录中，记述了爱尔兰人变革氏族体制理由的一段描述，“在首领死后，如果领主的称号传给他的儿子，而儿子可能年幼，他人也许会来插手，或者以武力将他撵走，而他又无力保卫自己的权利，抵挡外人的势力。所以他们把领主的称号交给亲属中最年长的人，因为这个人通常已经成年，经验较多，有能力保持遗产和保卫乡土”【31】。
（二）《笔记》有助于为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指导原则
不论人们对当代中国道路存在着多么激烈的争论，包括对指导原则展开的争论，当代中国道路都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基于当代中国道路在国际范围内带来的影响，许多国内外学者把其称之为“中国模式”。当然，不同的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不同，有的学者是从正面理解，即认为“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成功之路；有的学者是从反面理解，即认为“中国模式”是对“美国模式”、“西方模式”的挑战，鼓吹“中国威胁论”；当然，还有学者只是从学术的意义上去解读“中国模式”，即仅把其作为观察中国的一条路径。客观地说，当下时代，深化当代中国道路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前所未有意味着，现在深化当代中国道路建设，已经不仅仅是方针、路线、政策等层面的问题，已经涉及指导原则的层面。在方针、路线、政策方面的困难比较容易克服。比如，当今政府和学界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思维，既有强调继续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也有主张跨越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而直入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性”，当然还包括跳过第一次现代化阶段直接选择“第二次现代性”的发展观，等等。对于这些困难，只要能从社会哲学的高度，深度澄清各种当代中国发展思路的发展逻辑，就可以克服。但指导原则上的困难，需要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马克思的《笔记》虽然不能给予这种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但它探讨的诸多问题确是当代中国道路建设必需的重要原则。
在当代中国道路建设中，《笔记》有助于人们坚持三个根本指导原则。首先，坚持公有制发展是《笔记》能够为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的根本原则之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这三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论如何变革，公有制经济必须为主体或为基础。为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变革不妥，不应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是所有制的区别；还有学者认为，既然当下时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用管它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纵观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资本的形成、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都是根源于“私有制”。所以，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是公有制经济。《笔记》的研究目的之一也是要揭示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共产主义解体的秘密，比如，《笔记》在探讨印度公社模式瓦解时指出：“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土地所有制。如上所述，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32】据此，我们认为，坚持公有制发展是《笔记》能够为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的根本原则之一，因为《笔记》指出了否定公有制的后果将导致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其次，坚持中国特色是《笔记》能够为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的又一根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特色”给当代中国道路和中国学者与政治家都带来了诸多的荣誉，但也带来了诸多的责难。荣誉很好理解，即因为它的存在，令中华民族走向了繁荣富强的新时代，所有的中国人为之自豪。至于责难，则比较复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被泛化式的滥用，即一切无法“难以解释”的但又必须解释的问题都套用“中国特色”的标签。有学者把造成责难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对“中国特色”的“流俗化”与“庸俗化”。这就是说，如何避免把中国特色引向“流俗化”与“庸俗化”，即避免把本来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特色误认为现代化建设解释原则的错误，对于当代中国道路建设至关重要。然而，任何问题都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危险，也即是说，当代中国道路建设，如果放松对“中国特色”的强调和突出，“外来模式”就很容易趁虚而入，或者说“见缝插针”，比如“苏联模式”就曾经趁虚而入中国的社会模式建构。上文已经论及，《笔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强调社会模式建构中的“特殊性”，这就是说，《笔记》提供的坚持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经验，警示着我们必须在当代中国道路建设中坚持中国特色。再者，坚持依法治国也是《笔记》能够为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的根本原则之一。法律不是以限制人的自由为目的，恰恰相反，它是以保护人的自由为原则。然而，法律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名声与此并不相称，每每提及法律，人们都是强调它限制人自由的一面。事实上，限制人自由只是它的功能，而正是通过这种功能来保护人们的自由不受到侵害。从这层意义上理解，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法律的“阶级统治工具”成分已经消失，但法律的“维护人自由”成分还将会继续存在。再者，当代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存在的意义依然巨大。从坚持依法治国的角度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笔记》提供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存在着法律的事实，应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道路需要坚持依法治国的依据之一。
（三）《笔记》能够为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许多人认为它是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的证明。但俄罗斯的巴枯宁则认为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并没有依赖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此问题的回答并不困难，因为马克思对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纵览马克思的文献，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发生在巴黎公社运动时期。这时的马克思绝对支持和肯定巴黎公社的革命性行为，而且他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3】，“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34】。另一种态度发生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的马克思的晚年。这时的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不是他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巴黎公社的革命没有按他的理论进行，即巴黎公社“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35】。前后两种态度的马克思并不矛盾，前者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希望和憧憬，后者是失望。但这丝毫不能否定巴黎公社在国际共运史中的地位，因为其后的苏维埃政权都是在它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理解，以建构公有制社会模式的原始共产主义体制，自然也能为同为公有制体制的当代中国道路建设提供经验借鉴。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指称的经验借鉴，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的态度，而不是现成的标准。至于改革的标准，邓小平已经讲得很清晰，即人们都熟知的“我们在走我们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从《笔记》探讨的问题看，《笔记》能够在体制结构上为当代中国道路提供经验借鉴。《笔记》在氏族结构、村社体制等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上的描述众多，其中能够给当代中国道路提供经验借鉴的内容太多。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个例证。例证一，具体的体制结构可以随情况变化而变化。比如在探讨易洛魁人的联盟时，《笔记》提出：“为相互保卫而联合，最初不过是一个由某种需要（例如面对外来的袭击）所引起的单纯事实，随后形成同盟，然后则成为永久性的联盟。”【36】例证二，相同的生产力条件下，体制结构可以不同；比如，《笔记》在介绍印度的土地体制时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具有如此多种形式的土地关系。除了氏族公社之外还有比邻公社或农村公社；定期的平均的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包括交换住房——的制度与终身的不平等的份地制度并存，这些份地的大小或者是由继承法规定的，或者是由最近一次重新分配时期的实际占有情况决定的；公社的经营和私人的经营同时存在；有的地方有公社耕地，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只有公社附属地（如森林，牧场等）；有的地方，公社全体居民都可以使用公社土地，有的地方使用权仅限于少数古老移民家庭；除了上述形形色色的公共所有制形式以外，还有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最后，还有往往包括整个区的大面积的大土地所有制。”【37】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0页。
【2】〔美〕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9页。
【3】袁贵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4】高清海：《哲学的创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6】《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8】《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
【1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14】《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15】同上书，第52页。
【16】同上书，第317页。
【17】同上书，第314页。
【18】《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0】〔希〕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2】同上书，第24—2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6】《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04页。
【27】《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28】同上书，第529页。
【29】同上。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31】《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477页。
【3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34】同上书，第6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36】《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37】《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