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要有一定的环境,好的环境有利于做学问。治学的环境主要是指学者所处的单位环境,即服务机构的人文环境,当然也有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但我这里要谈的是治学的地理位置,也就学者所在城市的地理方位问题。
世界各国的体制不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京城与外地在学术资源方面差异颇大。不仅政府机构,而且重要的出版社和主要文化机构等都高度集中在首都,在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方治学,就会有诸多不便之处。在分权国家,地处边远地区的大学与在大都市的大学差别较小,地理位置对治学的影响就较小。
在大学为象牙塔的传统社会,大学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差别较小。在大学逐渐走入社会的中心、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现代,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就会有诸多不利之处。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说法。古代京师在辇毂之下,万方辐辏,人文荟萃,容易获得各种资源、人脉和信息。而在远离京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与在天子脚下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唐代进士科举实行人治与法制并举、考试与推荐结合的取士办法。因此,只要想应进士科入仕,就必须造请权要,或与先辈名人往还,以获得推荐的机会。中唐科场注重举子平时的才学名声,主司在录取时往往要“采誉望”,即参考进士科举人的知名度,考虑舆论认为具有声誉的举子。举场中“激扬声价,谓之往还”。而所谓“往还”、“激扬声价”,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来回“炒名声”,扩大知名度。韩愈、欧阳詹等人都是到京城以后才有机会跟一些“先进”打交道,获得“通榜”和“公荐”的机会,结果才顺利进士及第。
即使是宋代科举取消推荐环节,完全以考试成绩决定录取以后,在京城待久了,也比较容易知道科场文风的变易,以及揣摩考官出题的偏好。尤其是第三场考“策问”,从唐宋到明清,历代科举都会出与国计民生现实相关的考题,在京城住上一段,便较可能了解时事,有利于“对策”。
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古今皆然。现代大学教师都要忙着申请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在政治经济中心,比较容易找到合作伙伴、获得大笔经费的课题。处在僻远的小地方,就近很难找到大的横向课题。尤其是当代社会科学类的学者,注重参与决策咨询,地处京城和省会就方便得多。至于“跑部钱进”之类的说法,反映的也是进京争取资源的现象。
现在做学问和出名也讲究地利之便,例如,在京城的学者上中央电视台的机会比其他地方的学者大得多。请在京的学者,既不需付差旅费,又不需要接待安排住宿,只需付个出租车费便可,学者也没有舟车劳顿。不是非请不可的话,何必舍近求远找外地的学者?
大都会往往是人文渊薮,有众多的同行学者可以切磋琢磨,声应气求、交流往还的机会大得多。即使是发表同样数量和相当质量的论著,在京城的学者获得的学术声望可能也要比其他地方的学者要大一些。
当然,一定意义上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要闪光。但在现代,即使是美酒,还要善于推销,还需有推销的机会。
与学者个人治学相关,大学办学的地理位置也是如此。大学所处不同的地理方位,其影响与利弊也有所不同。因为各种重要的会议和活动往往在京城或省会举行,在非首都和省会办大学,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要增加许多。
1958年,在举国头脑发热的时候,中国高等教育也“大跃进”,为了“赶美超英”,甚至提出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结果多在地区一级的县城所在地匆忙办起了师专,因为违背教育规律,到1960年以后又不得不下马。现在高等学校通常也是办在地级市以上的中心城市,个别在县级市办学的高校就有诸多的困难。地理位置的差异,久而久之就会在学校的办学实力上体现出来,如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很难引进,即使引进了也较可能又离开。
不过,另一方面,在大都市生存也不全是好事,也是利弊兼具。活动太多、机会太多,很难不为外物所动,结果为应付各种活动,成天忙碌慌乱,就很少整块时间,也较难静下心来治学。
而且,在交通便利和计算机互联网时代,治学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比如,在福建厦门岛南端我的住处,与从北京皇城根发送电子邮件到中国教育报社,时间上没有任何差距。
因此,关键还是在学者自身的把握,无论身处何地,都应以学术为业,静心治学。不必这山望那山高,否则永远是“我不在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原刊《中国教育报》2009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