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和东亚部分国家古代的考试选官制度，孔庙是中国和东亚部分国家古代的儒学建筑。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儒家经学向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自唐代左庙右学格局形成之后，通过学生参加释典礼、进士及第后的释菜礼、在孔庙立进士题名碑等活动，科举与孔庙发生了重要的文化关联，体现出考试制度、文化礼仪与儒学建筑的互动和依存关系。
唐代就曾规定，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宋代亦然。洪武四年（1371年），令进士释褐，须诣国学行释菜礼，郡邑新生员、乡贡及庶吉士初入翰林院皆踵行之。此后，状元率新科进士上表“谢恩”，到孔庙行释菜礼成为定制，一直沿用到清末科举制的废止。元代皇庆元年（1312年）开科取士，把新科进士的姓名刻石立于孔庙，以显示他们的荣耀，自此以后，历代遵行。北京孔庙见证了中国科举制的兴衰，那里至今仍矗立着198块进士题名石碑，题刻着元、明、清三个朝代600年多年间5万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录取名次。越南河内孔庙亦类似，立有82座进士题名碑，记录了1442年到1779年间1306位越南进士的杰出成就，而且越南还准备就河内文庙内的进士题名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进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些进士题名碑形象生动地昭示出科举与孔庙的关联，而且成为北京与河内孔庙中最受游客关注和兴趣的部分。
在科举时代，科举制度、儒家官学、孔庙祭祀三位一体。1905年中国废科举后，儒学因失去了制度化支撑和有力保障而迅速衰弱。1894年和1919年，韩国、越南的儒学也因各自科举制的废止走向式微。与此同时，孔庙也失去了往日尊崇的地位，于今基本上只剩建筑遗存。在当代，如何保护孔庙并使孔庙发挥作用？除了一些地方逐渐恢复的祭孔仪式以外，设立一些与科举和古代教育、国学方面的展览，使孔庙不至成为“空庙”，让孔庙不仅存留儒学建筑形式，而且充实其传统文化内容，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方面，上海嘉定的孔庙将嘉定博物馆改设为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便是一个范例。
（本文为《儒风同仰：首届闽台孔庙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方志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