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是一名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学者的缘故，我似乎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那一方文化圣地有不解之缘。
这是我第三回专程来岳麓书院开会了。2002年5月底，我应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市立学院李弘祺教授和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之邀请，到岳麓书院参加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台湾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传统中国教育与21世纪的价值与挑战”学术研讨会。由于要顺便应邀在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作两场学术报告，我提前一天于5月28日上午到达长沙。甫下飞机，我便迫不及待，先期参访岳麓书院。站在千年庭院的大成殿前，睹物思人，不禁忆起上一次来访岳麓的情形。
1995年12月，我第二次前往岳麓书院，与高等教育研究界的老前辈余立先生一道受命为湖南大学进行校史论证。自从1986年举办“岳麓书院建立1010年暨湖南大学命名6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湖南大学是否“千年学府”就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个话题。创建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而后经历一系列关停并转，至1926年以岳麓为校址成立湖南大学，再历经几十年的聚散离合，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湖南大学。然而，由于当时提供论证的原始依据不足，对湖南大学校史是否可以从岳麓书院算起这一问题，余老和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不宜遽下定论，并鼓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专家进一步收集资料。后来，余立先生在与我的通信中，还挂念湖南大学的校史研究进展情况。而今，余老已仙逝数年。当我再返岳麓，斯人已去，令人感物伤怀，只能在心中表达对余老的追思之情。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幸好，在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汉民教授培养的高足、现为我的博士生的李兵的陪同下，我在书院内走马观花，眼见岳麓书院的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御书楼的藏书有了很大的增加，很是释然欣喜。当日下午，在应聘为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的仪式之后，我为湖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学术报告。泽惠于人杰地灵的岳麓书院，湖南大学成为一所得天独厚、深具发展潜力的现代大学，尤其是在继承书院遗产、发掘人文底蕴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尽管我已兼任其他8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尤为乐意担任该校的兼职教授。或许是预感到我会成为湖南大学的兼职教授，喜玛拉雅基金会在台湾事先为参加“传统中国教育与21世纪的价值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制作了与会代表的胸牌，竟为我制好了“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和“刘海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两个胸牌。
在李弘祺教授、黄俊杰教授和岳麓书院几位专家的主持下，“传统中国教育与21世纪的价值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于5月30至31日顺利举办。与会的21位正式代表中有美国来的学者4人，台湾学者4人，大陆学者13人。研讨会的主题聚焦在儒家教育、书院、科举三个方面，在各位论文介绍之后，进行提问和回应。酒逢知己千杯少。由于大家都是真正的同行，且议题集中，研讨深入，很容易引起碰撞和共鸣，只是感到意犹未尽，时间恨短。就我本人而言，以《科举教育与“科举学”》一文作了发言，并参与主持、提问、讨论，始则正襟危坐，继而神采飞扬，终于心驰神往。正所谓“书生意气，激扬文字”，如坐春风是也。
在中国书院史上，有“朱张会讲”、“鹅湖之会”之类的佳话。学术的价值需要阐发，理论的光芒需要磨砺。学者们平日沉潜学问，磅礴郁积，在适当的场合，遇适当的对象，便会逸兴遄飞，洋溢出来。参加此次高层次高品位的“会讲”，在一个很高的学术平台上进行交流与对话，便能让人更深切地体味“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的真正含义。学者平时发表论文多为个人的独白，而学者之间面对面的切磋琢磨，可以即时得到回应和互动，促进观点的深化和理论的升华。我想，这大概便是为什么古代书院大师甘愿跋涉数十天，不远千里进行“鹅湖之会”之类的学术聚会的原因吧。
会上与李才栋教授讨论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所著《中国大学》一书中的书院观的时候，我不由地想起第一次来岳麓开会的情景。首次见到岳麓书院是在1994年4月参加由许美德教授主持的“文化选择与大学教育理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许教授是当今西方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之一，她对东西方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颇有见地，对中国古代书院和科举也相当兴趣。选择岳麓书院大成殿作为讨论文化和大学教育的场所，本身就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探究的用意。在那次会上，我提交了《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的论文，并主持了几场分组讨论。如今，又是在岳麓书院，又是讨论传统中国教育问题，一晃八年，一切恍若昨日。在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坛上，不知有过多少讲学论道，不知有过多少学术聚会。“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书院的粉墙灰瓦静谧地观照着世事的变迁，参天大树默默地经历着风雨的沧桑。1901年清廷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诏令之后，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旧学的堡垒和落后的教育形式，彻底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20世纪初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书院还能在中国文化和学术领域重现生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有岳麓书院因包容于湖南大学之中，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正是众多的学术活动，才赋予岳麓书院一定的现代意义。
20世纪是中华文化跌宕起伏的世纪，国人对中华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疑惑、否定、迷茫和反思的过程。20世纪又是西方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纪，中国从19世纪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为实际上的西体中用。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许多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对西方文化俯首称臣，唯西方马首是瞻。例如，对儒学、书院和科举，都曾经历过全盘否定的时期。由于清末高等教育经过脱胎换骨的转型，从典型的东方太学、书院改换为西式大学，今天人们计算一所高等学校的校史，通常只从学习西学之后算起。对古代东方型的高等教育形式，基本上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这就难免出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只有二百多年建国历史的美国，却有三百多年校龄的大学，而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大学的历史却仅有百年。这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规模大的书院是古代高等学府，或者说是古代东方型的高等学校。既然西方许多著名大学都连续计算中世纪大学的校史，而这些学校当时也不过是以神学及人文学科为主，与中国古代的太（大）学及大书院所学内容没有质的区别。如果某一中国高等学校确实是从原有大书院改制而来，为什么不能连续计算校史？这方面也存在一个破除欧洲中心论的问题。但现在就承认某一高等学校的前身书院历史，出现举办数百年甚至上千校庆的中国高等学校，一般人可能还很难以接受。只有在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重放异彩之时，人们才会不再受欧洲中心论的羁绊，真正看重自身的教育传统和大学历史。
自去年以来，我受教育部委托，研究制定“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原则与标准”，并受命主持了数所大学的百年校史论证会。在研究课题和进行论证的时候，经常会谈到现代大学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形式的联系，很自然地会提及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继承关系问题。这次三访岳麓，看着千年讲堂上“忠孝廉节”四个碑刻大字，以及石刻《岳麓书院学规》中“通晓时务物理”、“疑误定要力争”等训条，遥想岳麓书院繁盛之时，范围上千亩，院生上千人，规模不可谓不大，学习研讨内容又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高深文化知识，应该说可以媲美欧洲中世纪大学。得知书院文化研究所的邓洪波教授等人现在正进一步研究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校史，我衷心希望他们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明结果来。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若天涯。这既不是我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来见岳麓，但却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次。此次研讨会得到喜玛拉雅基金会的全额资助，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原因。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1990年成立于台北市，系一纯民间非营利机构。该基金会秉持一个理念：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五千年，中华文化拥有非常优秀的特质。回顾20世纪下半期，海峡两岸暨港澳及海外中国人，已展现出非凡的成就。预期迈向21世纪，中华民族在各个知识领域都会产生杰出的人才，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期望中华民族新的一代，不但能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而且能在人类社会中成为进步的力量，为全世界作重大的贡献。为此，基金会赞助两岸和海外各种公益活动，“中华文明的21世纪新意义”研究计划，便是基金会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探讨中华文化的成就及其在21世纪所蕴涵之新意义。透过此次研讨会，便可窥见基金会及该计划的立意和抱负。
就我个人之见，喜玛拉雅基金会选中的该计划主持人和具体经办者皆为最佳人选。从研讨会的组织和举办过程确可看出，黄俊杰教授学富五车，高屋建瓴；李弘祺教授学贯中西，满腹经纶；李雪莹研究员冰雪聪明，文雅大方。以此等人物为代表，在在皆体现出基金会高尚的品位和卓越的追求。而且，作为研讨会的延伸，还安排与会代表游览张家界风景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纵情山水之间，各位同行又得有机缘进行交流和对话。如今，每年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夥矣，真正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多，而今次岳麓之会便是难能可贵的一次。
回到厦门之后，当我在书房研读之暇南望窗外的鹭江和金厦海域时，当我在家中餐厅用餐之间东眺台湾海峡水天相接的海平线时，还不时会想起在水一方的喜玛拉雅基金会，想起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岳麓之会。我终于意识到，岳麓书院已成为自己精神上的一处文化家园。
（原刊《湖南大学报》2003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