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后辈学者的态度，影响到一位大学教师的声望和口碑。乐于奖掖后学者，在其人故去之后，学问更可能薪尽火传。
2009年10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史学科带头人王炳照老师驾鹤西去，中国学界痛失一位教育史研究的大家。10月11日，我专程到北京八宝山参加了王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
作为新中国教育史发展的历史见证人和推动者，王炳照老师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以及与李国钧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与李国钧、李才栋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成为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中国书院史的集大成之作，影响重大。他在先秦教育研究、孔子研究、书院研究、科举学研究、蒙学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为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内文科的各类最高奖项。可惜天不假年，如果王老师能再工作十年，对中国教育学界的贡献一定还更大。
我并非王炳照老师的及门弟子，但他于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审首次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下放给有关大学。当时处于过渡阶段，还需请校外专家到学校来开学科评审会，投票通过后由学校学位委员会评审，再投票通过后再报给教育部，之后还要将名单送给各位学科评议组成员过目，都没有异议，才算正式通过。当年，身为学科评议组成员的王炳照老师专程从北京来厦门大学，评审我的博士生导师申请。当时全国极少有35岁以下的文科博导，要接纳我这样一个年轻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可想而知需要突破一定的心理界限。而在王老师的主持下我顺利通过了学校的学科评审，也于该年遴选为博导。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于此始终未敢忘怀，至今感激在心。
王炳照老师后来与我还有不少学术交往，不必一一列举。他与其他年轻学子的交往还更多，对后学的奖掖和帮助，还有许许多多事例。他的弟子曾以《敬业勤学，乐观豁达》为题，总结王老师的学术生涯和诲人之道：先生以宽广博大的胸襟、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一届新生开学，先生总要召集不同导师的所有同学一块开个见面会，增强师生之间的理解，反复强调大家不要有门户之见，在学做学问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学会做人，学会合作，相互关心，增强集体认同感。在许多人的眼里，王老师属典型的燕赵慷慨豪杰之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容乃大，笑对人生。
而今，这么一个向来乐观豁达、善待后学的智者，这么一个总是给人精神爽朗、幽默而阳光的印象的长者，病后不久就忽然离去，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是否善于培养人才，往往关系到导师的学术能否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与韩愈同时活跃于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诗文和影响在当时不亚于韩愈，但正如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中论及韩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流传”时所指出的：“退之同辈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纪，元白之遗风虽尚或流传，不致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扶植后学成长，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反而能延续自己的学统和文脉，但愿所有著名学者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善待后辈学子的，也有的学者妒才嫉能，不愿后辈学者可能与自己平起平坐，或生怕后辈学子超过自己。而王炳照老师对待后辈学者的扶持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有“桃蹊李下，炳烛千秋照后学”的评价。
王炳照老师的逝世是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学界的重大损失。去年3月，研究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的曲士培先生也是突然离去；今年3月，书院研究专家李才栋先生也重病不治。当这些七八十岁的著名学者一个个玉树凋零之后，中青年学者如何才能将他们的未竟事业加以继承和发扬呢？
学术的发展须经几代人的努力，不断积累传承，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这是一个薪火相传的接力。善于培养和奖掖后学，即使斯人已逝，也能薪尽火传。
（原刊《中国教育报》2009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