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真实的心理治疗门诊会谈这一特殊类型的机构话语为研究对象，借鉴话语分析、目的与合作原则以及治疗关系理论，对心理治疗会谈中的问答互动结构、对应结构、解述话语以及问话预设等方面的语用特征进行了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揭示了心理治疗双方的互动合作性以及话语权力关系，同时提出了本研究对语言学和心理咨询实践启示。如前所述，这一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治疗双方的互动合作、消除话语权力的不对称，最终建立平等、互动、合作的治疗关系。
本章在总结前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其对语言学和心理咨询实践的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治疗话语的整体分析框架，随后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前景。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心理治疗话语中的目的关系
如前所述，治疗关系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通过语言表达、情感交流或医药技术等手段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也体现为一种话语权力关系。作为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过程变量，治疗关系受目的关系的影响和控制。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特征的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表明，心理治疗话语中的目的关系有三种主要的表现形式：总目的一致关系、子目的一致关系以及子目的冲突关系。
总目的一致是建立良好治疗关系和取得良好疗效的基础和前提。大量研究表明，好的疗效都源自共同目的基础之上的治疗关系（Horvath & Symonds，1991；Hubble，Miller & Duncan，1999）。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有言说，心理治疗是“以言治病”的社会活动，其根本性目的是“在良好的治疗关系的基础上，由经过专业训练的治疗者运用心理治疗的有关理论和技术，对来访者实施帮助，以消除或缓解来访者的问题或障碍，促进其人格向健康、协调的方向发展”（钱铭怡，1994）。也就是说，就治疗师而言，其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来访者的自我发展，提高来访者自身的主动性，促使来访者产生顿悟并发生积极改变。就来访者而言，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治疗师的帮助消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或障碍，发生积极改变。根据廖美珍（2005a：1-10）提出的目的关系的三个类型：目的一致、目的冲突（包括目的竞争）和目的中性，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属于来访者向心理治疗师求助时当场形成的目的一致关系。这里的目的一致指的是心理治疗双方的总目的的一致。因此，在这种目的一致的关系下，互动双方在最大程度上是合作的。
基于治疗关系的帮助—被帮助特性以及总目的关系的一致，心理治疗中的子目的关系在治疗过程的不同阶段也表现出一致。所以，总的来说，在治疗过程的各个阶段，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较高。在问答互动结构中，治疗师和来访者数量较多的扩展性答话和肯定性答话，以及治疗师用来给予来访者间接性指导的附加问话等都表现了治疗双方较为强烈的合作愿望以及为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所付出的合作性努力。心理治疗中的问话是受“目的”和“任务”驱动的。来访者清楚会谈的目的，明白会谈使他们受益，因此与“目的”和“任务”相关的种种限制也能被来访者接受，具体表现为来访者对各类问题的回应都以扩展性肯定答话为主。治疗师会谈的主要目的是“以言治病”，增强来访者的内在权力，促成来访者的积极转变，因此对来访者的问话，治疗师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对应结构中，数量最多的I-R结构虽然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和机械性，但也是治疗双方合作程度较高的体现。在解述互动结构中，治疗双方对对方的解述通常是表示认可或者扩展性认可。对治疗师解述的认可乃至扩展性认可，表现了来访者较强的合作性以及对治疗师权威地位的尊重；对来访者的解述的认可意味着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肯定、鼓励和支持，有助于增强来访者的自信心和内在权力。此外，对治疗师的问话以及问话预设的命题内容，来访者通常给予积极的回应，较少发生阻抗的现象，这也表现了治疗双方高度的合作性。总之，总目的和子目的关系的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心理治疗话语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助于治疗双方建立和维持良好的治疗关系，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虽然心理治疗话语的总目的是一致的，子目的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一致的关系，但是不排除有子目的冲突的现象。子目的冲突的现象在治疗初期阶段比较普遍。在这一阶段，治疗师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问话等方式了解来访者的病史，对来访者进行心理诊断。但是，有些来访者以沉默、答非所问或者转移话题的方式来回避治疗师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不愿意合作或者合作程度较低，其目的是进行自我防护或者挽救自身的面子，其原因是对治疗师的不信任。在治疗的中后期阶段，也会出现子目的冲突的现象。和治疗师讨论某些问题的成因或者解决办法时，有些来访者或者干脆保持沉默，不愿意面对自身的问题，或者想方设法通过解述、解释等话语方式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辩护。这些目的冲突关系对良好治疗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心理治疗话语中的合作与干预
合作是指会话活动中的双方为了共同的交际目的而做出的交际努力。心理治疗中的合作表现为一个连续体：不愿意合作—强制合作—自愿合作。这个连续体也体现了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逐步发生改变的过程。是否有利于来访者自身的利益则决定了来访者合作的意愿以及合作的程度。在目的关系冲突的情况下，来访者产生阻抗心理，是不愿意合作的。而作为治疗师，就要努力营造一个易于使来访者合作的环境，其中包括选择适当的问话形式、对来访者讲述的问题进行试探性解读或者做出要旨性或结论性解述、有效地开启二者间的微观互动结构（即选择和运用合适的对应结构模式和类型）、对来访者的话语给予积极回应等手段。比如，就问话类型而言，虽然开放性问话对答话和答话人的约束力小，留给答话人的空间较大，来访者不太容易对问话的命题内容产生阻抗，但是“封闭式问话比开放式问话更为具体，有助于给来访者提供话题选择，使来访者更容易参与谈话，从而更积极地与治疗师合作”（Pain，2009：146）。治疗师的回应也要有针对性，不仅仅是给予来访者微小鼓励（minimal encouragers）（即最小回应），还应该提供包括认同、评价、解释、建议、指导等方面的具体信息（即扩展性回应），从而使来访者感受到其促进作用。同时，治疗师的干预也是促进合作或者说是实行强制合作的途径。
来访者的自愿合作行为表现出来的话语特征有：来访者的详述，来访者对治疗师话语的解述，来访者对治疗师解述的积极回应，来访者对治疗师问话的积极回应，来访者对治疗师问话预设的认可等等。Pain（2009：148）认为，积极合作对来访者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来访者开始分析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判断自身发生的变化并且仔细思考这些变化对他们未来生活的影响；第二，来访者通过治疗师的详述来解读自身话语的意义；第三，来访者积极参与和治疗师的详述，在一连串的可能的详述中解决自身的根本问题。
干预指的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通过一定的手段和途径对来访者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行为问题等施加影响，使之朝着预期目标发生改变。Satir（1967：160-161）在谈到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角色时指出了治疗师和来访者角色的差异性、角色的互补性以及治疗师控制治疗工作的重要性。治疗师的干预是受目的驱动的（task-driven），而且干预的目的是为了让来访者进行更好的合作，是为了达成最终的治疗目标。这和日常谈话中的干预存在很大差异。日常谈话中的干预通常会给交际活动造成阻碍，从而使交际双方的合作程度降低，甚至合作终止。比如，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打断来访者，然而，在日常谈话中，这通常会影响合作，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此外，治疗师可以通过不同的问话形式、不同的问话预设、选择性的解述以及不同的对应模式和对应类型等来实施治疗性干预。
对来访者而言，只要了解治疗的目的，只要认为他们能从中获益，那么与任务相关的治疗师的种种限制或者干预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从来访者的角度看，由于治疗总目的关系的一致性，治疗师的干预并不一定会完全影响二者之间的合作。当来访者有足够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合作成为可能。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如果要完成心理治疗的任务，实现心理治疗的目的，那么有些限制和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来访者内在权力的增强以及自我治疗技能的提高，治疗师的限制和干预也会相应减少。
因此，在心理治疗话语中，合作与干预是治疗关系中的一对统一体。合作是目的，干预是手段，治疗师干预的目的是促进合作。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合作程度决定了治疗关系好坏，从而影响治疗的过程和结果。
三、心理治疗话语中的权力关系
在心理治疗会谈之初，治疗双方所拥有的角色性权力、社会性权力以及历史性权力的差异在治疗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这种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相对而言是静态的。随着心理治疗会谈的进行，治疗双方所拥有的权力表现为交际互动中的内在权力、合作权和控制权，这三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话语权力关系。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特征的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会谈中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虽然是不对称的，但是这种不对称的话语权力关系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
问话是权力的体现，问答互动结构揭示了心理治疗会谈中的话语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治疗师启动的问答相邻对总数、治疗师的问话总数等都远远高于来访者，所以治疗师处于“主动问”的强势地位，而来访者明显处于“被动答”的弱势地位。但是，来访者在后期会谈中问话数量的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来访者话语权力的增强以及来访者自信心的增长。
对应结构是互动的最基本单位。治疗双方所启动的对应结构在数量上的不对称以及对应结构在模式和类型上的分布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不对称的话语权力关系。治疗师启动的对应总数远远高于来访者启动的对应总数，这也就表明了治疗师在谈话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来访者在谈话中则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治疗师对来访者启动的I举动没有给予回应，导致了来访者启动的光杆I对应数量远远多于治疗师。这体现了治疗师对会谈内容和会谈方向的有目的的控制，以及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话语进行选择性回应的权力。这些都是治疗师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决定的。但是在后期会谈中，来访者启动的对应数大幅度增加，这表明来访者的内在权力和主体性增强，从而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
解述是心理治疗会谈中的一种重要的会话活动，这种会话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疗双方话语权力的不对称关系。处于主动、强势地位的治疗师的解述数量远远高于处于被动、弱势的来访者的解述数量。解述内容的选择性（对来访者话语内容的删除、选择和改变）也是治疗师权力的体现。但是后期会谈中来访者参与治疗师的协作性详述表现了来访者互动交流的积极性以及逐步提高的主体性，同时也暗示来访者所发生的积极改变。
问话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干预主要体现在问话命题的预设性。治疗师的问话通常限制来访者必须在问话所设置的预设框架内作答，来访者在理解问话所强加的设想的同时接受其为共有的设想。也就是说，来访者在理解并对治疗师的问话做出回应时，接受问话嵌入的预设为双方的共识。因此，预设的相对隐蔽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预设所隐含的权力性以及权力的不平等性。
四、本研究对语言学的启示
（一）话语的目的原则在心理治疗话语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特征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心理治疗会谈所呈现的规律性特征，而且说明了会谈中的双方（尤其是治疗师）如何运用具体的话语策略和话语手段来实现心理治疗的总目的以及治疗各个阶段的子目的。如前所述，无论是问话的数量和类型、对应的模式和类型、解述的类型、解述实施的功能、问话预设，还是对问话和解述的回应等等，都以目的为前提。反过来，对这些话语策略的分析也有助于揭示其语用目的。正如廖美珍教授（2005）指出的那样，目的意味着策略和手段，选择一定的目的的同时也就选定了一定的策略和手段，策略和手段的运用只有与目的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只有在目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分析才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因此，本研究是对目的原则的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二）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话语的权力本质理论
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话语的权力本质理论。虽然合作与干预是治疗关系中的一对统一体，虽然问答互动结构、对应结构、解述互动结构、问话预设等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治疗双方高度的合作性，但是仍然掩盖不了合作性面孔后的权力本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治疗双方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
五、本研究对心理咨询实践的启示
本研究给心理咨询业，尤其是心理咨询活动中的参与者（治疗师和来访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体现在改善双方的治疗关系以及改善双方的话语实践方面。
（一）改善双方的治疗关系
心理治疗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治疗师所持有的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治疗双方的关系（Pain，2009：144）。治疗关系又表现为话语权力关系。通过对心理治疗会话交际的分析，我们揭示了问答互动结构、对应结构、解述互动结构以及问话预设等显示出来的治疗双方的合作性及其所隐含的治疗双方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这有助于治疗双方了解自身在会话中的角色、地位和权力，更有助于治疗师认真审视治疗关系的现状，从而做到针对不同的治疗对象，在治疗过程的不同阶段，有意识地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
（二）改善治疗师的话语实践
对治疗师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改善自己的话语实践，设法营造一个易于使来访者合作的环境，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从而改善话语权力关系的不对称。
第一，有效运用不同的问话类型。治疗师要善于利用不同类型的问话进行干预性治疗。开放性问话对来访者的支配性较小，留给来访者的答话空间很大，但是开放性问话通常建立在良好的治疗关系的基础之上，否则有一定深度、涉及隐私或者威胁到来访者的面子的问话会遭到来访者的阻抗，从而使会谈陷入僵局。封闭性问话对来访者的支配性较大，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有助于治疗师表示共情和理解、获取信息、澄清事实、规正言路、间接指导等，而且易于回答，能有效地节省时间。但是过多的封闭性问话使治疗师难以获得问话以外更多的信息，也容易压抑来访者自我表达的愿望和积极性，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第二，合理使用问话的数量。过多的问话使治疗师总是处于一种主导性的强势地位，不利于建立和谐的治疗关系和平等融洽的会话环境。另外，过多的问话也会给来访者造成误导。一旦问答成为心理治疗会谈的基调，来访者就会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忽略自我责任，简单地认为心理治疗就是回答问题。因此，治疗师要适当地减少问话的使用，尽量使自己从“问话者”转变为“倾听者”和“阐释者”，消减自身的权力，从而以一种更为平等的方式与来访者进行交谈。这种较为平等的话语角色关系有助于促进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会谈中的积极性，增强来访者的主体性，从而影响来访者发生积极改变。
第三，正确选择对应结构的模式和类型。治疗师要根据对应结构的各种模式和类型本身的特性使之服务于心理治疗的总目的和心理治疗各个阶段的子目的。I-R两步结构以及I-R-F三步结构是比较高效、合作程度也比较高的模式。治疗师可以通过告知行为而不是指导行为给来访者提供建议、指导等，因为这种方式更间接，更容易让来访者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来访者的阻抗发生。这些都是增强合作、减少权力不对称的话语策略。
第四，增加对来访者话语的回应。就对应结构而言，治疗师要多增加I-R-F三步结构，减少光杆I结构。治疗师可以通过I-R-F三步结构中的F举动增加对来访者话语的回应，表示倾听和理解，传达共情，或做出评价等，从而与来访者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治疗关系。后续举动F还给来访者提供了更多的发话机会，有助于增强来访者的主体意识，提高其主动性。此外，治疗师在谈话中要对来访者的启动“I”增加一些回应，避免通过不理睬或者打断等行为使来访者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第五，适当运用解述。解述是一种合作性干预手段，可以用来实施互动控制、问题诊断、做出心理学或治疗性解释、核查理解、促进共情、衡量来访者的变化、预测治疗危机、实施问话等语用功能。解述互动结构可以增强互动双方的合作性。“解述—决定”相邻对的第二部分通常是认可，甚至扩展性认可。对治疗师解述的认可表现了来访者强烈的合作愿望以及对治疗师权威地位的尊重；对来访者的解述的认可意味着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肯定、鼓励和支持，有助于增强来访者的自信心和内在权力。
第六，巧妙运用问话预设。治疗师的问话预设具有互动、评价、引导、指导等多方面的语用功能，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而且能够通过积极评价提高来访者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促使其发生积极改变。此外，治疗师的问话预设还有助于将会谈引导至正确的、有益治疗的方向，并通过给予来访者适时的指导，促使来访者对自身问题构建新的认识，实现认知重构。但是治疗师要以一种比较隐蔽、巧妙的方式向来访者传达预设，使来访者更容易接受。
（三）改善来访者的话语实践
对来访者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自己的主体性，增强自己的内在权力，从而改变话语权力关系不对称的现状。首先，来访者要利用自身的权力积极参与交际互动，启动更多的问话和对应结构，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主动发话的机会。其次，来访者要对治疗师启动的告知类和指示类举动给予更多的回应，而不是一味地保持沉默，被动接受治疗师的解释、建议和指导等。再次，来访者要对治疗师的解述给予积极回应，并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师的协作性详述，以改变话语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从而改善治疗关系。
总之，在心理治疗会话交际过程中，只有当来访者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才会得到根本改变，真正平等、互动、合作的治疗关系才能够得以建立，心理治疗的总目的才能够得以实现。
六、心理治疗话语的整体分析框架
纵观全文，我们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特征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目的与合作/干预的关系。无论治疗双方的总目的和子目的是否一致，合作与干预都是一对统一体。合作是目的，干预是手段，治疗师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合作。
目的与话语权力（治疗关系）的关系。目的影响治疗关系，治疗关系是目的的反映。目的一致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有利于促进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合作；目的冲突阻碍良好的治疗关系的建立，降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合作程度。治疗关系表现为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其对称与否受治疗双方所固有的社会性权力、角色性权力和历史性权力的影响，也受交际互动中动态的内在权力、合作权和控制权的影响。话语权力关系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治疗师运用一定的话语策略和手段来增强来访者的内在权力，从而促成来访者的内心成长并发生积极改变。
合作和干预与话语权力（治疗关系）的关系。合作和干预影响会话参与者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对称与否，影响治疗关系的良好与否。反过来，话语权力关系和治疗关系也影响会话双方的合作性以及干预性程度。
目的、话语权力以及合作和干预与会话交际的关系。目的、话语权力以及合作和干预都对心理治疗的会话交际过程产生影响。目的影响话语策略和话语手段的选择和运用，话语策略和手段是目的的反映。话语权力关系的一致与否影响会话交际过程中的话语策略、话语内容、话语形式等。反过来，这些话语策略、话语内容、话语形式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话语权力关系。合作和干预影响心理治疗中的会话交际，会话交际也反映会话参与者的合作性程度以及干预的策略和手段。
心理治疗会话交际与语言学和心理咨询业的关系。如前所述，心理治疗是“以言治病”的话语实践。我们的研究表明，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理论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可以给心理咨询业提供重要启示。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对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特征的研究是多视角、多维度、多功能的。目的、话语权力关系、治疗关系、合作与干预、会话交际、语言学研究、心理咨询实践等在我们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庞大的关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