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是厦门大学的创办人，是我们的校主。厦门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今天，厦门大学正向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迈进。此时此刻，作为厦门大学的一分子，我们更加倍怀念、加倍敬仰厦大创办人陈嘉庚先生。
世界上知名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积淀、精神财富、文化传统，厦门大学也不例外。1999年学校在《跨世纪改革与发展战略构想》中，提出要弘扬厦大“四种精神”，首先就是要弘扬陈嘉庚的爱国精神。
一、陈嘉庚先 生的生平
陈嘉庚先生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我们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分为四个时期，简略介绍如下。
第一个时期：1874年至1903年，即从出生到30岁，是他居家求学、助父经商时期。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东南部的集美渔村。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逐渐衰落、外患频繁、民族危机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与集美一水之隔的厦门，早已被英国侵略者的炮火轰开，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日本悍然占领台湾，成为威胁中国存亡的敌人。
陈嘉庚的故乡集美，田地很少，帝国主义入侵以来，经济更趋凋敝。这一带和南洋的关系历史悠久，历年都有不少人被迫出洋谋生，陈嘉庚的祖辈便有多人定居新加坡等地。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在陈嘉庚出生前，便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单身前往新加坡。当时新加坡人口仅18万人，华人占三分之二。在华人中，福建闽南人又占三分之二。
陈嘉庚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母亲是一位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贤惠妇女，对陈嘉庚既疼爱又管教严格。陈嘉庚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
陈嘉庚的故乡还曾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驱荷、训练水军、驻扎军队的重要据点，在集美的海滨山丘之处还保留有“延平故垒”等遗迹。此外，他也常听大人讲到林则徐、陈化成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这些都引起陈嘉庚内心的无限向往和仰慕。
陈嘉庚9岁进入私塾读书，读《三字经》和四书等，但塾师对课文不多讲解，只让背诵。直到他14岁时，私塾由一位有才气的老师主持，给学生讲解《四书集注》，才让陈嘉庚对课文内容有初步的理解，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教育。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应父亲函召来到新加坡。这时，父亲在这里苦心经营，先后开设了“顺安”等三家米店，在当地扎了根，在华人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两年后，陈嘉庚便接任“顺安”米店的经理和财务。之后父亲又创办菠萝罐头厂、西谷米工厂，经营菠萝园、房地产，都较顺利，获利不少。
1893年，陈嘉庚回乡结婚，1895年又回新加坡，他和父亲的事业逐步拓宽、发展。
1897年冬，陈嘉庚的慈母去世。陈嘉庚1898年回国为母亲择地建墓，1899年春，他又回到新加坡。不料几年后，父亲的生意遭到重大挫折，严重亏损且负债累累。1903年，精疲力竭的父亲还乡，他把希望寄托在陈嘉庚身上，把全部担子压在陈嘉庚身上，授权他全权处理一切事务。
第二个时期：1904年至1936年，即从31岁到63岁，是他开拓实业、倾资兴学时期。
父亲家业的破败，给陈嘉庚打击很大。但他结束了对父亲的依赖，成为可以独立自主的人。于是，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采取措施，稳住阵脚，几年内逐步还清了债务，还筹集了一点钱，从建造一家黄花梨罐头厂开始，又重新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起他的企业。这时，他的胞弟陈敬贤才17岁，也出洋来到新加坡，成为陈嘉庚得力的左右手。他们俩志同道合，心灵相通，合作默契。
1906年，孙中山到新加坡访问，陈嘉庚与他见了面。1910年，陈嘉庚、陈敬贤兄弟俩一起加入同盟会，剪去辫子，并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1913年，陈嘉庚的罐头厂经营十分顺利，获利颇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使东南亚民族经济得以在夹缝中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大战期间，航运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陈嘉庚决定从事新的部门——航运业，先租船运行数月，利润不少。他便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继续投资其他行业。从1917年起，他集中力量主要经营橡胶业，逐渐建立起他的“橡胶王国”，一直到1923年。这一时期成为陈嘉庚创业史上最有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1918年，当财产积累有了相当规模的时候，陈嘉庚便决定，不把财产用于个人，也不把财产留给子孙，而是以办学特别是办大学为志向。
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时，陈嘉庚备受鼓舞，想到中国教育落后，十几岁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屁股嬉戏玩耍的情景，便决心回国办学。1912年他回国召集社中各角房长会议，劝告停办各房私塾，联合筹办集美小学，1913年便正式开学。接着又于1918年办了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同时在南洋也积极筹办南洋华侨中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让陈嘉庚更进一步看到国家的前途，决心回国筹办大学。他让弟弟接理各项事业后，便于这年6月回到集美。他认识到“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都有赖于高等教育”。当时一千多万人口的福建省竟连一所高等学校也没有，而且他深知要靠当时腐败的政府办学是不可能的，便开始为筹办大学奔忙，从选址、申请手续办理到办什么专业，都详细筹划考虑。
关于大学的地点，陈嘉庚通过全面考虑，决定办在厦门。他认为厦门的地理位置，便于和全国各地联系，也便于和东南亚各地联系，因而有利于大学今后的发展。经过反复勘察，陈嘉庚决定把大学的具体校址设在郑成功当年的演武场。他认为，厦门大学办在演武场，面海靠山，生态环境好，风光秀丽，空气清新，确是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而且他选定这个地址，还考虑到未来有大发展的广阔余地。他特别具有办好大学的战略眼光，不仅要力争办好今天的厦大，更要办好今后的厦大。
为了办好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在资金方面也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早在1919年7月，他邀集地方人士在陈氏宗祠开会时，便宣布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300万元（每年25万元，分12年交清），而当时陈嘉庚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从这年开始，新加坡华侨便众口皆碑颂扬陈嘉庚“毁家兴学”的精神，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自己还没有到“毁家兴学”的地步。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的新校舍即温楼开学。5月9日，在演武场校舍正式奠基开工，陈嘉庚亲自主持奠基仪式。
在筹办厦门大学的同时，1920年，集美学校又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接着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
第三个时期：1937年至1949年，即从他64岁到76岁，是他抗日救亡、迎接解放时期。
陈嘉庚为人诚信，事业成功，热心公益，倾资办学，在华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时，陈嘉庚便出面领导“山东惨祸筹赈会”。尽管1926年以后，他的经济实力已经走下坡，但是他的威望却日益提高。1929年，陈嘉庚又被公举为福建会馆的主席。由于福建人在新加坡华侨中占多数，在华侨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馆成为一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华侨大社团，由此也大大加强了陈嘉庚在华侨中的领导地位。
1937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两个月里，新、马等地先后成立207个救亡团体，形势要求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要有一个统一的最高领导机构来统一指挥。大家要他出面统一领导，他仍以财力缺乏竭力推辞，但大家却认为他的声望越来越高。因此，1938年10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时，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成为领导1000万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领导人。
“南侨总会”的成立，开创了南洋华侨团结抗日的新纪元，实现了南洋华侨空前的大团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统一拥戴的华侨领袖。从此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1940年，陈嘉庚还亲自组织和率领“南侨总会”回国慰劳团一行52人，回国慰问抗战军民，在祖国各地进行慰劳活动，行程经过16个省，在各地与军政领导晤谈，并到处发表讲话。在此期间，陈嘉庚会见了蒋介石，赴国民参议会的茶话会，并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
之后，陈嘉庚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于5月31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前后8天，陈嘉庚参观了延安城、抗日军政大学等，与各界人士接触交谈，见到许多从南洋各地来的学生，参加过多次欢迎会，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次见面晤谈。他亲眼见到的是“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男女“衣服均极朴素”，干部“忠勇奉公”，“实行民主改革，社会政治清明”，说他自己为此“喜慰莫可言喻”，“衷心无限兴奋”。在一次欢迎会致答词中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延安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
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又到桂林、福建等地，也到了家乡集美。回到新加坡后，更进一步总结此次率“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对他思想转变的巨大作用，他对儿子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断向南推进，而东南亚华侨对于日军的南进侵略，在思想上及其他方面都有一定的准备。
日军南进，首当其冲的是马来亚和新加坡。在危急时刻，新加坡英殖民当局要求陈嘉庚出面组织和领导全体华侨包括英籍华人起来共同保卫新加坡。陈嘉庚接受这个请求，召集各界人士，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做好治安、防空救护等各方面的工作，还筹组华侨义勇军，准备经过训练便投入保卫新加坡的战斗。英殖民者虽号称有10万军队，但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成了少爷兵，根本不会打仗，已做好投降的准备。危急时，英殖民当局便下令解散这支华侨义勇军队伍。
1941年12月1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新加坡即将沦陷前夕，1942年2月3日，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几经辗转到达印尼东爪哇的玛琅避难。这次避难，时达三年半，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才回新加坡。但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陈嘉庚不是消极避难，而是积极工作，顽强地坚持战斗，还利用这三年半的避难时间，对他一生努力经营实业，积极参加华侨运动，以及后来领导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经历作了精心回顾、探索和总结，终于写出了辉煌巨著《南侨回忆录》。学术界评论认为，《南侨回忆录》是研究近代南洋华侨政治、社会、经济的经典之作。
陈嘉庚先生领导南洋华侨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早已成为日寇的眼中钉，在日寇侵占爪哇期间，陈嘉庚成为日寇追捕的头号人物。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陈嘉庚得以安全隐蔽下来，而且能安心写作，这实在是印尼华侨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贡献。
日本投降以后，陈嘉庚先生于8月15日回到新加坡，一路上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南方局得到消息，各界人士在重庆发起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500多人参加，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都来了。毛主席送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的条幅。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事实上，国民党没有诚意，还在不断进攻解放区。陈嘉庚仍不放心，他致电杜鲁门，劝告美国立即撤退驻华部队，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接着，新加坡华侨工、商、学、政各团体216个单位代表集会，拥护陈嘉庚的通电，并成立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为了斗争需要，陈嘉庚先生在胡愈之、张楚琨等人的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为团结广大华侨、支持祖国的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解放军在东北辽沈等地相继发动几个大战役，捷报频传，蒋介石被迫引退。陈嘉庚接毛主席电，邀请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5月，这时已76岁高龄的陈嘉庚先生，很高兴地离开新加坡回国，先到北京，接着又到各地观光。9月21日，陈嘉庚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提出七项提案；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又被选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之后又到东北、华北、华南14个省的40多个城市参观考察。
第四个时期：从1950年到1961年，即从77岁到88岁，是陈先生回国定居、参政议政时期。
1950年2月，陈嘉庚回新加坡，在停留的三个月期间里，他编印了《新中国观感集》一书，介绍新中国新面貌、新气象、新成就。在此期间，他在各社团、乡亲们的欢迎会上，在接见记者访问时，都详细介绍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让更多的乡亲、海外华侨、华人进一步了解祖国、认识祖国。
1950年5月21日，陈嘉庚离开居住时间前后长达60年的新加坡回国定居。他一辈子做了那么多事，但从不以功臣自居，不想当官，以自己是政治的门外汉、不会讲国语为由，当毛主席、周总理邀请他定居北京时，他都谢绝，坚决要求定居集美。
在集美定居以后，他已是77岁的高龄老人了，但是，从1950年到1957年，陈嘉庚先生除了参加全国政协、人大等各种会议，到各地视察、了解情况、对各方面建设提出意见外，还以实际行动满腔热情地支持各方面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1950年，他向亲友筹集资金用于建集美学校校舍和厦大的扩建，确定厦大建南大礼堂的位置并着手建设，还进行芙蓉楼宿舍和膳厅等设施的建设。
1951年，他已经78岁了，还经常在集美和厦门之间跑动，继续指挥建设。这一年，橡胶涨价，他的一些族亲、朋友大获利，他竭力动员、劝说他们捐款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952年，又继续全力主持厦大和集美学校校舍的建筑工程，并筹备建设集美解放纪念碑。
1953年，在集美与北京之间奔忙，先后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会议、集美学校建校40周年等重要会议。
1950年和1955年，陈嘉庚先后两次提出修建鹰厦铁路的提案，都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1956年，他还发起创办位于厦门的华侨博物院，于1958年竣工。
1956年，国务院侨委筹备成立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酝酿由他担任主席，他坚辞不肯，经多方做工作，请他“以国家为重，以华侨的爱国热情为重”，他才答应下来，当选全国侨联第一届主席。
这一年，集美校舍建设基本完成，总面积由刚解放时仅有的3.8万平方米，扩大至12万平方米，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校舍总面积的3倍多。
1957年，陈嘉庚又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早从漳平再伸一条支线到龙岩去”的建议，也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采纳和执行。
为妥善安排华侨学生回国读书，陈嘉庚积极向中央政府建议创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
此外，陈嘉庚对福州市木屋的改造，厦门杏林纺织厂的建厂从而使杏林地区成为厦门的工业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如闽南地区的厕所改造等民生问题都引起他的关注。
1958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嘉庚先生，身体欠安，患鳞状上皮癌症，经多次治疗，未见好转。1959年，身体略好转，又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为两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副主席。这年，还为华侨博物院剪彩。
1960年，陈老因发生脑血管痉挛伴点状眼出血，在北京住院治疗期间，又出现脑溢血，此后病情反复，终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医院逝世。
二、陈嘉庚先生的宝贵精神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诚信果毅 开拓实业
陈嘉庚的故乡集美，田地很少，居民大多靠捕鱼和海涂养殖为生。历史上有不少人到南洋群岛谋生，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是其中之一。他在陈嘉庚出生前就到新加坡，逐渐成为一个中等华商，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
陈嘉庚从小就参加劳动，平日里常与小伙伴们背个小鱼篓，一起到海滩上抓虾、摸蟹、捡螺、拾贝，自幼便养成热爱劳动、勤奋苦干、刻苦耐劳、不畏艰险的性格和对家乡、对人民的深挚感情。
陈嘉庚从9岁至16岁在私塾读书，虽然大多只是背诵，对古文和报刊文字只“略有一知半解”，但却从此养成勤奋苦读的习惯，长大后热爱书籍，手不释卷。《三国演义》、《古文精义》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让他特别喜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先贤富含哲理的格言逐渐成为他毕生奉行的人生准则。老一辈讲述的关于郑成功、林则徐、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故事，也引起陈嘉庚的向往与仰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在少年陈嘉庚的心里已深深扎下根来。
陈嘉庚17岁时，奉父之命来到新加坡。这时华人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新加坡的开发和发展，主要依靠华人。他们大多具有发奋图强、拼搏创业的精神。而在华人中，福建人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具有相当好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大多数热心社会福利事业，许多公共福利事业是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捐钱创办的。
初出茅庐的陈嘉庚，被父亲安排在“顺安”米号，学习商业活动和经营管理，由于他有进取心、事业心，勤奋扎实，喜欢动脑，工作出色，深得父亲的器重。两年后，陈嘉庚便接替了父亲的部分职务。父亲又创办了“日新”菠萝罐头厂等新实业，两三年间，父亲经营的产业获利不少，一切顺利。1899年，当陈嘉庚回国处理为母亲择地建墓事之后再回新加坡时，万万没有料到父亲的生意遭到重大挫折，一蹶不振，查究原因竟是父亲在新加坡续娶的妾苏氏好赌成性，大量输钱，加上苏氏的养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两人把陈家的老本全花光了不说，还负债20多万元无法偿还。父亲应对乏力，陈嘉庚也遭受到人生第一次大的打击。这个惨痛的教训，让陈嘉庚牢记“勤俭兴家，奢靡败家”的道理。父亲也把希望寄托在年轻有为、锐意进取的陈嘉庚身上，授权让他接掌负债累累的企业。
陈嘉庚临危受命，对外不声张，店铺照样开，先稳住阵脚不使混乱，接着采取果断措施，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同时厉行节约，只许庶母每月支用家费200元，不得多取。经过陈嘉庚的运筹、调控，漏洞堵住了，声誉保住了，陈家企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基本被挽救过来。最后便剩下被庶母苏氏以业产抵押借入的巨款20万元暂时未还清，这笔债款依然挂在父亲陈杞柏名下。父亲已回集美去了，这笔20万元的债款怎么办呢？按照英国的法律，父亲破产或亡故，儿子不必承担债务。因此，无论依法依理，这笔债款与陈嘉庚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向为人诚信、讲究信誉、讲究孝道的陈嘉庚却认为以诚待人、以信处世乃我民族固有之美德，于是他毅然召集债权人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定替还，以免遗憾也。”
从此，陈嘉庚结束依赖父亲的历史。这时他年过三十，却双手空空，怎么办？他想尽办法筹集了7000元资金，因陋就简，决定从建设一家黄梨罐头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重新建立起他自己的企业。这时，陈嘉庚的胞弟才17岁，便出洋来到新加坡，成为陈嘉庚的得力助手。
陈嘉庚独立创业后，年年都在认真盘算着如何挣钱来代还父债，经过在商场四年的奋斗，陈嘉庚终于有了十几万元的家当，他认为偿还父债的时机到了。债主们原来对这笔陈杞柏的债款偿还已不抱希望，没想到在1907年秋天的一天，忽然接到欠债人的儿子代还父债的函件，大喜过望，最后以按协议折扣还9万元结清债款。这事着实惊动了新加坡社会，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诚信义举，一般人根本做不到。人们都惊叹和赞扬陈嘉庚轻财重义的高贵品质、崇高情操，在华人社会中赢得极高赞誉。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是陈嘉庚多年来刻苦节俭、苦心积累下来的血汗钱啊。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在那几年里，“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里也不许有金饰！”又说：“自南来及返梓三年，未尝枉费一分钱，亦无私带一文钱回梓。”
陈嘉庚在商场拼搏，从不墨守成规。他有战略眼光，看准某项实业，便果断决定做，而且竭尽努力，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他勤于掌握市场信息，紧紧抓住每一个有利商机不放。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和一些实业便开始获利。这一年他又顶入两家罐头厂，使他在新加坡罐头业中跃居首位，所产罐头占全新加坡同类产品出口量的一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许多商船在东印度洋上遇到德国战舰的袭击，航运业几乎处于瘫痪停顿状态，陈嘉庚的出口商品都囤积在码头仓库里，陷入困境。但陈嘉庚却独具慧眼，在困境中看到商机，他当机立断地决定从事新的部门航运业。他第一步是先租船，租了两艘。果然不出他所料，运行几个月后，利润颇丰。他又决定多租两艘。他的航运业务有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运米，并兼运其他货物。二是为英国殖民政府运枋木往波斯湾。因为他的运输业和英殖民政府战时的战略需求挂起钩来，大有利于他航运业的发展，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支持，给他提供便利，货源有保证，艘艘船满载，利润很高。仅1915年，他的运输业就净赚了20多万元，超过他当年各业总利润的一半。船的租期满时，他又果断决定，出资购船，进一步发展航运业，于1916年至1917年，先后购买两艘船。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年，两艘船在地中海先后被德国军舰击沉。但是，陈嘉庚收到保险赔偿120万元，不仅补偿了损失，还赚取了一笔巨款，继续投入其他经济实业。
从1917年起，陈嘉庚转向主要经营橡胶业，这又是他果断做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他逐步在橡胶业建立起“橡胶王国”，成为著名的“橡胶大王”。
橡胶原产于拉丁美洲的巴西，19世纪70年代才被人引种到马来亚。1906年，陈嘉庚便感悟到橡胶对国防、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绝对是一项大有作为的事业，立即向人买下18万粒橡胶种子，在他的菠萝园里进行套种。两年后的1908年，他将橡胶种植面积由500英亩扩大为1500英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6年至1917年，陈嘉庚更断然采取他经商史上划时代的举措，集中全力经营橡胶业。陈嘉庚创业史上最有成就、最辉煌的正是经营橡胶业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临一场橡胶业的激烈商战。一些华侨商人不敢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胶业竞争的严峻形势所产生的风险，只得知难而退。而陈嘉庚与众不同，他站得高望得远，再三运筹帷幄，果断决策。他看到橡胶用途极广，虽然一时因同业竞争而减利，但其前景不可限量。他为此还发表署名文章《树胶之命运》，预测橡胶业的发展前景，并毅然决定扩大自己公司的规模，增强实力，以期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陈嘉庚之所以全力以赴，大办橡胶业，是有其多方面考虑的。
首先，他是为祖国争得利益，要和敌国日本进行竞争。他认为，日本小国尚有大小橡胶厂400多家，而我泱泱大国竟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厂家，实在不应该。为此，他决定，非办好橡胶厂与之对抗不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日本岛国耳，技工数万众，设厂数百家，吾国此业不仅幼稚，且一工之技尚未成材”，尽管竞争过程遇到极大困难，陈嘉庚仍不退缩。
陈嘉庚建立“橡胶王国”，还是为了获得利润支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他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序》中便明确说明：“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后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而经济充实，教育乃无中辍之虑。两校命运之亨屯，系于本公司营业之隆替。”
陈嘉庚大办橡胶业，建立“橡胶之国”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经营橡胶业来培养技术人才。他在新加坡、马来亚一带所创办的橡胶园，被当作“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
由于陈嘉庚办实业的目的十分明确，因此在经营中碰到各种困难，特别是日本“经济南侵”，在东南亚以低价倾销橡胶制品的方式着意打击反日的陈嘉庚，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着实令人敬佩！
陈嘉庚在商场拼搏几十年，除了顽强果敢，毅力坚韧之外，还在企业中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诚信经营，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天天都要进行成本核算，以求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从他亲自制定的《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和他亲自厘定的作为公司有关职员行为规范的《眉头警语》中一些条文警语可见一斑。
《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总则第一条便是“本公司以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第九条是“分行任何人，应守下列禁例：甲、不准以分行名义，代人作保暨拖欠债项。乙、不准兼营他业。丙、不准侵欠公款。丁、不准放贷于兄弟、亲戚。戊、不准在行内赌博及违禁之事。己、对于有嫖赌之公馆及俱乐部等，不可加入。”在他为公司厘定的《眉头警语》条文更多，更为具体细致，简单摘录几条，便可以看出陈嘉庚十分注重诚信的商业道德。如“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店员不推销国货，犹如战士遇敌不奋勇”；“能自爱方能爱人，能爱家方能爱国”；“不为教育奋斗非国民，不为公司奋斗非店员”；“货真价实，免费口舌；货假价贱，招人不悦”；“法律济道德之穷，规章做办事之镜”；“以术愚人，利在一时；及被揭破，害归自己”；“待人勿欺诈，欺诈必取败；对客勿怠慢，怠慢必招尤”；“顾客遗物，还之惟谨；非义勿取，人格可敬”；“货物不合，听人换取；我无损失，人必欢喜”；“视公司货物，要如自己货物；待入门顾客，要如自己亲戚”；“招待顾客要诚实，招待妇女要温和”；“知识生于勤奋，昏愚出于懒惰”……
这些条文和警语，字字句句，发自陈嘉庚先生的肺腑。陈嘉庚从爱国、守法、诚信、敬业、勤奋等各方面对店员提出要求，其实正是陈嘉庚开创企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和实践的积淀。陈嘉庚先生本人正是严格管理、诚信经营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