啜茗索馨
明清两代之交，学界一股新的“实学”思潮勃然涌起，重镇频立，顾炎武堪称其中杰出的一员，他明确地树立起“明道”与“救世”两面大旗，认为“明道”是“体”，“救世”是“用”，非“明道”则无以“救世”，而“明道”亦服务于“救世”。可以说，这既表示了该学派学术之旨归，亦体现了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经世致用风气的重振与光大，其对历史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转眼关注时下，我们看到无论是学术圈内的“职业读书人”，抑或学术圈外的“业余读书人”，都似乎深深地为各自的“救世”意念所驱动，或忙于著书、编书、买书与藏书，或忙于读书、评书、导读与被导读，文化气息可真谓浓烈矣！
然而，服务于某些具体“救世”目的的功利性的著书与读书固然可能收不到“救世”的效果，即使是有些号称是张扬“人文精神”的所谓有品位的著述也并非都能“救世”。且不说那些为满足“时尚”而装帧精美的层出不穷的“丛书”，即使是有些已经学术圈内同行们“炒热”的“专家之著”也可能只不过是南郭先生吹竽。无怪乎人们要大声疾呼学界亟须建立规范，以防假冒伪劣。
有鉴于此，对著者而言，“明道”当是天职，如果说教师不惩治会误人子弟，那么著者不惩治则会误人之祖、父、子弟之子弟。我们必须奉劝著书者们树立起学者之良知，在读书的基础上“明道”，在“明道”前提下再著书，只有这样，尊著才堪称“有用”，也才能堪“救世”之大任。对读者而言，“明道”亦当是第一要义，时有不明学术背景的读者读了张书信张书，读了李书信了李书，结果无所适从，失去了自己的主见，如此读书反不如不读书。显然，在现实情况下，并非读书多多益善，多读书不一定“明道”多。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具备独立思考、分析鉴别能力显得不可或缺。事实上，不同读者即使读同样的著作，“明道”的程度也大不相同。
“救世”可能是每个有血性的人都具有的精神状态与行为指向，而“明道”却不仅要有血性，而且还需要假以丰富的实践与广泛的阅读及对实践和书本的分析、消化乃至创造。为了有效地“救世”，我们更应大力引导人们去“明道”。愿我们的职称职务评定更多地向矢志“明道”者倾斜，愿我们的社会尽早建立起激励人们去“明道”的机制。
（原刊《厦门日报》1996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