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犹如铁砧，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
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后，我在使劲地迈开双脚、努力地奔向一个个目标的过程中，颇感人生行路之艰难。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正路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那个时期，国家正处于苍黄岁月。继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来，国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说是年无宁日：1958年，刮“共产风”，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59年，反“右”倾；1960年，大饥荒；1962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而转为“四清”运动；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大串联，一月风暴、二月革命、文攻武卫、红色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年年搞运动，就跟染房染布一样，一会儿青色，一会儿黄色，真是苍黄岁月！到了1970年，又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在农村，凡是家庭日子过得有点起色的，不论是当教员的、当店员的，还是在诊所、兽医站的，统统都是打击对象——大家都过着“革命”的穷日子，他们为啥过着好日子？逻辑很简单——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在还没弄清楚“一打三反”打的是什么、反的又是什么的时候，就已被卷入了运动的漩涡，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我在前面曾说过，有许多始料不及的事，会像恶狼一样隐藏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冷不丁就会被扑过来狠狠地咬上几口。我正是被狠狠地咬了几口！
飞来横祸
有人曾说：“人是政治动物，一生要与政治共同生活。”在涉世之初，我还真没弄明白这个道理。回想起来，当初的确有些幼稚，甚至有点“愚昧”，总觉得只要坚守做人本分，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因此，当我们这些老师整天被圈在会议室里批判“三家村”的时候，学生们却放了羊，我就觉得于心不忍，仍想坚持抓好教学，管好学生，这就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支持，态度有问题，革命不积极。当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好端端的校长打成“走资派”的时候，我就想，一个小小的小学校长能怎么走资本主义的路？我没有昧着良心鼓噪呐喊，就被认为是没有紧跟革命形势，对敌斗争不坚决。兴泉小学的几位家庭出身地富的老师，也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却被当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我想不通：对这些教师的处理，总该有个组织原则，怎么能由学校革委会随意处理呢？这就被认为是和造反派不能同心闹革命。有人蛊惑无知的小学生，对这些老师进行残酷的打骂和人身侮辱，我却坚持让学生们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这就被认为是同情阶级敌人，反对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一个团结战斗的教师队伍，被分划成“左”派、“右”派、造反派、保守派；几十个教师，人人自危，人人恐慌，校园不能平静。1970年春天一开学，借着“一打三反”的风力，有人开始悄悄地整理我的所谓“投机倒把”的黑材料。其实，我已意识到自己早就成为造反派领导的眼中钉、绊脚石了，而“一打三反”是个千载难逢的打倒我的好机会，我敏锐地觉察到，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因为我对权威的轻蔑，所以命运惩罚我。”“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所遭遇到的劫难，正是命运对我的惩罚。当时，兴泉小学已进驻贫下中农宣传队，队长是大队贫协主任王福老汉。王老汉年逾花甲，一辈子受苦受累，诚实憨厚，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进驻学校，啥也不懂，啥也不会说，一切行为都听学校革委会摆布。还有一名复转军人吴大绪，也是宣传队成员，他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也是见过世面懂得道理的人，虽然不愿同流合污，但他也左右不了极“左”的形势。当时的兴泉大队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小分队，不参加生产劳动，专门搞运动整人，管教批斗“四类分子”，搜集群众中所谓的反动言论。每到夏收、秋收季节，这帮人就在各路口站岗，对劳动回归的社员进行搜身，检查有没有偷拿粮食和蔬菜。有这么一帮打手行凶，可谓是一手遮天的年代，有谁敢出来说句公道话呢？社员们只能在私下里议论：旧社会锁罕堡是恶霸地主作恶，现在的这帮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70年春节过后，由于前一年冬暖，当年又春寒，天天刮风，虽清明已过，地里的小苗却还畏缩在地沟里，有的竟然被沙子埋了。人们还穿着棉衣、毛裤之类的冬衣，丝毫没有暖阳春意。社会上的政治气氛，被“十二级台风”刮得更加紧张，真是虽春犹冬，“高天滚滚寒流急”，“黑云压城城欲摧”。机关单位、各生产队天天晚上开会，在兴泉小分队的监督下，进一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寻找“投机倒把”分子，猛杀深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五匠”单干之风。这时，农宣队的代表吴大绪同志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在积极地整理你‘投机倒把’的材料，你要有思想准备。”我把跑生活的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让他掂量我的罪行有多大。他说：“为生活倒腾了点粮食，也算不了大问题，你还是好好工作，不要有大的负担。”据了解，吴大绪在学校、大队、公社等会议上都为我据理论争，说跑生活不能算犯罪，而且，兴泉大队几乎人人都在跑，只不过我跑得好一点，但并没有耽误过教学工作，用不着上纲上线、量刑定罪。但是，吴大绪毕竟力薄势单、人微言轻。最终，我还是被确定为“有严重投机倒把行为”的打击对象，被停职交代问题。
西方有位政治家说过：“在你有权利有名望的时候，卑鄙的人不敢抬起妒忌的眼睛看你一眼；然而，到了你一落千丈的时候，显示最大的毒辣的就是他们。”我没有权力，但我有领着兴泉的乡亲们背粮的名望，所以遭嫉妒是必然的。公社决定先从我开刀，于是大队在学校教师大会上宣布了公社革委会的决定，我当时就找他质问。我说：“‘投机倒把’应该有个界限，量刑定罪也应该有个标准，像我这样为了糊口，就跟讨饭一样的找点粮食过日子，绝对不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兴泉的情况你最清楚，大家都跑光阴，为啥偏偏给我上纲上线。”他大吼：“这是群众的揭发，又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好好交代问题吧。”这样，我就被关进了学校的一个小房间。记得那是“五一”节刚过，大队组织了一个专案组进驻学校，专门搞我的问题。平时，有两个小分队的队员监视着我的自由，出门上厕所都有他们跟踪，让我整天在小房子里写交代材料，吃饭也要家里人送。当时，我憨厚老实的妻子正挺着个大肚子，怀着我的大女儿，送饭来一见我就浑身发抖，只是呜咽着哭泣，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安慰她：“你放心，我没有犯法，只不过是我夫妇俩奋斗着养家糊口，能吃饱肚子，这犯什么法？大不了关我几天，你千万要保重身子，多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些。”就这样，3餐都由家里人送，白天我写交代材料，晚上他们组织社员开大会揭发我的“投机倒把”罪行。搞了一段时间，由于我在材料上把前前后后背粮的细节清楚地写了出来，社员们根本就揭发不出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实，跟随我背了粮的，说的情况都跟我写的一模一样，其他社员也编不出来，只有小分队的人员在那里吼上几声罢了。这样，搞来搞去，也搞不出啥名堂，根据揭发和我交代的情况，给我上纲上线也不大合适；再加上他们主要是在学校搞，有正义感的老师还同情我、支持我，暗暗地给我送烟、鼓劲，天真无邪的学生们也总围在我的小房子门口不愿意离开，有时还偷偷地给我送些馍馍之类的东西，专案组的人觉得在学校继续搞也不合适，就把我转移到大队部关押起来。
关在大队部以后，他们进一步给我施加压力，让我深挖细找，从灵魂深处交代问题。他们采取大兵团作战，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齐上阵，对我进行批斗围攻，让我老实交代问题。他们所谓的批斗，就是用低俗野蛮的粗言秽语谩骂，而对问题的表象和实质，他们根本不具有分析能力。我只能无言以对，别无他策。在小分队的围攻一无所获后，领导就亲自出面训我：“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顽固不化，为啥不向贫下中农老实交代问题？”我只能说：“我说真话你们听不进去，假话我又不会说，只好不说。”他们见我交代的内容就是那些背粮的细节，又采取车轮战术，分成小组，轮流批斗，不让我休息。我实在站不住了，只好蹲在地上，他们就硬拉我起来，有一次竟把我的帽扇子也揪掉了，有人要给我换帽子，我坚决不换，他们要施硬，我就大吼着要和他们拼命。在大队部搞了几天，仍没什么突破，就又在院子的一边墙上，写了一个大幅标语，中间留出一个小框框，让我成天站在那个小框框的位置，深刻地反省问题，小分队队员则睡在我旁边的房子里监视着我，不许蹲，不许离开。那些小分队的队员们睡足了，就出来大吼上一阵。就这样，不论烈日炎炎，还是风吹沙打，我都只能站着不动，老老实实地接受批斗。附近善良的乡亲们不忍心看着我遭罪，就向他们哀求：“朱万祥是个好小伙子，我们看着他长大，能坏到哪里去，就放他一马吧！”但是，善良的乡亲们，遭到的仍是挨骂的下场。
当我身陷绝境时，我的信念为我搭起了一座小桥；而要走过小桥，帮助和扶持难能可贵。
在大队部的隔壁，住着一户姓马的人家，马家五婶是个聪明精干的老人家，她把批斗我的情况全看在了眼里。她觉得大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也都是她看着长大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是她当时的想法。她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吃饭，想通过吃饭拉家常化解矛盾，息事宁人。那个管事的考虑再三，觉得也不能不给马五婶面子，就把小分队的队员打发回家去吃饭，说他要单独和我谈话。就这样，我们到了马五婶家。五婶准备的是腊肉臊子面片和一碟咸韭菜，一看见饭菜我就觉得香气扑鼻，涎水欲滴，毫不客气地一连吃了3碗。3碗过后，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就想放碗，可是五婶硬是给我又添了一碗。盛情难却，我又呼啦啦地吃了下去。大家吃得很高兴，不断地赞扬五婶的饭做得香，好吃。五婶就在我们吃饭的同时，婉转地劝他说：“你们都很年轻，乡里乡亲的，不要把冤仇结得太深了。你懂政策，该应付就应付着过。朱万祥又不是历史不清，就背了点粮，能算什么严重问题，鸟都为寻食而亡呢，更何况人哪能等着饿死？”他说：“群众吵得凶，上面追得紧，我也很为难。”我那时已是阶下囚，能说什么呢？我只是从内心里由衷地感激马五婶，她虽是妇道人家，却如此明理，如此善解人意，真是难能可贵！我想起王尔德的一句话：“当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为我请客说话，是要冒风险的，但是，五婶很坦然地做了、说了。由此，我非常敬重马五婶，她老人家的懿德贤惠和善解人意的美好品格，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老人家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高大的、完美的，让我崇敬不已。无巧不成书，我的孩子们长大后，大儿子红宏竟与她老人家的孙女马红琴热恋了。我得知喜讯后，欣喜万分。我想，在老太太的教养下，她的孙女肯定是错不了的。实际上，那时候我在景泰县经过个人奋斗，已经混得小有名气，有好几个有城镇户口当干部的千金小姐，想给我当儿媳，我都没有答应。儿子选择了红琴，我更乐意接受那个家庭培养出来的红琴为儿媳。就这样，一桩美满的婚姻珠联璧合了。这么多年下来，马红琴确实不愧是马五婶教养出的好孙女，更是我理想的好儿媳。
马五婶的行动给我增添了不少信心，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也使他们改变了对我的斗争方式，不再对我采取大兵团作战和车轮战术，而是把我转移到大队菜园子里的一间房子里，由两个小分队队员看守着，让我继续思考问题，认真写交代材料，但不许睡觉（这也许是下面小分队的意思）。我已被关了几十天，材料也写过无数遍了，还有什么可写的呢？古人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静坐着，苦思我错在哪里，过在何处，为什么会遭此囹圄之苦？我常常面对着门外的一片菜地发呆：在一片白菜地边，有一块油菜地，金黄色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一对对五颜六色的蝴蝶飞舞相逐，采花戏闹；成群结队的蜜蜂嗡嗡鸣响，忙忙碌碌地采吸花蜜。这时，我触景生情，生出许多感伤：小蜜蜂都知道争分夺秒地采花酿蜜，为人类造福，而我这个万物之灵的堂堂七尺汉子，却天天被关押在小房子里蒙受不白之冤，虚度年华，真是可悲可叹！我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力无处使啊，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由于他们关押我的地方不断转换，害得给我送饭的三嫂子也常费周折，才能找到我（那时我的妻子已临产行动不便了）。我实在不忍心再拖累兄嫂了，就说：“以后再别给我送饭了。”好心的嫂子就给我宽心：“不送咋能行，家里的大人、孩子们还等着你呢，你可不能作践自己。你又没犯什么大法，就安心先呆几天，太阳总有出来的时候。”我从心里感激我的兄嫂们，手足的温暖、亲人的关怀，承蒙着他们的抚爱，让我在人生的低谷里滋生出了经受生活考验的力量。
我被关在大队菜园子里后，遇上了两个难得的好人，一个是吴守强，一个是李有玉，他俩负责看管我。平时，他们陪我谈心聊天，和蔼可亲、有礼有情。吴守强让我大胆睡觉，他在外边望风放哨。他给我定了个暗号，若有领导来他就唱歌，我就赶快起来写材料；逮着风平浪静的小空隙，我就安然休息。在这期间，吴大绪来看过我两次，每次来都是冒着风险的。他会偷偷地给我带上几包香烟，更重要的是把外面的消息告诉我，让我宽心。他说：“你的问题就是背粮那点事，群众揭发不出任何新问题，看风向不打算再搞了，你就等处理结果吧，不要胡思乱想。”过了几天，又有人给我送来好消息：县委办公室主任沈熙林来喜泉公社调研工作时，听到我的事情后，不客气地给公社领导说：“背点粮犯什么法？朱万祥我清楚，就是个热皮胎人，谁有事他都想帮忙，帮人带人背点粮有什么错，更何况这是兴泉的普遍问题，何必要大动干戈呢？”得知此信，我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内心里不由得呼唤：我敬爱的老师，你拯救了我！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来审问过我、批斗过我，我只是默默地等待处理的那一天。达尔文曾说：“谈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谊相比，它们全都是尘土。”在菜园子里被关押的几十天里，我深深地感悟到了这一点。
有一天，风吹尘扬、晴日难辨，突然来了两个彪形大汉，给我住的菜园小房里又送来了一个批斗对象。吴守强当即就说：“这么个巴掌大的小房子，我们3个就够挤的了，又送来一个往哪住？”押送者之一是小分队队长，他气势汹汹地说：“他是来挨批斗的，不是来睡大觉的，就让他在地上站着交代问题，不许上炕。”我们这才仔细打量来人。送来的人是马如龙，他一边的脸已被打肿了，眼睛也肿成了一条缝，几乎就睁不开，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靠在墙边不停地打哆嗦，随时有支撑不住而跌倒的危险。小队长给吴、李二人交代：“这个地主分子不服从改造，想反攻倒算，你们要严加看管，晚上我再派人来批斗他。”说完就扬长而去。
我看马如龙实在是可怜，就用笤帚把他浑身上下的泥土扫了一下，又给地上放了些干草，经吴、李二人同意后，让他坐在草上休息。那时，我看着马如龙，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情，便扶着他慢慢坐定。他的腿脚因伤已经僵硬，很难往下坐，便顺着墙跌倒在地。我又赶忙舀了一碗水让他喝上，才问他为啥被打成这个样子。他说这几天生病了，干完一天的活儿就爬不起来了。昨天晚上要“四类分子”去扫戏楼的院子，他没有去，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被叫到大队部进行批斗，说他不服管教，企图变天。就这样，他被批斗了一天。马如龙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又饱受饥饿的折磨，再加上经常挨批斗，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他说着说着就已是泣不成声。说：“唉，像我这样的人也实在没啥活头了。”看着他的惨状，我的心里也着实有些酸楚。正在此时，家里人给我送来了饭，我急忙先给他盛了一碗面条。他再三推辞不肯吃，我说：“同是落难人，何必分彼此，先吃了再说吧。”他说：“从昨晚到今天此时，我水米未打过牙，谢谢你的同情和关照。”饭后，他才给我说了一些他的身世情况：虽说他出身地主家庭，但在旧社会他还是个孩子、学生，根本就不存在剥削人、压迫人的事实。他是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也曾憎恨过封建落后的旧社会。土改时，他积极支持政府分他家的田地和财产，也曾抱有一腔热情想积极投身革命，并希望让新中国富强起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是，主观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客观的允许，他没有得到效力的机会，后来还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这压得他多年喘不过气来。1956年，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由小芦塘迁移到兴泉村，盼望着生活境遇随环境的改变能好一些，谁料想这里比小芦塘还糟，每次大小运动一来，他都是被打倒的活靶子，不管他平时多么规矩地改造和辛勤劳动，也不管有无过错，总是改变不了被整、被斗的命运。这样的命运何时才是个尽头呢？他感到实在是无法活下去了。老马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刚直人，说的话也都是实情实况。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找不到新的批斗对象时，他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就得经常当靶子被打、被批、被斗。听了他的诉说，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他，只能说：“老马，好死不如赖活着。运动、运动，就是运着动的，有动就有静，运动总是会过去的。咱们要多想想家庭和孩子，要想到咱们的家庭义务和责任，要给孩子们长精神呢，还是挣扎着活着吧。”那天晚上，王队长一帮人再未来批斗他。看着夜已深了，我们就把老马扶在小炕上，我们仨挤一挤，让老马和衣躺在边上。
农历四月下旬的夜晚，外边已不太冷，我挤在小炕上，丝毫没有睡意，倒是心情沉重，思绪翻滚，遂起身披衣走了出来。夜深人静，菜园子里空旷寂寥，偶尔有几声蛙叫，划破长空。我抬头望去，天高云淡，繁星闪闪，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我那年迈的父亲现在肯定没能入睡，还在手持旱烟袋，蹲在炕沿上，叭嗒叭嗒地抽烟，为心爱的儿子而苦思；正在坐月子的妻子，也正在为心疼丈夫而哭泣；刚出世的孩子在为吃奶而哭闹。听三嫂说，妻子为我生了个女儿，长得特心疼，特惹人爱。大眼睛、能鼻子、小嘴巴，白皮细肉，人见人爱，人见人疼。刚生下时，老父亲由于心情不好，说是要把她扔在炕角里不喂奶了。我的3个哥哥不干，说是一定要把小姑娘喂好，不管我的问题有多严重，还有3个爸爸，还怕养活不了3个娃娃。我听了三嫂的诉说，心里很不好受：我有什么罪责，害得家里人为我担心、受气，我欠哥哥们的太多了。想起我自幼丧母，老父亲光棍拉娃娃，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兄弟们相依为命，团结奋斗供我念书；我个人也勤奋读书，虽未如愿上大学，但也是堂堂高中毕业，算是学业有成，当了小学教员，也算有了用武之地。我这个小学教员虽谈不上教育救国，但也是一腔热忱，想为乡亲们的孩子出点力，做些贡献，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同时，我也打算不断努力，活出个人样来。但是事与愿违，残酷的现实与我的命运作梗，年年没粮吃，逼得我四处奔波，也使嫉妒的眼神盯上了我，把我打入了“投机倒把”的行列，遭此不白之冤。今天，我被关在这里，家不能回，亲人不能见，更不知往后的境遇如何。想到这些，实在揪心难受。仰望着这万籁俱寂的夜空，我仿佛觉得长夜漫漫无尽头。我心中愤愤不平，欲哭无泪，只有把满腔的怨恨强压心头。这时，我想起了鲁迅的一首小诗，正契合了我心中的愁思：
谋生无奈日奔波，有弟偏教各离别；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我的父亲、兄弟、妻子、儿女都近在咫尺，却难得相见相诉，不是死别而是生离，叫人怎么能不痛心呢？偌大个菜园，拥挤的小屋，孤檠难明，长夜难熬，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呢？我期盼着光明！
丰子恺先生曾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看来，老先生是说对了。在我被关押满40天的那天早晨，一名小分队队员把我从大队菜园带到大队部。一路上我都在揣摸，是大祸又临头呢，还是我命运的转机到了，心神不宁、忐忑不安。当双脚跨进大队办公室时，我发现里面还有两个陌生的人，从他们的衣着上看不是公安局的，我急骤的心跳始得舒缓。首先，他们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了对我的问题的处理结果：由于我以往在教学中表现不错，这次运动中交代问题又老实，大队革委会决定从宽处理，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投机倒把”的行为是事实，税收一定要补交补罚。紧接着，税务局的陈所长和魏所长把交税、补税的情况向我做了说明。陈所长根据我在交代材料上写的跑生活的细节，把用砂锅、衣服、红枣、椽子等换来的米和小麦，折合成销售价，还把帮别人出售的茶叶和购买的二毛子皮等等都算了钱，并算出从中得到的利润等等，一共累计发生的销售金额是3000多元，按10%的税率补交360元，另加两倍的罚款，共计1080元，限我3日内交清，不然，自宣布之日起，按天计算滞纳金；若拒不交款，将转由检察院起诉。听了税官的清算和宣布，我简直傻了。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极力辩解：“我为糊口而倒卖的东西一共价值不足1000元，怎么到你们的算盘上就增值为3000多元了。我无法拿出那么多钱。”我的辩解被看成了对他们的顶撞，他们勃然大怒，税官向我进一步讲了抗税的利害关系，觉得我不知好歹，就派人赶快去叫我的几位哥哥。这期间，大队的人员都出去了，陈所长便悄悄地告诉我：“你的材料我们详细看了，没有啥大问题。可是，大队和公社领导一再交代，政治上你出身好，工作上你也干得不错，无法搞臭你，但经济上一定要重罚你，把你搞臭，不然这次运动就白搞了。我们算了这1000多元，他们还不依不饶，嫌我们罚得太轻了。我们也实在无法再重罚，就只能这样了。”我见他俩对我说这样交底的话，觉得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好人，就说：“兴泉的乡亲们普遍背粮，群众生活你们是清楚的，我只不过跑得好一点，吃饱了肚子，这与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是两码事，现在整出1000多元，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交不上。”两位税官也很为难，表示他们只有执行决定，不敢和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相抵触。在隔壁的房间里，他们已经向我的两位哥哥传达了处理意见，并假惺惺地卖好说：“经过我们的再三努力，公社才同意了对你们四弟不做刑事处理，只做补税、罚款的处理意见。唉，折财消灾，人好就是福嘛，你们看行吗？”两位老实的哥哥还千感谢、万感谢他们的帮忙相助，表示只要人好，钱一定想办法交。实际上，要我拿出1000多元的罚款谈何容易，我的家庭状况我在前面已交代过，刚刚创造出的一个新家，本来就穷得一无所有，再加上年年的天灾人祸，我虽然拼命奔波倒腾，也只能糊口而已。虽然豁出性命奋斗了几间土房，里面仍然空空如也，而且还欠别人不少的债务，如今要让我拿出1000多元的罚款，怎么凑得起来呢？3位哥哥为筹钱聚在了一起，芮家妹妹、妹夫也从几十里外奔来为我凑钱了。大哥卖掉了心爱的骟驴，二哥把刚买来的一辆新飞鸽自行车卖了，三哥从他的木工朋友处借了百十来元，芮家妹妹和妹夫，卖了自己刚做好还尚未穿过的两件二毛皮衣，这是他们结婚时做的心爱之物，为了救我，只能拆了面子，卖掉了。在那个年月，谁家日子过得都紧紧巴巴，哪有存款？我们兄妹齐心，卖掉心爱之物，也才凑了800来元，还有200多元从何而来？我前面说了，友情是力量，吴大绪夫妇听到情况后，当即送来了他仅有的转业费150元，我的心立刻就温暖了不少。剩下的钱实在无法凑了，我就下决心卖掉了刚刚盖起来的两间耳房子，也卖掉了妻子的一格子嫁妆柜和古浪朋友送给我的一条毛毡，还有我的一辆旧自行车，总算凑够了要我命的1080元钱，我才被放回家。
罗素曾说：“对于一个有充分能力的人来说，痛苦也许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刺激。”“一打三反”给我带来了痛苦，那痛苦折磨了我几十天，而税务罚款又使我在经济上遭到了重创，让我再一次陷入手足无措的痛苦之中，但是痛苦总是伴随着希望而存在的，所以说是痛苦带来了生的希望。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老父亲的眉头却舒展了，整天泪流满面的妻子见到我后，又是高兴，又是泪流不止，真是悲喜交加！两个不懂事的儿子抱着我的双腿，不住声地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我无言以对，更无法面对，气往肚子里压，泪往心中流，我只有沉默，我也只能沉默！
晚上，兄弟姐妹们都来了，他们来探视我、安慰我、鼓励我。知书明礼的大表兄付元安的一番话使我终生难忘：“小兄弟，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曲折的，活人也是几时几节儿地活，要有胜不骄、败不馁的气派，折了财、消了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就会有一切。”兄长们也都纷纷安慰加鼓励，声称继续团结奋斗，不愁日子过不去。振作起来，咱们该干啥还干啥！
我被解放回家后，一晃两个月就过去了，我的两间耳房的买主毛老汉来通知要拆房子。我向老汉苦苦求情，“先别拆了，我正在积极筹备你的140元房款，就当您老汉的大恩大德帮我忙了。”老汉很不乐意，说要向大队汇报了再说。第二天他又来了，说是大队不同意，谁也不能改变。我只好答应，但告诉他在时间上必须要出了这个月，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经不得响动。晚上，我们兄弟几个又聚在一起，三哥提出：“他一边拆，咱一边盖，决不能让他拆得破烂不堪、豁豁獠牙的，咱要争这一口气。”大家意见一致，开始分头准备。大哥想法买来1根梁担，二哥想法买来4根檩子，我则想法去买椽子，三哥负责做好门窗，并挖些猫儿刺当蓬头。分工后，大家积极投入了行动。我听说白银有杂木椽子，就决定先去白银。在白银我找到了徐美文，他是我高中同学孙淑霞的丈夫，在白银煤炭公司工作，我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他听说我要买木料盖房子，就主动说，他们单位刚刚运来几火车皮木柴，里边有些盖房子可用的料，每公斤才1角2分钱，便宜着呢，要我去挑拣一些。到那里一看，诺大个柴堆，有不少盖房子可用得上的料，特别是椽子和檩条很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了方便行事，我让老徐约他们的看管人员，中午我们一块儿聚了一餐。那个年代，吃喝都很简单，4个人吃了一顿包子，喝了几瓶啤酒，一共花了20元钱，大家就酒足饭饱、开心乐呵。当时，我没带多少钱，就去找朋友老倪。老倪二话没说，借给了我200元。下午，老徐和他的两个朋友帮我一起挑拣木料，我们一共挑了50根椽子，4根檩子和1根梁担子。那根梁担子又直又漂亮，就是有点空心，我买上准备做个备用，万一大哥买到更好的，就不用它了。过秤一秤，才500多公斤，交了钱，我们把挑好的木料码整齐，又去找老倪还了剩下的140元，赶晚上就乘火车回家了。
约定的拆房时间快到了，我们盖房子的准备工作也一切就绪了。我去通知毛老汉，让他在当天晚上一点钟开拆。拆的时候怕伤着墙壁，我们兄弟几人，又找了几位朋友，一起帮他拆房子。一个多小时就拆完了，我们马上紧张地复盖，想要争取在天亮前一切复原，不能留下拆的痕迹。第二天吃早饭时，一切复原了，帮忙的朋友们也走了。当天下午，给房顶上了二泥，封包如旧，一切又恢复完好。过路的人一看，都说朱家兄弟会变戏法，神不觉，鬼不知，两间新房又落成了。厉害啊，不服不由人啊！
陶渊明在做了83天彭泽令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回归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并写出了《归去来辞》，总结自己的人生感悟，为那些迷途于仕途又苦于坚守的知识分子树立了生命的模范。“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遭了这次劫难之后，我也“痛定思痛”，认真进行了反思。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无时无刻不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态度和目的，各人有各人的品行和做法，从而形成各式各样异彩纷呈的不同人生。某些人为达到拥有权钱的目的，可以玩弄权术、投机钻营，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地施淫逞威，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我自进入学校后，少年气盛、耿直认真，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虑，不愿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更不愿与搞阴谋的人同流合污，常以“君子坦荡荡”来要求自己，这样就走向了阴谋家们的对立面，成为被排挤、打击的对象。同时，不忍心看着我的父老乡亲们受苦挨饿，背粮、换粮中稍有所得，我就赶快好心地把经验传授给大家，让大家都能有吃饱肚子的日子过，殊不知这样我已是授人以柄了。平素我想穿得精神点，还买了辆旧自行车，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还隔三差五地聚会吃喝欢乐一下，这在外人看来，不免张扬。最不应该的是，我竟盖了几间新房子，这在当时太显眼、也太刺眼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我事实上是自己为运动树起了射击的靶子。而在那个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法治、道德几乎丧失的年代，好人遭殃不足为奇，我被搞垮也就在所难免了。“往者不谏，来者可追”。通过反思，我真是“觉今是而昨非”，但是，我却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断然还乡，悠然自得地隐居起来。我没有处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更何况，我的七旬老父要颐养天年，3个儿女要长大成人，我没有选择去过田园生活的自由。眼前的道路“漫漫”而“修远”，我仍将“上下而求索”。我在家里“静坐常思己过”，不怨恨在运动中整过我的任何人，那是历史的作品、时代的产物。好心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地来探望我、安慰我，幼时的老同学要给我送来些粮食，让我补贴过日子；有的朋友也想或30或50地资助我，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我都一一谢绝了。我当时的日子还能将就着过，不能再连累大家了。也有人替我谋划往后的出路，这也是我重点思考的问题。学校再没有叫我去上班，我也不打算再去那里了，但是，我也绝不愿意和老人妇女一块儿，跟着牲口屁股，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混工分，我要走自己想走的路！
科学家富兰克林曾说：“如果一个人将钱袋倒进他的脑袋里，就没有人能将它偷走。知识的投资常有最好的利润。”我要选择知识投资的道路，使自己学以致用，通过不断地学、不断地用，成为具有丰富知识和技术的人。
经过几十天的关押批斗写材料，又经过两个多月的闭门苦思，我决定到为民造福的景电水利工程里去锻炼一下，走出我人生的新路。当时，景电工程的大会战正搞得红红火火，那里需要年轻人，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兴泉大队拥有全县最大的民兵连，号称200人大军，实际上常年坚守和战斗的人充其量只有180左右。民兵被大队统一安排在景电工程的工地上，劳动报酬是每人每天记10分工，国家每人每月补助16元生活费。我打听清楚后，就想到那里暂度一段时光，待有机会，再谋新路。经生产队同意后，我就打起行李，乘生产队的马车，到景电工程兴泉连的施工段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