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探索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较多，效益较差，因而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进行过改革的探索和研究。
（一）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
1.兰格模式的提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组织模式的计划和市场，能否独立和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当计划经济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指令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后，如何看待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此为基础而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对集中计划经济的批判首先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曾围绕“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这一主题，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另一方以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旅美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在这场大论战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标志是兰格模式的提出。
1920年米塞斯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是本次论战的直接导火线，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在米塞斯同泰勒之间进行。米塞斯认为，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能产生反应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也才有配置资源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均衡价格体系，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的计算，集中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他进而还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不能兼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1】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二者必居其一”。泰勒不同意米塞斯的看法，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反复试验以纠正错误，寻求正确的方法以达到目的。凭借这一“试错法”（Trialanderror），他认为在计划体制下根据商品实际的供求状况，可以不断地调整价格，直到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均衡价值为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耶克撰写了《问题的性质和历史》，把论战推向第二个回合。他同米塞斯不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是怀疑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中“试错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依据他的意见，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市场才能有效地求解经济均衡，进行合理资源分配。他恪守的思想观念是：计划和市场对立、市场经济同私有制不可分离。
针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观点，1936年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计算、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认为根据“试错法”，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中央计划局也可以模拟市场机制求解经济均衡的方程式。
2.兰格模式的内容。“兰格模式”包含以下基本见解：第一，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不一定废除小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能在自己的制度中部分地容纳这种制度。第二，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可以有一个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不再由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消费者的偏好是生产和资源分配的指导标准，因而需要保持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第四，价格决定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市场竞争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由中央计划当局发挥作用。价格由中央计划当局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规定，但价格的规定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规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企业会计规划，以保证商品供求的平衡。
该模式假定社会主义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主张排除配给制，以价格作为平衡供需数量的唯一方法。该模式包含了两重价格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由市场机制决定，即由市场供求形成的均衡决定，这是真正的市场价格。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也就是由中央计划当局为企业规定一种会计价格，它是为企业的会计目的确定现有选择指数，因而是广义的价格。如果这种价格偏离市场均衡价格，便会由商品数量的剩余或短缺得到反映，于是再修正会计价格。这种会计价格只起调整选择指数的作用，它不经过市场的实际交换而进入生产领域。
兰格认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均衡运行取决于三个条件：即个人收入与效用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商品的供求均衡。其中，个人收入与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定了处于某种物价水平时商品的供求数量，各种商品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实现个人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唯一一组价格；个人的收入等于他们转让资源使用权的收入和企业家的利润。
兰格认为这三个条件是在市场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调整而实现的，而这样的试错原理同样也可以运用于计划经济中。这种计划经济应该具有三个特点：消费者有选择自由，适用于消费品市场的原则是效用最大化原则，消费者收入和消费品价格决定了消费品需求量；企业的生产决策不由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而由计划当局决定，依靠计划价格实现生产最低成本和最优规模；劳动者自主择业，劳动给予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企业，公有生产资料由计划当局决定价格，并分配给能支付这一价格的产业或企业。
兰格模式后来被称为计划模拟市场模式、竞争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后来人们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运行的计划经济与兰格设想的并不一样。例如，消费者选择自由和劳动者就业自由都不存在，计划是靠强制的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同时，兰格预言的经济高效率并没有实现，社会供求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又有所发展。首先，兰格区分了实现计划的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但应优先采用经济手段。其次，兰格提出了计划决策中的分权问题。他认为主要决策要由国家（政府）做出，其他决策可以分散让企业做出，以便决策更有灵活性。最后，在计算机发展之后，兰格提出了用电子计算机来模拟市场的试错方法，因此这种模式也被称为“计算机社会主义”。
（二）原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模式
1.自治制度模式的发展历程。1944年10月20日，南共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苏联红军配合下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年之后，新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南斯拉夫引进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并创造了丝毫不逊于苏联的发展奇迹。然而，在中央集权制经济运行中也逐步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如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合作社的农民消极怠工、金融机构运转不灵活等，使以铁托和卡德尔为代表的南共领导人不得不对斯大林模式重新进行思考，开始向自治省下放一部分经济权力并暂停了农业集体化，从而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南共与苏共的矛盾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达到高潮，不久南联邦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苏联及其他东欧盟国撕毁了与南的经济互助条约，南斯拉夫陷入了困境。
于是，南斯拉夫开始了另一种制度的尝试。这是一种最接近马克思设想蓝图的制度，它的主要设计师卡德尔声称，这里面没有任何新的自己的东西，完全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经典，其核心便是“自治”。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所有制，在经济上实行新的“社会所有制”，提出了“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与苏联模式相比，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弱化了国家的职能，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不用经过国家这个代理环节。
1950年南国民议会颁布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规定，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企业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有权招聘、监督和罢免厂长、经理。到1964年，南联邦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而改由国家贷款，这样企业就获得了扩大再生产的自由。南共联盟认为，计划范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范畴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于是取消了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而改为联合劳动组织（企业）内部的自治计划和社会政治共同体（从区到共和国/自治省直到联邦）内部的社会计划。在交换上承认市场的作用，强调当前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商品经济。不仅允许消费品的市场交易，同时也允许将生产资料交由市场调节，在价格上以世界市场价格为基准。
自治社会主义一度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光辉成就：1950—1956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到8.6%，1957—1965年则达到12.2%。农业生产增长相对较慢，但是也达到了1.1%和5.4%。此外，改革的变化还表现在出口产品的比例上。1950年南斯拉夫的出口产品中，非加工产品占43%，加工产品占50%，而高级加工产品所占比例仅为7%。到了1974年这个比例发生逆转，高级加工产品占到了56%，非加工产品仅占8%，其余37%为加工产品。与苏联的增长相比，南斯拉夫的增长是人民群众能够切实享受到成果的。1977年南斯拉夫每千人拥有电视机175台，千人拥有汽车91辆，均高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水平。然而好景不长，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上出现了停滞甚至一定程度的倒退，随着1990年代初南联邦的解体，这朵“自治社会主义”的奇葩也最终凋零。
2.自治制度模式的发展缺陷。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社会所有制，它与苏联国家所有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取消了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由厂长或经理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工人委员会则监督厂长、经理的工作，企业在计划、生产、销售、分配等方面享有独立的决策权。社会所有制所倡导的“工人和劳动者管理工厂”，给企业“松绑”和下放权利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南斯拉夫形成了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南斯拉夫便出现了经济发展减速的现象，80年代经济更是日益陷入混乱。这样的结局之所以出现，是与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分不开的。
（三）布鲁斯的分权模式
布鲁斯是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是对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著名的分权模式。他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中，从社会主义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内在联系出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积极工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它同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有别。他认为企业有生产选择的自由，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但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反应随机确定价格，价格只能由国家制定，并通过它调节市场。布鲁斯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表现形式区别开来，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模式，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思想为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布鲁斯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权理论。他指出，中央单一的集中决策应让位于中央、企业、个人多层次的分散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活动或者经济运行的一切重大的总量决策权应掌握在国家手中，如社会生产和投入的总量及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投资方向与结构，就业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外贸的数量与结构等；而经常性的一般决策则由企业做出，如企业投入与产出的总量与构成，在中央总的收入政策框架内决定本企业的就业量和工资额、企业的供销等，职工则应有择业和消费的自由。他认为国家不应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而应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企业面向市场在国家间接控制下自主活动。资源不再由国家直接分配，货币也不能只起计算的消极作用，而应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并主张用有限的买方市场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的买方市场和社会主义集权模式下的卖方市场。
（四）锡克的集体所有制理论和计划市场模式
奥塔·锡克是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60年代曾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和副总理。他在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提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
锡克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可以按照整个社会的计划来管理，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并不表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是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方向”。因此，劳动的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产生。
他从信息和利益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的外部形式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内在实质是借助于货币和价格按比例进行使用价值的交换，使“所耗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利益上的冲突，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具体的耗费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矛盾，即劳动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存在的根源。利用市场能使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加，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化，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可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同时又能解决因利益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转化的问题。因此，计划必须利用市场。
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宏观平衡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相反，取消了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因此，计划必须建立在市场运行的基础上。中央计划作为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应注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以及经济结构平衡和利润的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应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并准许资金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必须反对垄断。为此，他提出了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以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同时存在其他经济形式为补充；集中决策和分散管理相结合，计划一部分由中央决定，一部分由企业做出，某些部分完全不需要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实现，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后来有学者把他的思想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计划经济。他的经济思想对东欧国家乃至西方左翼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锡克依据他的理论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但是“布拉格之春”的流产使锡克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流亡西方以后，锡克成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倡导者。
（五）科尔内有调节的自由市场模式
亚诺什·科尔内（科尔奈）是原匈牙利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过世界经济计量学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科尔内把世界上的经济模式总体上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科尔内认为行政协调的特征是依赖上下级的隶属关系，通过纵向的信息流和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运行。行政协调又可分为ⅠA和ⅡA两种。ⅠA是直接行政协调，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ⅡA是间接行政协调，是国家借助行政权力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企业接受政府的生产安排。市场协调的特征是靠企业间横向信息交流和市场力量来协调经济运行。市场协调也可以分为ⅠB和ⅡB两种。ⅠB是无控制的市场协调，经济运行完全受市场自发调节；ⅡB则是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这是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模式。科尔内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匈牙利经济正处于ⅡA阶段，改革的方向则是朝着ⅡB过渡。
科尔内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短缺经济”存在的体制根源。科尔内指出，与资本主义经常存在“过剩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则经常存在“短缺经济”，短缺甚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短缺经济”具体表现为“排队”、“等待”和“强制替代”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强制替代”最为严重，它表现为居民根本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商品，只能用劣质或价高（黑市交易）的其他产品来代替。短缺的制度根源在于“投资预算约束软化”，而造成“投资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源就是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父爱关系”和“父爱主义”。政府对企业既绝对地给予保护，也进行家长式的干预和管束。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委都可以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情况下争得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因而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普遍存在一种“投资饥渴症”，从而造成资源的紧缺。同时，由于社会两大部类的产品许多都是可以通用的，因此生产资料短缺也就带动了生活资料的短缺。
此外，科尔内也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将是十分艰巨的，他甚至认为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搞不好会集中两者的缺点。在东欧剧变后，他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认为只有在私有制下才能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是没有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