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公元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曾用名“钟书君”，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1998年病逝于北京。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杨绛（公元1911—），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1911年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
1932年春天，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清华才子钱钟书和南国佳人杨绛相识相爱了，从此他们携手并肩，历经风雨坎坷，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上过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保送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鼓吹革命，遭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他再度出国赴美留学，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当律师，同时在申报馆当主笔。辛亥革命后，当过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督军顶牛；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又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传讯拘押了一夜，不准保释。这个贪官终于辞职，但杨老先生也受“停职”处分。后又复职，于1919年回上海当律师。他年轻时便有“江南才子”之称，精通法律，博览群书，主持正义，一生正直。杨绛有这样有骨气、有学问的父亲，从小耳濡目染，才智卓越自然不奇怪了。
杨绛从小便向往清华。高中毕业时本想考清华，可惜清华不在南方招生，她只得上了苏州的东吴大学。三年级时，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申请了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冰心上过的学院）奖学金，她不稀罕，一心要考清华研究生院，攻读文学。振华女校校长认为她不识抬举，训了她一顿。
后来她果然考上清华，她母亲常取笑说：“阿季（杨绛小名）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1932年春季，杨绛到清华借读，住在古月堂西厢房第一间平房。
一到清华，素来爱读书的杨绛直奔建筑恢宏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看到地板果真是软木的，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忍不住用手摸摸，还笑自己是个“乡巴佬”。
这时，一件影响她一生的事情发生了，她认识了正在清华外文系三年级上学的钱钟书。
那是1932年春天，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钱钟书。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钱钟书对清华也情有独钟，读书期间便在《清华周刊》《新月》《国风》《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书评、散文，并刊印诗集《中书君（笔名）诗》。当时担任清华外文系主任的吴宓看到诗集，大加赞赏，赠诗一首：“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赖补天工。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腾苏黄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朝两世许心同。”诗中顾、赵、苏、黄指顾炎武、赵翼、苏东坡、黄庭坚。吴宓学贯中西，一代宗师，他对自己学生的诗文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可见钱钟书才情学识非同寻常。钱钟书一生也很尊崇吴宓先生。他对杨绛说过，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清华念书时度过的”。
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钱钟书的感受呢？则有他1959年写的追忆二人初见的诗为证。诗曰：“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尝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杨绛曾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钱钟书信笔将这一典故写入给杨绛的诗中，既见他的博学，更见他的深情。
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一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等人，学习氛围特别浓厚。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
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家门当户对，年轻人又是心心相印，本当应该定下终生，但结婚前还多一道“订婚”礼不可少。钱钟书和杨绛拧不过，只得乖乖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婚礼仪相当隆重，来了不少人，钱钟书的族兄钱穆也参加了。
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在上学，仍要回清华读书，钱基博介绍钱穆与她同行，一路照顾她。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教书。
不觉又是草木摇露为霜的秋天了。
在这凉风瑟瑟的晚秋，钱钟书第一次感到离别情怀的滋味，他想起了远在北京的杨绛。他知道杨绛想家想得很厉害。要是自己在清华，在杨绛的身边，她或许能减少些思家之情。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他急不可耐地来到了北京，见到了心上人。离别半年多，该有多少话要向心上人倾吐呀。
可是，紧紧地拥着心上人，一向口若悬河的钱钟书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行热泪从两人的脸上悄悄滑落……
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他报了名，他自信以他的英文水平不需要什么功夫的。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得不敢去报考了。果然名不虚传，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他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作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需要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教师商量，采用论文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便打点行李，乘火车回苏州。她想家想得厉害，下午一到家门口，行李还撇在门口，便飞跑进父亲屋里。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这天天气非常热，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皮鞋；杨绛身着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年出生，老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钟书系公费，而杨绛是自费。初来乍到，钱钟书就遭遇“不幸”。据杨绛回忆：“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义务。钱钟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在牛津，杨绛为自己和钱钟书租下一处好房子。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他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定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他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他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个星期结一次账。
杨绛曾经这样回忆：“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我‘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钟书大显身手。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她可从没吃过这样的早饭！
杨绛自认为，“我们自理伙食是冒险”。当时她想起曾看见过母亲在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因为不识货，一面剥，一面还嫌壳太厚、豆太小。她忽然醒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于是便焖了吃，颇为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至于猪头肉，杨绛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她很自信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她刚剪得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钱钟书问她怎么了。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夫妇二人觉得很开心。
1937年夏天，钱钟书以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杨绛生了唯一的女儿钱瑗。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钱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道“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钱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像钱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后来他们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钱钟书。秋天，钱钟书、杨绛带着小女儿一起到了法国，他们在巴黎大学进修。
1938年9月，钱钟书、杨绛乘轮船离开法国。10月，钱钟书独自在香港登岸，取道安南（今越南），前往昆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讲授大一英文、当代文学、欧洲文艺复兴，学生有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周钰良等人。杨绛带小女儿回上海，因为杨、钱两家的老人都逃难到上海居住。
1939年暑假，钱钟书到上海探亲。他父亲钱基博受老朋友邀请到湖南安化兰田镇任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他写信给钱钟书，说他体弱多病，希望儿子随侍身边。钱钟书的母亲、弟弟、妹妹也一致主张钱钟书到兰田照顾父亲。钱钟书只好暂时辞去西南联大教职，只身离沪辗转前往湖南安化兰田镇国立师范学院。父任中文系主任，子任外文系主任，一时传为佳话。
钱钟书在兰田工作两年后，1941年暑假前从吴宓先生处得知，西南联大外文系聘请他。钱钟书辞去师院教职，回到上海。但是，等到秋天开学，聘书也没有来。12月，上海沦为孤岛。为维持生计，钱钟书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此时，杨绛既当中学校长，又当家庭教师，同时写作，她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钟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钟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这也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钱钟书写出一段就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构造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便是钱钟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经过。《围城》后来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可以说，它的诞生与杨绛的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三人都有自己的学问要做，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就这样一步步走出了困境。
1949年春，上海尚未解放，国民党教育部官员传话，说台湾方面已为他们安排好工作。钱钟书在台湾大学，杨绛在师范大学，运输也安排好了。当时，香港大学也聘请钱钟书。夫妻二人熟悉的郑振铎、吴晗等进步人士，则竭力劝钱钟书、杨绛留下。
杨绛和钱钟书都热爱中国和中华文化，绝对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和两家的老人、亲人。最终，他们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毅然留下。
上海解放后，吴晗来信，请他们到清华教书。杨绛记得很清楚，1949年8月28日，他们和女儿从上海坐火车到北平，9月1日，就到清华参加工作。钱钟书主要负责外文系研究生教学，杨绛教英国文学。
1950年，钱钟书被调去翻译毛选（中译英），以后又翻译毛泽东诗词。杨绛先生说，生性耿介的钟书从不唯上是从，他率直地对书中一些用错的典故提出意见。譬如一篇讲国统区地下工作的文章讲到我们“要像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中那样”，这显然错了。《西游记》上明明写的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中。但当时一位领导固执地认为伟大领袖还会错吗？他找人翻书查资料，查了不少日子，最后不得不承认是错了，不得不改正。
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全国只留北大、复旦等几所综合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学院都并到北大，钱钟书、杨绛调到文学研究所，编制属北大。后来，文学研究所又属社科院。
1966年，“文革”开始了。他俩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成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70年，杨绛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1997年和1998年，女儿、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4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她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63年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世事沧桑，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一家人最安全的庇护所。
冰心生前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这是对他们最精当、最崇高的评价。
金庸笔下的杨过、小龙女称为神雕侠侣，钱钟书和杨绛先生也应是神仙眷侣、知心伴侣。纵观古今，有几人如此？令人欣羡、感叹、仰止……
爱情密码
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堪称天作之和，既是才子与佳人结合的典范，又是世人钦羡的知心伴侣。两人志趣高雅，又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浪漫与美好，变成彼此心里甜美的记忆，使爱情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变成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