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公元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1918年5月）始以“鲁迅”为笔名。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
许广平（公元1898—1968），笔名景宋，祖籍福建，1898年2月12日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在与许广平相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虽有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但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牺牲。是许广平和她的敬仰、理解乃至热爱打开了他封冻已久的心田。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很不情愿地起程回国。因为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曾回信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鲁迅曾多次奋笔疾书抨击旧时代对女人的种种压迫和束缚，他用杂文和小说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呐喊着爱的权利和爱的自由，他的作品曾影响了几代青年，被人们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可是现在，当鲁迅本人被迫要和一个从未谋面、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白头到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反抗吗？在“孝”字面前，鲁迅选择了顺从。
这一天是7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年六月初六），鲁迅和朱安的婚礼如期举行。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从此以后，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进了洞房后，鲁迅坐了半夜，而且据说是流了半夜的泪，他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翼翼地说：“睡吧。”然而，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一直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没有回新房。
第三天晚上鲁迅依然留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更使她不知所措，她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也绝不亚于鲁迅。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起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以后他虽然数次回家探亲，但都和朱安分居两处。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再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在这段时间里，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书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后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自己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鲁迅独居，度过了31岁到38岁这段岁月。朱安在绍兴，陪伴着周老太太，度过了30多岁到40岁出头这段岁月。
鲁迅到北京后，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在银行存了点钱。此时他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他却想也没去想这事。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发表后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后来，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生怕鲁迅会做出轻生的举动。
1922年，许广平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当时的校长是许寿裳。她对这所学校很满意。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至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在1923年读二年级时，才读到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的。
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鲁迅先生的头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那褪色的暗绿灰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手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炫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
讲台短，黑板长，他写字就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那些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小姐们哗然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以有浓重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大家都被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时间特别的短。还来不及请教，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走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仍无法忘记那第一堂课。
当时也是女师大学生，后来成了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对鲁迅有过一个认识的过程：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但很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
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癖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和他“淘气”乃至“放肆”。
许广平就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颇怀好感。
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1925年3月，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熟悉而毕竟又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一年她要毕业了。她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
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送出后，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26岁的她，平时晚上倒床就睡着了，这夜她辗转反侧思量着自己的信。对于学校中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写道：“先生！你放下书包，洁身远引的时候，是可以‘立地成佛’的了！然而，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碾转待拔的么？”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写信的时候，许广平心想，对这样的问题，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不予回答？没想到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他在开玩笑，她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她的忐忑不安全消。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发信是同一天：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她深为感动。
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首先她要问的是“广平兄”三字的含义。她写道：“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不！不！……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先生之意何居？”我们似乎隐约可见这位26岁的大学生的受宠若惊的惶恐，但她仍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教育现状、学校情形和人生道路提出种种看法和疑问。
鲁迅仍然很快就复了信，对她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信的开头却是对于“广平兄”称呼的解答。他说：“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
鲁迅说过：他们的《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开始时，就是那么的不生疏，那么的不需客气，那么的无间……
确切地讲，鲁迅和许广平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天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在同鲁迅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许广平同鲁迅在日寇侵略上海的战火中一起逃难，同鲁迅一起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与迫害。
其实，对于上海，鲁迅从来都不喜欢，来到这里，只是在无奈中的选择。也许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自己一直排斥的城市，容纳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个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兵荒马乱来说比较安宁的环境进行自己的创作。他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写作，继续用他那如匕首的笔揭露那个黑暗的社会。在这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许广平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鲁迅写作。这样，她一方面照顾家里，一方面还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为了支持和帮助鲁迅，许广平毅然决定辞去所有工作，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
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此时的许广平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许广平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主妇。她无微不至地照顾鲁迅的生活，精心料理他的起居、饮食，尽力使他不受到无谓的干扰。为了不浪费鲁迅有限的收入，她精打细算，生活朴素，自己做棉鞋，打毛衣，缝衣服。有客人来家里吃饭，她都是亲自下厨，以节省开支。许广平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鲁迅，连换洗衣服这样的活计都包揽下来了，鲁迅曾向人感慨地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拿了。”
空闲的时候，许广平会替鲁迅查找有关资料，抄写稿件，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一个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许广平的功劳：由于得到许广平的全力支持，鲁迅后期10年的著作成绩，远远超过了以前的20年。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鲁迅在发表自己的译作时，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十分紧张的。鲁迅到上海后，虽然卸去了教书的担子，但却更加繁忙。他习惯于夜间写作，而许广平因劳累了一天家务，克制不住极度的疲劳，进入了梦乡。鲁迅伏俯在案前，开始了他一天的紧张的工作，有时甚至忙到东方发白、红日映照。这时，许广平已经起床，忙着料理他吃完早点。他才躺下休息，而许广平却接替了他的班，开始了抄写、校对稿件和繁忙而又紧张的家务劳动。他们就像一个岗位上的两个战士，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当然，他们并不是一直这样紧张而刻板地重复着一天又一天的生活。有时，晚饭过后，又没有客人。他们并不立即工作，而是灭掉灯，坐在屋子里，借助橘黄色的路灯由窗口射进来的微明的光亮，相对谈天。有时，鲁迅在据案写作，许广平则静静地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当两人都感到疲倦时，便放下工作，一边饮茶，一边谈天，或者再吃些零食。尽管时间很短，但他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这是一天的黄金时间。有时，他们也到外面散步，但真正能称得上娱乐的还是看电影，这种活动多是由鲁迅提议，一方面是为了休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妻子为自己操劳的酬谢。每次都是买最好的座位，也是为了照顾妻子稍微近视的眼睛。
对于夫妻二人而言，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欢乐是有了儿子海婴。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结出了果实，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26日那天上午，许广平已经感到阵阵腹痛，预示着这个小生命就要来到人间。年近50的鲁迅就要当爸爸了，心情十分兴奋，他不顾因过度劳累而有些发热的身体，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呱呱坠地。鲁迅欣慰而又诙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现在，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是如此的高兴。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鲁迅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总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像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这时，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有了孩子，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天，他来到医院，悠闲地坐下来，首先问妻子是否想起来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在许广平面前，鲁迅一会儿是先生，一会儿又是孩子，许广平劝他、哄他。在鲁迅面前，许广平一会儿是学生，一会儿是母亲。有时鲁迅在外面或在报刊上遇到不愉快的事，就茶不喝，烟不抽，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好在过个一天半天后就雨过天晴了。也有暗中时，即趁许广平不注意喝下很多酒，然后跑出家门久久不归。有一次，许广平和鲁迅闹了点小别扭，鲁迅就一个人躺到阳台的水泥地上，许广平并没想到他会在那里，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很着急。这时候又发现海婴也不见了，到处找。最后她发现海婴和鲁迅一起躺在阳台的水泥地上，她又气又好笑。
家庭生活虽偶有磕碰，但总体来说还是幸福甜蜜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了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像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鲁迅先生的去世，对于许广平来说，是个巨大的悲痛，与此同时，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许广平作为一名革命活动家，她知道自己的爱人所从事的是刀口舔血的事业，但是她仍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一个惨痛的事实。
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伤心之后，许广平终于从伤痛之中醒过来。她决定要坚守鲁迅生前的使命，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她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于同年4月出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上海未走。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20人组成“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外界资助下，编辑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20卷本）。同时，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还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纸杂志撰稿，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抵制日本帝国的奴化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对她严刑逼供。在一无所获后，1942年3月1日，又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许广平遭此迫害，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
1946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800余封整理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并会见了驻北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
许广平继续鲁迅的事业，为研究、宣传和保卫鲁迅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她作为鲁迅的夫人和战友，一直受到人民的敬重，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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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会有一个伟大而又默默奉献着的女人——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许广平十分崇拜自己的丈夫，他与鲁迅婚后十年，风雨相随，一个是导师与丈夫，一个是学生与妻子，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于平淡中见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