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育目标渐趋狭隘。
除第四点有关教育哲学，留待后文讨论外，第一、二、三各点在理论上已觉不合逻辑。复按实际，从小学三年级起，教师即无法使学生做到部定的作业标准，因为课程标准与作业标准都大大地超过了学生的智力和精力。如此大量的智识（参看教育法规内中小学各级各科课程及作业标准）在短时期内即使加速灌输，犹恐不及；更无启发辅导等的余暇。以二十一年部颁“高初中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及自修时数表”，与“高中各科各级课程标准及作业要项表”对照，即知时数与工作绝对无法配合。
再若细按各科课程标准内容，最显著的缺点是：太高深，太繁琐，太专门，而各学科间又太无联络。以理化课程标准观之，似乎中学生非成为理化专家不可；以造型艺术及音乐课程标准观之，似乎中学生非成为艺术家或音乐家不可。以此类推，中学毕业必为百科全书派之全才。实则各科非但失却联系，且互争指导地位，致理当无所不知的学生反而一无所知。按课程标准过高过繁之弊，当缘（一）起草的人多为各科专家而非有经验有研究之教师；（二）课程标准大都抄袭欧美成例，忽视吾国国情；而于学生之健康、智能与心理的发展阶段，尤未顾及；（三）同一学科在纵的方面毫不连贯；例如小学毕业时未读一字文言，而于初中一年级即须“养成了解平易文言文之能力”；又如初中教师均觉小学生之毕业成绩与初中入学标准相差太远，无法补救。
（2）教材编制：（甲）凡数、理、化、自然，以及世界史地等科，大抵采用欧美教材，或翻译，或编译；选择取舍，漫无标准，且闭门造车，不合实际。外国语文之教科书，迄无善本。小学算术，大体以英国小学教本为模型；不知英国中小学期限不一，与吾国情形更不相宜。（乙）凡自编课本，非陈腐，即浅薄，或艰深；盖亦东抄西摘，而非长期研究之结果。中学国文教本所选近人语体文，语病及文法错误触目皆是。小学五年级之本国史，述及“诗歌发源于骚赋”，可谓荒谬绝伦。同书又有“南北朝时，印度音韵学传入，中国便有切韵与四声的发明”之语，此种专门史实，生吞活剥，徒苦儿童。类此笑柄，各科教材皆不能免，兹仅略举一二而已。
要之，教材编制不出于书店编辑之手，即出于专门学者。书店编辑学识经验，本难胜任；出版者复急功近利，唯知与同业争先，更不容编者认真从事。送部审查，亦仅虚文。故现有教材，大抵不合实用。
（3）设备：各级学校限于经费，图书仪器每多因陋就简。僻远省份，或竟绝无仅有。以聊备一格的设备，应付规模宏大之课程纲要与作业标准，纵有热心认真、学识渊博的教师，亦将徒唤奈何，逢理化生物各科，更有纸上谈兵之苦。
（4）师资：（甲）师范学校自民国二十年以后逐渐裁减，或与中学合并（民国十六年前，各省师范学校甚为发达，尤以江浙两省为成绩卓著）。故师资之来源骤减，而品质亦骤降。盖师范教育性质特殊，绝不能在普通中学内分科兼办。（乙）公私学校经费，皆极拮据；教师待遇菲薄，生计为难，不得不敷衍塞责，以便兼课或兼营副业。素有学养之辈，学而优则仕，又多中途改业。
（丙）反之，凡学校出身而无业可就的青年，皆以教书为唯一出路。是以真正的师资日缺，而候补的教员日增：滥竽充数，堂堂学府几与慈善救济机关无异。（丁）政治党派的斗争弥漫教育界，师生或交相结纳，或彼此排挤。学生一旦离校入世，又挟此风气而广为传播；循环影响，国家前途实难想象。
三、结论
以上的分析还没触及问题的核心，我们当进一步探求更深刻的原因。
一、思想方面：缺乏教育哲学教育的中心思想，一方面固须顾及目前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更须考虑如何承受固有文化，进而创造新文化。前者仅为一时的便利，后者方为真正的建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家的目光应当如何远大！在固有文化未曾整理就绪，对西方文化未知取舍之时，要求确定一种教育哲学，当然过早。民国以来，世界思潮千变万化，动荡不已，诚令人有手足无措之感。反顾旧有传统，或遭唾弃，或被破坏，立身处世，尽失准绳。但道德之重建，传统之估价，外来学说之研究，原为教育分内之事。故教育哲学即须由教育本身促成。纵今日思想界青黄不接，混乱扰攘，亦当有一保存民族特性、多留发展余地、培养自由思想的教育原则，以资过渡。民国十八年国府公布的教育宗旨，于东西文化之融合，个人与社会国家之关系，虽已兼筹并顾，究嫌政治色彩过浓，以青年身心发展之阶段而论，仍恐害多利少。三民主义作为政治的原则，或已尽善尽美；但以之为国民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否有当，不无疑问。大中学公民训练之侧重党政学识与社会科学，是否较纯粹的人格训练为优胜，正恐不易遽下结论。以事实而论，今日大中学生对于党政之认识与热忱，反远不及北伐前后，教育未革新时代之青年。尤甚者，多数学生视党义课程如教会学校之圣经课，教师学生俱抱敷衍了事之心：是岂提倡党化教育者始料所及？
二、实践方面：教育机构与物质条件的悬殊学校教育，在吾国实在是外来制度，试看下列一些年代的计算，即可明了：
一八六二（同治元年）设立同文馆--一九○○（光绪二十六年）开办京师大学堂，相距三十八年；一八七七（光绪三年）派遣留学生于英法--开办京师大学堂，相距三十三年。
从首倡新学到成立最高学府（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只是好几个学术机关的总汇），历时之久，发展之缓，固然大部分因为清廷闭塞，但人才不足，亦为重大原因。民国以后，三十年（因战后学校停顿，故以三十年为言）中增设的公私立大学，不下五十余所；虽云此三十年之进步，远过前清末叶；但膨胀之速，究亦远过实际能力。当人才物力仅能办一二所完全大学时，即已扩为五所十所；仅能就原校加以充实时，即已另创新校。于是小学教员被召为中学教师，中学教师被召为大学教授。甚至初中尚未卒业的青年，即已充任小学教员。似此情形，欲求提高文化，昌明学术，不啻南辕而北辙。然而事势推移，客观之要求日益迫切：学校教育而外，平教义教亦刻不容缓。师资日绌，而学龄儿童与升学青年之数激增。
这种教育方面的供求不相应，正如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同为吾国今日最大的难题。
本文所述，不过就作者见闻所及，将过去吾国教育之缺陷列一纲目，略加检视而已。至于如何改善，既非作者鄙陋所敢置喙，恐亦非少数专家所能奏效。挽回颓风，革新教育，愿社会贤达共起图之。
作者简介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翻译家、文艺评论家。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6.大学与学术独立
冯友兰
对于大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
在珍珠港之役以后，短时期内，日本确是已建立了一个历史上不多见的海陆大帝国，可是不数年间，这个大帝国便又土崩瓦解，日本的失败真是彻底。他惹起了这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他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而且连老本钱也输了个精光。我们不能说，日本的军事当局，都是不会打算盘的。不过在他们的如意算盘中，确是有一个因素，他们没有算上，这个因素就是新的作战工具的发明。他们的战略，都是根据这次大战以前的作战工具设计的，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大战中，有许多新的作战工具发明，而原子弹的出现，更是这许多发明中的登峰造极。随着新作战工具来了新战略，新战略改变了全盘的战局。这是日本军事当局所预先没有想到的。
新作战工具是新的知识的产品。同盟国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现在的世界是斗智的世界。谁要知识落伍，谁就要归天然的淘汰。
中国现在号称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形势上说，我们确切是得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以前未曾有的。假使失去了它，以后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这个机会是一个空前绝后机会。我们必须利用它，努力充实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基本的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虽然日益强大，但是没做到真正知识学术自主独立的地位。这就是他的失败根源。
教育部不久就要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我们希望与会诸位，要放大眼光，来替国家定下知识学术独立自主的百年大计。目的急要决定的，就是要树立几个学术中心。其办法是把现有的几个有成绩的大学，加以充分的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
说到大学，有些人以为不过是比中学高一级的学校而已。这种意见，我们不能说是完全不对，但确不是完全对。大学一方面是教育机关，一方面是研究机关。它不但要传授已有的知识，而并且要产生新的知识。它应当是一代知识的宝库。它对于人类的职务，真正是所谓继往开来。从前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应当说一事不知，大学之耻。
从前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实际上有两重任务。一重任务是教学生读书，一重任务是当那一村子里人的知识顾问。那一村里人在知识上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要去请教他。一个真正的大学，在一国家里的地位，也正是如此。它应该是一个专家集团，里面应该是什么专家都有。这一种专家集团，是国家的智囊团，教育学生，也是这些专家的职务，但不是他们的唯一的职务。
我所谓大大学就是这一类的大学。我说大大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不见所有的大学都能负起这个任务。事实上有些大学真不过是比中学高一级的学校，严格地说，这些大学，不应该称为大学，不过事实上他们也称为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称真正的大学为大大学。在世界各国中，不见得所有的大学都是大大学，但在世界的强国中，每一个强国都必有几个大大学。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我们必须集中人力财力，把几个已有成绩的大学扩充起来，使他们能够包罗万象，负起时代使命。万不可用所谓平均发展的政策，使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弄到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样子。当然我们也不反对所谓平均发展。不过这应该是以后的事。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建立学术中心。有了这个中心，然后学术界才有是非的标准，一国的学术水准才能提高。对于这些大大学，政府及社会，应持的态度，有以下几点要说。
一是对于大大学尽量予以财政上的支持。大大学既然是包罗万象，成为一代知识的宝库，其中的组织，必然极复杂，所用的人，一定是很众多。而现代学问，研究起来，又是很耗费的事情。原子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单是美国这几年研究原子弹的费用，就是二十万万美元，所以一个大大学的费用，一定是很庞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请社会中的人注意。社会上似乎以办大学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某某人死了，办一个大学纪念他。其实很少有人值得用办大学纪念。而办大学纪念一个人，也不是容易的事。你想纪念一个人的时候，最方便而又妥当的办法，是在你认为好的大学中设一个基金，添一个讲座。这样，你纪念了你所要纪念的人，而同时也帮助了你所认为好的大学发展。这样的捐助，集腋成裘，可以使一个大学成为大大学。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学，都是这样成功的。
二是对于大大学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学术知识，对于人生的功用，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看出来的。也许有些是永远看不出来的，因为有些功用是无形的。一个大大学中，必需有许多很冷僻的学问。因为他要包罗万象，而有许多学问，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冷僻的，然而维持这些学问的研究，正是大大学的责任。因为所谓“红”的学问，例如经济，工程之类，银行，工厂都会提倡。在工业化的国家，哪一个银行工厂里，都有大规模的研究室。所谓冷僻的学问，是要专靠国家提倡的。大家在大大学里维持这种学问于不坠，有没有有形的功用，以至于学这种学问的学生是多或少，国家社会都不必介意。
三是对于大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大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有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个大大学都应该是一个所谓“自行继续”的团体。这就是说一个大大学的内部的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自己处理。由他自己淘汰他的旧分子，由他自己吸收他的新分子，外边的人，不能干涉。若要干涉，那就是所谓“教玉人雕琢玉”了。
一个国家，必须有些大大学，而大大学必须在这些情形下，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得了空前的胜利。建国的计划，也必须空前的伟大，才可以与我们机会环境相配合。建立大大学应该是这种伟大计划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