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1974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邓小平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1975--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一、周恩来把国务院工作郑重地托付给邓小平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恩来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周恩来的病容，聆听他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江浙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10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二、周恩来平均每周有一两次同邓小平单独面谈
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
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1974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755件，是“文革”前1964年的8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恩来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注。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称这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张还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