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他特别重申：“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推动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批判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的极大恐慌和仇恨。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国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他们竟然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的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裁定，提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当前主要应该批林彪的“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推进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推进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而言，“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也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而对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须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放”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评价和批语），周恩来也抓紧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终因江青等人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很快取得结果。
在批判极左思潮不断受阻的情况下，“解放”邓小平这件事似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语被“搁置”了4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刻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4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达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在此时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恰恰表明这件事情同批判极左思潮之间存在的曲折而又微妙的联系。
就在周恩来写这封信的当天下午，他又约纪、汪二人谈话，具体商议信中所谈问题。27日，纪、汪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事向周恩来写出书面报告，建议邓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安排事可先办，邓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人的阻挠，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断不可，否则难以落实。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失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解除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抓紧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这些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以上工作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年目睹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日夜操劳、斗智斗勇的叶剑英元帅，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感慨赋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在南昌郊区谪居的邓小平，曾讲过一句四川老家的俗语：“好事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历史终于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六、周恩来亲笔起草邓小平复职的中央文件
1973年2月，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北上的列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离别之际，68岁的邓小平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还可以干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