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在出席宴会的众多中外来宾当中，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名字排在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后面。
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邓小平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的威望。上一次他作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被国内官方媒体报道，已是将近七年前的事情：1966年8月3日在上海，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为欢送亚非作家代表作的题为《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讲话中，用了“邓小平总书记”这样一个当时习惯性的称呼。然而，包括郭沫若本人也未必想到，此刻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总书记”因为派工作组的“错误”，正与刘少奇一起作检讨。两天后，毛泽东即发表了那篇令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邓二人遭到更加猛烈的批判。会后，邓小平虽有几次公开露面，但“总书记”、“副总理”等职务均不再提及。同年12月15日，邓小平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吴玉章逝世消息的报道里。
在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又突然戏剧性地公开露面，使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的许多中外宾客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宴席未散，许多外国记者便直奔人民大会堂附近的邮电局，抢先向外界发布“邓小平复出”的消息。第二天，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港台及海外新闻媒体纷纷就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进行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人物。
一、“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关于评价和保护邓的那些话，他此前已经讲得够多的了。
还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就曾向来华访问的兄弟党客人称赞邓小平的才干，说：他（邓）是一个懂军事的，打南京是他统帅的。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还为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没有起用邓小平感到遗憾。
同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新选出的11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刘少奇从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8位，而邓小平却由原来的第7位提升至第6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江青等人试图把批判矛头从刘少奇转向邓小平，因毛泽东出面阻止，“批邓”才不得不停下来。
同年10月，陈伯达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二人再作检讨。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八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这些亲切感人的话语，不仅给邓本人以鼓励和鞭策，而且也给邓的家人以很大的温暖和希望。
1967年春夏，正值全国造反派“全面夺取”和鼓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高峰时期。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奉命来到邓小平家，向邓转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邓小平表示希望有机会同毛泽东面谈。当夜，毛的秘书便将邓接到毛泽东处谈话，直到快天亮时才结束。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刘、邓派工作组的“错误”，同时又对邓说：我是不同意打倒你，对你还是要保的。以后要想见我，可以直接给我写信。如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找汪东兴办理。
同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谈话时提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此后毛又多次谈到：“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提到召开中共九大时，他表示，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并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同年夏秋，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强调：“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回京后，他召集会议商谈召开中共九大问题，首次提出：刘、邓要有区别。11月初，他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再次表示：“我的意见还要把他（邓小平）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他负责人谈话时讲：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重申：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并说：邓（小平）可在汪（东兴）领导下做点工作。
同年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邓小平专案组”起草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报告。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全会分组会上对邓小平横加指责，并鼓噪开除邓的党籍。对此，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毛泽东的表态，使林彪、江青等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企图未能得逞。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时，有针对性地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明确表示：报告中我的意思不要提邓小平（即把邓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点名批判）。在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还提出：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对走资派也要区别，也要给出路。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之后，他又重申：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
同年4月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讲到：对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也未查出他（邓）是叛徒。邓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他是反对王明的。邓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但也做了些好事，如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
从以上毛泽东在三年间发表的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倒”了邓小平，但毛对邓与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是有明显区别的，他实际上对邓仍抱有好感并寄予希望。至于邓这张“牌”何时出、怎样出，他还要看，还要等待时机。
1971年9月13日，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在凝视创伤、反思以往的同时，毛泽东久握在手里的邓小平这张“牌”，终于可以也需要打出去了。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同所在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再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晚，邓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一方面继续揭批林彪的罪行，同时也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
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于8月14日写了如下批语（全文）：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以上内容，确如毛泽东最后所言，都是他“过去讲过多次”的话。但“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把这些“讲过多次”的话，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文件，并要求“印发中央各同志”。这样一来，首先见到批件的周恩来，就可以直接将毛泽东的批语提交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了。
二、邓小平“复出”的直接推动者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邓出现在这次宴会上以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预料当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3月初，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随即，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当然，在毛泽东所作决定性批语前面，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话。这似乎便是毛作出批示达7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段内容：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曾多次劝阻红卫兵不应张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制止造反派冲击刘、邓及其他领导人住地的行为。除此之外，他在关于邓小平“错误”的问题上也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对邓是心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同时也是基于周对邓长达半个世纪的了解和信任。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了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早了大约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