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对农村长期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过去党的正确方针，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提出批评。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以挽回损失。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就在这次追悼会上，周恩来暗示陈毅的亲属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以扩大影响，广造舆论。在此之前，周恩来还曾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公开露面。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叶剑英副主席已主持军委工作，对再讲“二月逆流”的话，要进行批驳。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同时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这篇社论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1972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反复强调：过去，林彪造成了极左思潮、形式主义，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是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1972年初，张春桥就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坚持与否定“左”的错误的斗争也必然更加激烈。
（二）斗争的深入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顾虑和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讲话贯穿了“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他明确指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进一步启发人们的认识，他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3日，周恩来又就周培源反映北大教师思想状况的来信指示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几天后，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十八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然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间，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一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集中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更是露骨地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年11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11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评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由于张春桥、江青的反对，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删去了原报告写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语。但仍强调“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报告。
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表明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成为1972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一系列作法的不满，于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促使毛泽东出面，对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
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的。12月17日，他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这是毛泽东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公开向周恩来发难。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明确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被揭露上了“保险”，为其后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三）斗争的继续和江青集团的反扑
尽管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