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现在的中青年朋友也许已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有人往往会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周恩来在内。尽管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可是仍以为它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在广大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中，已经形成一股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来势凶猛。周恩来曾试图纠正青少年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他深知这绝非轻而易举能奏效的，只能根据条件和可能，采取独特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可以肯定，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在对大量史料作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此后，无论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还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不堪想象。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漩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叶剑英元帅有一句诗：“最艰难处显奇才。”周恩来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同志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历史，对现实也有密切关系。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离不开研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