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
林彪集团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全面夺权”期间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党内军内的宗派势力。“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既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争夺倾轧。这些野心家根本不讲党性原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各自宗派集团的利益。他们总是要借机生事，借堂皇的题目作卑劣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林彪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迅速扩大，并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指挥大权。九大以后，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因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也投靠到林彪集团当中。
1970年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开始着手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他们利用讨论修改宪法的机会，屡屡挑起纷争，企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山雨欲来
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5个年头，也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召开后的第6年。
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政治局还商定近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对此，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准以上中央部署，林彪也表示赞同。
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全都顺利通过。
4月初，应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安排好国内事务，准备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是自1966年夏天赴欧洲之后，周恩来的第一次正式出访。
就在周恩来访朝前夕，毛泽东审阅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删去的“无用”和“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过去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随着“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毛泽东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对此，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传阅。林彪本人无疑很快就见到了毛的批示。
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未作一字“表态”。
过了一周，林彪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的“建议”，乍看起来似乎颇有些费解。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还应设国家主席。
如果纯粹是就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发表意见，林彪的“建议”应该说是无可指摘的。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另有打算。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毛泽东没有考虑让董必武以外的其他人当“国家主席”。
4月12日，就在林彪传来电话记录的第二天，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当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于即日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泽东又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仍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与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同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一直陷于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直到7月份，四届人大的筹备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7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并确定了党中央为此进行工作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8月20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国庆节之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然而，讨论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一场风波，打破了几个月来的“平静”。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稿中有关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提议删去原草案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对此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张春桥代表的是江青一伙，而吴法宪则属于林彪集团。二人在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争吵，正是“文革”中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各自利益冲突的体现。
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随即，吴又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
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作最后定稿。会前，在北戴河的叶群曾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上同张春桥等作“斗争”。周恩来也对会议将发生“激烈争论”有所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未发一言，宪法草案稿被顺利通过。
于是，周恩来开始部署即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但这时的林彪却暗中吩咐黄永胜、吴法宪：要多小心，这件事（即同张春桥等的争论）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在党内高层发生的这起“文字”争论的背后，正孕育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林彪、江青这两个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宗派势力之间长期掩盖着的矛盾，到这时终于露出端倪，由暗斗转入明争了。
这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的前奏。
二、庐山面目
1970年秋，江西庐山。群峦叠翠，雾海苍茫。
8月20日前后，位于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格外繁忙，马达昼夜轰鸣，一架架飞机在这里频繁起落，来往如梭。准备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正陆续到达这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将于8月下旬在庐山开幕。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共计253人。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原党中央核心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出现在这次会上。其中，刘已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冤逝，而邓则在离庐山不远的南昌郊区过着“谪居”式的生活。
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九江机场。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下榻的一幢小楼里。
第二天，周恩来就全会议程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然后，分别前往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22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他住地牯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认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陈伯达、林彪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对此，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原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这是毛泽东自1970年春以来第四次提出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毛泽东还似乎是有所指地告诫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首先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随即，林彪作长篇讲话。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林彪还喋喋不休地重复了许多他过去称颂毛泽东的那些“名言”。而这些话，正是毛泽东审改文章时多次删去的内容。
为了开幕会上的这个“开场白”，林彪事前作了准备。他的一份讲稿就拿在他手里。而这个发言，也是他临时提出来的。
在林彪讲完后，康生作了一个表态性发言，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原定讲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没有在开幕式上发言。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这时，吴法宪提出：全会各小组应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先听林的讲话录音。对此，江青、张春桥等都没有表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
就在这天夜里，根据会前林彪的布置，陈伯达、吴法宪两人连夜搞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关于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送交会议秘书处打印。这件事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知道。
从24日下午起，全会各组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严厉打击了林彪一伙人的嚣张气焰。在林彪授意、叶群布置下，陈伯达（华北组）、吴法宪（西南组）、叶群（中南组）、李作鹏（中南组）、邱会作（西北组）等人按照商量好的口径，带头宣讲“天才”问题，吹捧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同时，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在6个组的讨论当中，尤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富有煽动性的发言，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25日，华北组简报印发。整个全会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各组一致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中午时分，已是惊恐万状的张春桥、姚文元由江青带着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
下午3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先与前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逐一谈话。随后，毛泽东向到会的其他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还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应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毛泽东的指示，给了颇有些得意忘形的林彪一伙当头一棒。林彪在私下里传话说，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人检讨时，林却向吴打气：“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更直接把话挑明了：“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由此可以看出，林彪一伙人并没有死心。
在小组会休会的几天里，周恩来连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并频繁地找人谈话（包括林彪在内），以敦促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检讨。
29日，尽管极不情愿，林彪还是出面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的检讨。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同志做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周恩来强调：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