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之事。当时中国社交界有两大美人，曰：南唐、北陆。唐是唐瑛，原籍广东，嫁李祖法（现在港，当在九十左右或以上），后离婚，嫁容七（与李为保险业同行），因一直在上海，故称南唐。陆是陆小曼，大概是江浙人，嫁与王赓，为一武官，一直在北京，故称北陆。大抵唐较端庄，陆较眉清目秀，活泼而有幽默感。陆才貌双全，能丹青，票青衣，1924年与徐相识，双方一见倾心，竟然谈起恋爱来，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弄得志摩去欧洲以避风头。1925年陆小曼办好离婚手续，1926年小曼二十四岁，和志摩订婚，目的在和志摩正式结婚。徐的父母原则上不赞成这件婚事，遂提出三条件：（一）婚费自筹；（二）必须梁启超证婚；（三）婚后必须南下，与翁姑同居硖石。梁启超根本反对此举，前已为了离婚事，和志摩二人间有了意见，其后由胡适出面说服。结果梁启超云：“昨天我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婚后确实去硖石，然朋友和文化运动均在上海，二人岂甘在硖石小城守寂寞？但离开硖石，父命不准支款，由母舅借旅费去上海。1927年与胡适、潘光旦、闻一多等组新月书店，翌年春出版《新月》月刊，由志摩主编。住了几天小旅馆后，迁入友人空置的老宅以节省开支。志摩双亲反而离南北上，由幼仪迎养。不知是故意还是避孙传芳的兵乱。总之，双亲对他们离硖石去沪后，已实行经济封锁。新月书店和月刊对少数知识分子有吸引力，究竟非生财之道。以后几年，志摩唯有在上海的大学任教，大概以光华大学为主，其它各校则兼点课程，而上海各大学以私立居多，薪水远不如国立大学，奔波为苦。1929年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授，时张歆海、韩湘眉夫妇均在中大，徐往常往返京沪两地，在京时即住他们家中。1930年光华闹风潮，学生罢课，胡适以志摩如此，终非了局，遂邀他北上，协助他佐理北大校务。胡上任不久，徐可助其一臂之力，在薪津方面，对徐亦可略加挹注。
至于说陆小曼挥霍，则要看从什么角度。她一向过的是优雅的生活，往来都是艺文界人士，现在佳人配了才子，照理应如神仙中人。谁知婚后不久，即逼她为开门七件事发愁，为了省几个钱不停搬家，没有家庭生活可言。老实说，徐志摩教书和兼课赚来的微薪叫她挥霍也无从挥霍起。婚后生活从未安定过，加以体质素弱，就此生起病来，志摩当然知道和体恤，但无能为力。陆并不是病美人，否则也不是“北陆”了，至少要比林徽音强得多。在此期间，据说她染上了嗜好。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公开吸烟，小康之家都有雅片烟榻之设。陆小曼如有病痛，亲友劝她呼一筒一试，果然能止痛，因此染上这习惯也在情理之中。胡适邀徐北上恐怕主因在使志摩不必每日面对令他不愉快的场面。徐去后即住胡家中以节省开支，月底领到薪水后即搭飞机将钱送到上海交陆小曼济急。那时中国航空公司方成立不久，乘客不多，每班航机必有空位，有时从有关方面取得免费机票并不太难。从上海到南京他都乘过飞机。至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志摩更设法争取机票以节省时间。
1931年11月18日徐自上海乘早车到南京，阅报知北京方戒严，幸离沪时找到友人去年所赠免费机票，遂寓友人何竞武家，因离机场近，可于翌晨（19日）飞北京。这班飞机装的都是邮件，乘客仅志摩一人，于十时二十分在济南附近忽遇大雾，撞山而死，机全毁。志摩回北京是为了回北大授课，未闻是为了听林徽音的演讲，否则韩湘眉（前一晚在南京还同徐志摩通电话）和林徽音的悼文中应该提起此点。至于陆小曼在徐死后身心当然大受打击，后来和翁瑞午同居，翁善推拿，常为陆小曼医风湿痛，而翁是瘾君子，陆更无法自拔。上海沦陷期间，小报上报导，有人见到陆小曼，云她牙齿有病，美人迟暮，非复当年。胜利后，陆戒烟并恢复健康，大概从事丹青，没有什么大作为，共产党来后想即在人海中消失。
徐之识陆，正值太戈尔来华前（据年谱，但未有月份日期），可以说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无奈二人都是再婚，家庭和社会都不见谅，打的是一场必输的仗。家用拮据，有些国立大学还杯葛徐志摩任教，友人们都是文人艺术家，只能相濡以沫，而徐也未必肯接受施舍，尽管仗义友人不少，二人仍终于走上穷途末路。这可以说是五四以来文艺界最著名的爱情悲剧。
平心而论，徐志摩一如雪莱，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理想主义者，在年轻谈恋爱时，死于非命，为文坛留下一段传奇，使人怀念，可能比做个循规蹈矩的住家男人要可怜，但辉煌得多。（“Poor Splendid Wings”-诗人传记的书名。）
我父亲的信就这样结束了。
我的友人把这封信还给我时，告诉我一个关于这封信的“秘密”：我父亲信中所讲的事，其实不必世交也可知道，因为绝大部分资料都能够在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1949年初版）中找到，而年谱没收入的某些轶闻，就未必是事实了。他又指出，我父亲写这封信时，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依据《徐志摩年谱》的，并非来自他一开始所说的“世交”关系；尽管他真的见过徐志摩等人，其实也跟这封信的内容没有丝毫关系。
友人举例说明，我父亲说徐志摩1915年二十岁时跟张幼仪完婚，死时年仅三十六，但徐志摩生于1897年1月15日，1915年照现代人计法只是十八岁，即使加上虚岁也不过十九，为什么说“二十岁”呢？卒年亦然。那是因为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徐的生年为“一八九六（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生”，陈从周忘记了徐生于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日，按阳历已经是1897年，不是1896年了。我父亲计算徐志摩的岁数跟一般计法不同，却跟《徐志摩年谱》完全吻合，加上他引用的资料几乎全部见于年谱，已经足以证明《徐志摩年谱》就是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了。
我父亲的信中有资料与事实不符吗？友人说有，就是“据可靠传说，梁因林之故遇车祸意外，故不良于行，如此则林更无他向之可能”此句。的确是有这传说，但事实是，梁思成是1923年前往参加“五七国耻”游行时被财政部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的，跟林徽音无关。
然则我父亲对徐志摩生平的了解，就全靠那部《徐志摩年谱》吗？他的确没有因为我祖父的关系而获得什么独家资料吗？友人澄清说不，我父亲并不是完全认同《徐志摩年谱》的，在某一个关键处，我父亲有他自己的看法。陈从周在1922年有一条案语：“从周再案：是年林徽音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音倾到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但我父亲在信中却凭常理推断，徐、林恋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显然不同意陈从周的说法。然而我父亲做此判断，并非根据内幕消息，而是按照常识，的确不算“独家”，也不能说他的意见就是事实。
既然没有什么惊天内幕，我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将它说出来呢？还要压轴登场？因为我想到，父亲当年这封关于徐志摩的“密函”，其实就是现在这部书的缩影了-结语用上这封信的故事，意义就在于此。父亲因为祖父的关系，也许年少时真的见过不少近代中国文化界名人，但他印象不深；几十年后你如果问他那些上一辈名人的事，他根本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可说，只能自己花功夫查阅文献，再谨慎地陈述资料和对某些问题下判断。
我因为父母的关系，也见过张爱玲等名人，同样印象不深，所知有限。要谈上一辈的事，我也只能像我父亲般孜孜不倦地查书、读信，偶尔也做一些有根据的推测。仅此而已。若纯粹讲自己的个人印象，不要说写一本书，恐怕连写一百字也有困难。钱锺书的女儿来过我家，但这代表我认识钱锺书夫妇吗？事实上，我连我祖父和外祖父也赶不上见面。所以要用一句话概括整部书，最好就是蒙田的名言：“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
最后，我想简单比较一下我祖父、父亲和我这三代的同异，作为这部书的总结，读者亦可从中窥见时代社会的变幻。
我祖父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买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我父亲则主要从事文化界工作，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作品，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说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其实他要养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发展。
至于我，很多方面都跟他们大异其趣。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例如“东南西北”。近几年则忙于整理张爱玲的遗作。如果我开一个脸书户口，将会结集到大群五湖四海的有趣“朋友”，而他们也许很难相信，彼此认识的竟然是同一个人。
现在再从教育和工作两方面对比一下祖父、父亲和我吧。教育方面，我跟祖父都负笈海外，但我读过的学校比他还要多；父亲则在燕京毕业，生逢战乱，求学时还波折重重。工作方面，我祖父家境好，不必太奔波劳碌；我父亲来港后因银行倒闭，家财尽失，不得不刻苦工作；至于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金融分析、编程、统计、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说到尾，我们三代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我的时代跟前两代已很不同，如旅游很简单，网上找资料也极迅速。如果我父亲、祖父活在我的时代，他们又会有什么成就呢？我不知道，也只能付诸空想。
宋以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