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亮的话代表了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个企业家典型的心态。那么，企业家在取得政府支持和过多的关怀的情况下，得到了什么呢？我想，会得到一些资源，得到资金，得到政府的一些优惠，但最终仍然是政府的一个“托”，也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完全不一样，政府官员的目标是怎样不断地往上走，企业的目标是把整个企业做大，能够持续地发展。只有在我们的目标跟政府的目标一致的时候，政府才会真正地支持我们。
当我们企业发展的目标与政府官员提升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政府官员也是在不断地更换，新的官员不一定会买旧的官员的账。你跟现任的市长关系很好，但下一任的市长不一定会承认你跟现在的市长签订的合约，以及现在的市长对你做的承诺。像我们刚才讲的周作亮，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本来只有5亿资产的企业投资了15亿资产的3个大项目。政府给他支持，让他办了个信用社，用信用社收来的存款来支持他企业的投资。这个信用社的力量有限，又承包给了武汉另外一个信用社，这个信用社在市场上用非常高的利息来为他融资。
他的资金成本高达30％、50％，甚至100％。所以他的项目还没有建好的时候，15亿的投资，利息已经有6.9亿。这个时候政府会不会站出来为他还这6.9亿呢？也非常困难，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倒霉的是谁呢？不是政府，而是周作亮。史玉柱的情况也类似，上级领导的三次关怀，使他无比激动，十几层的巨人大厦改成70层，但最后破产的是史玉柱，而不是政府官员。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时，我们的企业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要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构真正废除对资源的控制，真正使创业变成个人的自由，资源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还要不断地规范政府的行为，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不依赖政府不行，但过分依赖政府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怎么跟政府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要我们的企业家很好地去掌握。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要练内功，政府可以给你一定的资本支持，但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一定要最终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政府强制消费者买你产品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已经在相当高的位置上的企业家。最终赢得消费者的是你的产品，是你的产品的信誉，你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效率。当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一时的好处，可以提高你和企业的知名度。但这种知名度如果没有企业的产品、企业的信誉做支持，它是要垮下来的。这是我要讲的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的一个问题。
三、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问题。这里我并不想多谈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在概念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有些人其实是职业经理人，但也称自己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是个创业者，应该是个开拓者、创新者，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
企业家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来帮助你把企业管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也就是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地延伸，不断地扩展。但如何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顾名思义，“代理”就是让别人替你干事，但要想使你的员工、高级经理能够按照你的意志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给他们授权，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企业的核心资源、客户、技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上。但是当这些员工、这些经理获得了企业的核心资源，或者知道得到这些核心资源的渠道后，他们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为你干？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自己创业，与你竞争？这可能是我们好多的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一个企业搞大之后，就可能会发现好多“叛将”出来了。“叛将”通常也不是一个人，他下面还有好多人，“叛将”走的时候可能会带走好多“叛军”。我们知道孙子对父亲比对爷爷更亲，一个副总、部门经理离开企业的时候，老总可能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美国硅谷就存在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著名的英特尔（Intel）公司，它的两个创始人Noyce和Moore，一个是以前Fairchild（仙童）的总经理，一个是研发部主任。在他们离开之前，Fairchild的一个技术人员发明了一个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后来就成为Intel的核心技术。我们知道现在Intel已经垄断了芯片市场，Fairchild已经变得没有人知道了。据Inc.的统计，全球500家增长最快的企业中，71％的核心技术都来自于他原来企业的雇员，所以西方企业中有一个忠告：从来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对你过去的雇主干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的问题又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在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非常的弱。在前段时间，我听到硅谷有6个中国人被判刑，就是因为盗窃了企业的技术，然后拿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个任务是怎么能够保证你雇来的人，帮你创业的人，真正是为你的企业服务，而不是利用你的企业来获得技术、资源，然后离开你，与你竞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一个人要离开你，他要承担他的成本，包括盗窃你的技术引起的法律成本。产权保护越好，他离开你的成本就越大，剽窃你的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小，企业的规模才能做得越大。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企业就不可能做大。世界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意大利，那里的黑社会很多，产权的有效保护非常的弱，所以意大利流行小企业。
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也与企业的资产本身的特点有关系。要保护一个钢铁企业，那是很容易的，因为如果要防止一个人从钢铁企业那里偷走钢材、机器，我们只要雇佣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知识型企业，企业最核心的技术都要通过工程师、管理人员的脑子来保存，然后再传输、再生产，那么这时候门口的两个彪形大汉对于保护产权就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越是知识型的企业，产权保护就越困难。
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一个想法，就是知识。我们知道好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再去组织资源、人力，把这个想法变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就能够赚钱了。但如果这个想法本身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就很难成功。事实上，企业家之所以要成为企业的所有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那个主意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好比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个主意能赚钱。然后你拿这主意到市场上卖，买的人就要听你解释这个主意。如果他没有听明白，当然不会付钱；而当他听明白了，觉得是个好主意后，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付你钱了。所以你这个主意没法直接变现，只能雇人进行生产。企业收入扣除支出的成本，剩下的就是你的收入，这就是你的主意的价格。所以保护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无法阻止“叛军”离开你的企业，那么你就要贿赂他，使他不背叛你，也就是如何通过激励手段使他觉得，待在你的企业里面比他自己干，与你竞争，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在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一个知识型的企业，激励机制变得更为重要。知识型的企业，甚至非知识型的企业，高层的员工一定要持有企业的股票。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摘了苹果都要送两筐给这家人，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这个道理适合所有的企业，当你的产权没法有效保护的时候，你一定要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偷窃你的资产的人，也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也有产权。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企业家经常不愿意出让产权，这样最后不但苹果没收获，连苹果树也让人家扛走了。企业家要有核心员工保驾护航，最安全的护航员是谁呢？就是你身边最有可能接触到你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的人。拉拢住了这些人，其他人就好办了。
初始的合约对产权保护也非常重要。我们好多企业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不注意初始合约，几个人糊里糊涂就走到一块办企业。一个原因是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能赚很多钱，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产权的纠纷就来了。企业的产权说不清是谁的，不清楚谁有多少股，自然也就无所谓偷，法院也没办法判这个案。我要提醒企业界的朋友注意，一定要在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就能想到“结婚”后的事，尽量减少“离婚”时的冲突。
如果防止“叛将”很困难，如何做到有“叛将”无“叛军”就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怎么能够做到，也许你的副总、部门经理背叛你，但他下面的人不跟他走。当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背叛你的积极性就小多了。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例子，就是北京慧聪公司的例子。慧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成功的信息企业，它一年的收入比我们最著名的三个网络公司加起来还要高好多倍。这个企业基本是做到了有“叛将”无“叛军”。它有一个部门经理跑了，但是没有人跟着他跑。为什么呢？因为企业里的产权进行了很好的分割，由于“叛将”手下的人在企业里面有股票，他们如果跟着“叛将”走了，其持有的股票也就一分钱也不值了，所以宁可留下来，也不愿意跟他走。
除了产权问题、激励机制外，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没有职业经理，就没有大企业。什么是职业经理？第一他有管理的专业技能，第二他要有职业道德。当我们去选一个人当经理的时候，我们能够信赖他，愿意把权力交给他。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他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诚信和责任感。就好像你上火车，你是个老太太，背着个很重的包，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年轻力壮，你愿意把背包交给这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扛吗？肯定不愿意，尽管他的力气很大，你最担心的是你把包给他以后，他又跑得快，你就追不着他了。所以在西方，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不值得信赖的人不可能成为经理人。
在中国，可信赖的经理人比能干的经理人更稀少。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企业访问，那里养了好几条狗。我问老板为什么养这么多狗。他说，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也比较忠诚，不会偷你的财产，不会拉走你的客户。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但也说明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忠诚是多么重要。我们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郑百文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郑百文是个上市公司，已经垮了，现在正在商量怎么重组它。郑百文的失败有好多原因，包括个人素质、经营战略、政府干预等，但是我相信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背叛。
当西方的大公司派人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办分公司的时候，几年以后，当地的企业就很有规模、很像样，像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等，但我们想一下，当中国的企业要派出一个经理到其他地方开拓市场、办一个企业的时候，你最大的危险是几年之后，这个企业就变成他的了，已经不是你的了。包括我刚才讲的慧聪公司，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些地方经理竟然在北京的老板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公司的注册改了，变成了自己的公司。当然这里面有我们的工商部门的配合，否则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郑百文在全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好几百个子公司，他们相当一部分子公司的经理是利用郑百文的销售渠道、郑百文的投资来为自己赚钱，销售自己的产品。企业的收入就归这个地方经理所有了，而企业的成本都写在郑百文的账上了，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