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中国传统的地位最特别。20世纪以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长期处于中国社会舞台的中心，它们有时候根本无视中国传统的存在，自顾自地把西方的逻辑搬上中国的舞台。这种时候，中国传统是一个默默的旁观者。当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各自的失误或不良后果时，它们还常常将其归咎于中国传统。这种时候，中国传统是一个替罪羊。由于中国传统自身的复杂性，来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方向的批评指责常常都能找到根据，从而使得中国传统处于有口难辩的境地。例如，面对社会主义缺乏经济效益时，资本主义指责说：这就是只讲道德不讲效益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一样不可取；而面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物欲横流时，社会主义指责说：这就是贪图享乐、自私自利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也一脉相承，应该抛弃。它们从来不把它们的指责放在一起想一想，中国传统到底是道德至上还是自私至上？面对资本主义大力提倡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指责说：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资本主义像中国传统一样不能富国强兵；面对社会主义提倡的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指责说：这就是“没有自由”“只有奴性”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像中国传统一样妨碍自由。它们两个从来不坐下来一起讨论一下：中国传统究竟是自由的“一盘散沙”还是没有自由的“奴性”？然而，由于历史进步论将中国传统定位在较低的历史阶段，一旦给对方扣上“中国传统”的帽子，自己似乎就处于更高的地位。
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于西方中心论的核心理念，有时候会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或压制中国传统，甚至都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例如“五四”新文化时期某些人宣称要取消汉字，其背景并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对于所谓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劣根性”的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基本采取同样的态度，都发出要改造“中国人劣根性”的强大要求。
但是，出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自身的对立，在它们共同要革中国传统的命时，情况也显得很复杂，甚至产生矛盾和混乱。例如，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既要革资本主义文化的命，也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然而，资本主义却指责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不良后果就来自中国传统的暴民文化。资本主义贬低道德，主张追求利益。它贬低的对象既有社会主义道德，也有中国传统道德。但是，社会主义却批评资本主义说，贬低道德就来自中国传统中的统治阶级，他们都是道德虚伪的伪君子。
诸如此类的现象很多，举不胜举。我们可以说，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都有令人难以辨明全部真相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互相指责对方时，同时都把中国传统当成了垃圾箱、替罪羊。使得人们难以分辨那些优缺点究竟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本身的，还是中国传统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一现象虽然导致不少观念上的混乱，但也使得中国传统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尽管它常常只是一个逆来顺受、无法自我辩解的陪绑者。
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地位非常特别，并且始终存在、难以消除。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经常把中国传统当成同盟者。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对中国传统有较大的肯定；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也包含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
由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三角关系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纠结状态：三者之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独立向另外两个开战；三者之中任意两个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第三方；三者之间也完全可能各自为战，形成三足鼎立。这一现象形成了一个至今被很多人严重忽视的结论当任何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时，运用者基本都按照西方社会的惯例，只考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个变量。这种现象在完全西方化的社会背景下，研判和预测是有基础的，前提条件也是比较充分的，因而，沙盘推演或逻辑推理都有较大的可靠性。然而，他们却严重忽视了另一个变量：任何一种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都会被中国传统这个“第三者”有意无意地插足。因此，在西方看来很多天经地义的必然，到中国都会变得很不一样。西方设计的方案到中国往往难以获得它们预期的效果，西方对于中国的预测常常失败落空，主要原因就是它们不明白有一个依然强大的中国传统的存在，并从它们难以理解的角度干扰了几乎每一个在中国推行的西方模式。
“五四”以后在中国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有着三个强大的变量，虽然不断有人试图消除中国传统这一变量，但是没有断裂的五千年传统一方面太强大，另一方面也的确依然具有合理性、具有生命力。因此，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它似乎令人难以察觉，却又无处不在；它似乎排在最末，但有时能突然爆发而力拨千钧。消除中国传统这个变量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未来也不可能成功。
中国传统的确有不适应现代化的地方，中国传统的确不是万能的。然而，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一百多年的洗涤，中国传统中真正对现代无益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被淘汰得差不多了。百年沧桑巨变，经过中国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千锤百炼，有些传统依然无法去除，对此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待：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可能是金子，难以去除的，可能就是真正的精华，而绝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国文化难以根除的“劣根性”。一百多年都去除不掉，说明它的生命力强大，说明它一定有继续存在的必然理由。事实上，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已经把中国传统中某些不该去除的东西去除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传统中真正有价值、依然有价值的某些重要内容的复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一般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变量。个别国家即便也有三个变量，或者因为自身传统与中国传统很不相同，或者因为三个变量中某一个变量极其微弱而难以发挥影响。只有中国，一百多年来，既较为彻底地实践了社会主义，又大规模地实践了资本主义，还有五千年未曾断绝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对于各种西方理论不仅有纸上谈兵的沙盘推演，也有真正的、深入的、大范围的社会实践，其成功与教训对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都是刻骨铭心。尤其是，中国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如同一辆汽车的沉重底盘，发挥着巨大的稳定作用。当西方内部产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它们只能在相互对立中指责对方或“二选一”。但在中国，由于存在强大的中国传统，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缺陷的分别修正成为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优点的同时借鉴成为可能。这是中国最独特的地方。
中国传统有保守的一面，这使得我们在按西方不同方向的探索道路上，即便发生错误，也不至于像西方那么严重。例如，中国的传统绝不会导致世界大战。有人将中国传统中的保守称为排外，这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然而，在今天看来，适度的保守和排外很可能也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阻挡某些不利因素、有害因素进入的屏障。中国传统也不缺乏求新求变的动力，这使得中国愿意接受或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愿意借助改革开放加入世界一体化。例如，面对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网民国家。事实上，中国传统构建的“天下观”，就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过往版本。
中国传统无比丰富，其中如“后发制人”，它既是保守也是激进，它将保守与激进结合在一起，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乘虚而入，成为获胜的重要法宝。相对来说，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西方社会，虽然也吸收了不少中国传统，例如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而产生的启蒙运动，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而产生的文官制度，从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而产生的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等，但是，欧美国家既缺乏中国传统的系统性，也缺乏长期延续性，使得它们只能在个别问题上零星地享受中国传统的好处，而不能在整体上获得中国传统的恩惠。同时，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深刻影响，欧美国家即便享受了中国传统的好处，看到了当今中国的蒸蒸日上，它们对中国传统的真正价值也很难有深入的理解，即便接受也显得不情不愿，甚至不愿承认。当今西方社会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自身问题，也提出要变革、要改革。但如果它们不能解放思想，不能更多地从中国传统中汲取经验教训，只凭它们自己以往的思想资源，它们走出当前困境将极其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国家获得成功发展的不多，其中，“亚洲四小龙”最为引人注目。对于“四小龙”为何能快速发展，全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展开了很多讨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像日本一样，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但也有人指出，“亚洲四小龙”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便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此，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说：
有些美国人试图在日本寻找相当于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的东西来解释日本的成功，同时把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落后归咎于古老的儒家思想。当韩国、新加坡（一半是华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四小虎”或“四小龙”也在世界市场上大显身手时，这种所谓的“解释”被抛弃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另一批小虎也接踵而至，在它们之后赫然凸显的是中国大龙。这种情况实际上开始危及西方人的自信和支配地位。于是，儒家思想或“亚洲价值观”现在不再是“进步”途中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变成所谓的动力和同样错误地用于解释“成功”的意识形态原因。
作者的这段描述既看到了老问题，也发现了新问题。所谓老问题是，是否只有接受了西方文化才能获得现代化的成功？对于这个老问题，作者给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既然是否定的，那么，还有其他什么文化能够促进现代化的成功？作者发现的新问题是，儒家文化能承担这一角色吗？我认为，作者发现问题的能力值得称道，但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作者所说的“中国大龙”只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吗？事实上，儒家文化只是中国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中国传统中还有强大的法家文化、广泛的墨家文化、精湛的道家文化、厚重的佛家文化，等等。儒家文化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全部。因此，从“四小龙”“四小虎”着眼，只看到儒家文化的共同背景，依然难以看清“中国大龙”。此外，对于“四小龙”“四小虎”来说，它们能否持久健康发展，还涉及与“中国道路”的一个差别。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这一“三角关系”的有机结合时，“四小龙”“四小虎”不仅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不完整，还缺了“社会主义”这一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