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叔叔那天好像说了好多话，因为耳背，平时他的话已经越来越少。“读医学院的时候，我和你妈经常从学校散步到这里，街道、湖水、树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连湖边的围栏都没变。”母亲低头喝碗里的汤，碗是她最喜欢的骨质瓷——洁白、细腻，没有瑕疵。
晚上离开母亲的房间时，我给她留了灯。平时母亲的睡眠极浅，任何响动或者光亮都会打扰到她，但现在我必须留着灯，以便我随时可以观察到她。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里，耳边交替着迅疾的车流声和母亲的呼噜声，偶尔的安静让这间没有暖气的屋子越发地冷清。
夜已经很深，再次进到母亲的卧室，她依然沉沉地睡着，几乎没有变换过睡姿。
2011年12月9日
我相信精神的力量
走进母亲的卧室，一团漆黑中有种令人不安的寂静。我有些惊慌地喊了声：“妈！”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害怕得不到回应，害怕那种空洞的静。大剂量服用镇静、麻醉药物的最大风险就是呼吸抑制，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好在我立刻得到了回应。
我仔细地端详着母亲的脸——从她的表情判断昨晚的睡眠质量和疼痛程度，这是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昨晚睡眠安稳充足，她脸上的线条就柔和如水。我最怕看到她脸上所有的器官都扭动到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看着一张严重错位的脸，没有人能表现淡定，然而又只能束手无策。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痛苦时的样子，母亲为自己制定了精确的服药时间，一天三次的服药时间分别是：晚上临睡前、午饭后和早餐后。药效和良好的睡眠质量能确保她有相对饱满的精神状态，但疼痛并不总是按她的作息时间来临，偶尔有来探病的人会目睹到母亲疼痛时的表情，他们脸上的表情往往比母亲更加痛苦，手足无措的惊慌与自责让痛苦再添一层悲伤。
“究竟是带状疱疹的痛还是癌性疼痛？”疼痛伴随着母亲不屈不挠的诘问，也使得她不厌其烦地问医生、问我。更多时候她是在问她自己，从来没有答案，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她想知道，是癌细胞更加深入并扩散到身体更多的部位，还是带状疱疹继续咬噬着她的神经？在医生们看来，两种情况的结果并没有差别，但母亲不这样认为。
连续的昏睡显然补充了体力，我和小曲在厨房准备午饭的时候，母亲竟然扶着墙一步步地挪出卧室，站到了厨房门口。她来告诉我们，她想喝点粥。对于突然站在面前的母亲，小曲有些意外。“阿姨好多了。”小曲低声地对我说，“肺癌能拖这么长时间啊？！”她或许从母亲身上看到了某种希望，她显然想到了她爷爷。“每个人的病程和身体状况都不相同，所以存活时间也不一样。”我无法直白地告诉她，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也会决定存活期的长短和存活的质量。小曲继续着手里的工作，以她的聪明，当然不需要把话说透。
母亲的状态的确不错，一周以来，她第一次表现出了对食物的兴趣。她喝了一小碗粥，象征性地吃了一点撕成细丝的鸡肉，然后在餐桌边坐了一小会儿。她看着我们吃饭，像在欣赏一台戏剧，渴望投身其中扮演某个角色。
有人说，母亲现在活的就是精神。我不相信奇迹，但我相信精神的力量。母亲一直说，她要创造奇迹，或许她真的能够实现。
2011年12月10日
比天更冷的是家里的气氛
今天很冷，又是周末，除了小曲，一整天都没人登门。比天更冷的，是家里的气氛。
母亲的情绪一直不好，因为疼痛，还是疼痛，只有疼痛。她痛不欲生的时候，我是她唯一的依靠，我轻抚她的背部，希望能减轻疼痛，但充其量只是分散了她的一些注意力。她把头埋进我的身体里，此时，不需要语言，我们能感受到彼此的温度，我们亲密无间。
疼痛退去，我们在大段大段的时间里相视而坐，母亲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看着被褥下她日渐空瘪的身体，无言以对。我能听到冷空气流动的声音，能听到血液在身体里流动的声音，能听到花园里孩子们的声音，能听到楼道里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能听到街对面邻居家争吵的声音。但我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也不想听到母亲的声音，在又一次剧烈的疼痛的折磨之后，我知道，此时母亲心底里所有的抱怨、委屈、不满、痛苦、悲伤、遗憾都会被勾连出来，我只是沉默着，希望这无声的空白能浇灭正在她心里升腾的火焰，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2011年12月13日
母亲圈定的“亲友团”
门口这个人我没有见过，显然，她也是第一次来访。后来我知道，来人就是母亲曾向我提起过的银行理财顾问。母亲慎重地把对方介绍给我。我好奇地问：“把这样一个人介绍给我何用？”母亲是知道的，我从不关心家里有多少存款，也不知道每月的收支状况，连自己工资卡的密码也常记不得。
这些天来看母亲的人大多我都不认识，看上去她们都比母亲年轻许多。母亲说，原本都是她的病人，一来二往成了忘年交。我离家十年，因为甄叔叔的缘故，母亲不再考虑找个老伴，这些年，除了甄叔叔，是这些“忘年交”们让母亲孤寂的生活有了许多快乐。现在，母亲逐一把她们介绍给我，说她们都是我的姐姐，她们有的经商，有的教书，有的做医生，有的是服装店老板，也有导游、公务员或者家庭主妇。母亲认为在她百年之后，这些人都将成为我生活中的老师、朋友，甚至是亲人。“以后你们要多帮助她。”这种近乎“托孤”的方式后面，我看到了她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在日后人生道路上的深深担忧。
我最不擅长与陌生人沟通，把茶水递给对方后，就只是礼貌地点头微笑。正在琢磨该如何打破眼前的尴尬时，对方已经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先是说母亲这一生是如何不容易（可见她们的交情不只限于银行业务），又是如何地疼爱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并且恰当地表达了同为女人的理解（在我看来不过是她为了与客户拉近距离的销售策略）。“听你妈妈说，你连家里有多少存款都不知道。像你们这种情况，你更得给自己留点私房钱以备不测。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太多，再好的感情、再稳定的婚姻都可能出现危机，给自己存笔私房钱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再说了，家里大的开支就应该由男人来承担，给他们一点压力他们总能想到办法，否则他们哪儿来的动力？”为此她甚至以自己为例，以证明这套理论的正确性。（母亲该有多么信任眼前这个人，才会把家里的情况都告诉她。）
用世俗的标准来说，母亲的确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就完全依靠她支撑，当时外公外婆与我们同住，外公有点微薄的退休金，仅够他自己花销。但是印象中，我们家是全班同学中最早有录音机和电视机的，在电冰箱还凭票供应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一台日本东芝牌双开门电冰箱。后来，母亲还办过留职停薪，自己开了个小诊所，尽管时间不长，但我猜，家里买的第一套商品房就是她那时挣到的钱。那时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商品房还是个陌生的概念，大家都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可惜，母亲这方面的优点丝毫没有遗传给我，如同她的长相。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微笑，虽然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母亲手里一直握着那人递给她的一堆花花绿绿的宣传单，微笑让她看上去那么通情达理、平和温婉，她还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我感到浑身发烫，尤其是脸颊越来越烫，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情绪激动，现在如果开口说话，声音一定是颤抖的。理财顾问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她从母亲的表情中得到鼓励，她继续说，虽然她嫁了一个很会挣钱的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婚姻稳定，但她同样给自己存了私房钱。说这话时，她一脸得意的神情。
敲门声打断了她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代母亲把理财顾问送到门口，临走时，她不忘递给我一张名片，她坚信我终会拨通她的电话。我迫不及待地关上了门，其实，我知道不可能就此把她关在门外，作为母亲圈定的“亲友团”成员之一，她和他们会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若隐若现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母亲认为她将要留给我的是幸福生活的保障，尽管，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2011年12月14日
又是一个来受苦的
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或许只是母亲的疼痛耐受力有所提高。这几天，母亲总是在我进到她的房间前就已经开始自己洗漱，也偶尔在我的搀扶下在屋里走一走，长时间的卧床使得她不仅便秘而且浑身酸疼。坚持下地走动，也是为了防止久卧产生褥疮。
前两天甄叔叔发明了一种新的散步方法，让母亲整个人趴在他的身上，他反剪着双手护住母亲的腰，这样既可以让母亲借助别人的支撑缓慢地行走，保护了她的腰肌，达到运动的目的，又不会触碰到她的左侧身体。带状疱疹在母亲身体左侧遗留了大片红斑，即便是最轻微的触碰都会引起她钻心的疼痛。
吃完早餐后，我们俩就用这个姿势在卧室里来回走动，我反手搂着母亲的腰，她也从后面抱住我，整个地趴在我的背上。她很轻，轻得就像是在我身上搭了一件衣服。此时我们是一个整体。天冷，我们穿得都不少，可就算两个身体紧密地贴合在一起，我还是感觉不到她的心跳和身体的热度。我竟一时想不起来，在我的生命中有多少这样亲昵的时刻。我因为不适应母乳喂养，出生第七天就由外婆照看，跟外婆睡在一张床上直到我出嫁那天。刚满月，母亲就回县城医院工作了，那时，医院里没有过多的医生，如果母亲不回去工作，父亲就得把母亲的工作一同承担下来。等到终于可以跟母亲一起生活时，我已经是一个初中生了，她让我觉得好陌生，连初潮的事都不好意思告诉她。
母亲在谈论起我出生的情景时说：“只听见护士说，又是一个来受苦的。我心里一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待到足月又零十天才姗姗临盆，母亲患上了孕妇高血压和癫痫，情况十分危险。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是母亲用命换来的，结果却是一个“来受苦的”，而不是她和父亲都一直期盼的男孩儿。“又是一个来受苦的”，这句话让我在成长过程中但凡遭遇到任何性征显露的时候，都有种深刻的自责与羞愧，比如月经初潮、乳房发育，我都羞于让母亲或者其他人知道。我甚至不愿意与母亲同床，因为我没能遗传母亲光滑白皙的皮肤，严重的毛囊角化症一直让我觉得自己长了天底下最丑陋的皮肤。母亲总是在抚摸着我的身体时自责地说：“如果能置换皮肤，我一定把自己的换给你。”然后，她在我身体上摸索着，用手指甲一点点把角化的毛囊清除掉。她想用这种方法让我的皮肤也变得光滑细腻，其实她很清楚，皮肤是人体中不可逆转的部分。母亲让我知道，我是不完美的，在与母亲相关的记忆里，总是隐约伴随着她的手指甲划过皮肤的疼痛。
后来，我去了北京，每逢我在家的日子，母亲总希望我钻进她的被窝，依偎在她的身边，像别的母女一样窃窃私语——她想知道与我有关的一切，无论生活、工作、同事、朋友和婚姻。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下的母女都是这样亲昵，但我一次也没有做到，我坚持睡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自己的床上、有选择地告诉她一些我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其实，每次坐上飞机，我都想象着一见面就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们手挽手地逛街、看电影、去吃好吃的。然而一打开家门，母亲站在那里，总是目光挑剔地上下打量我：又胖了，衣服搭配不好看，发型不时尚。用不着开口，我就能从她的眼神里读出她心里对我的评判，然后，拥抱变成了淡淡的问候。接下来的流程就是，母亲上街去给我买一些她认为适合我但回到北京我就不会再穿的衣服，有节制地吃一些我想念了很久的家乡美食，她认为我的胃应该留下更多的空间用来消化她为我准备的食物。我承认她做菜的水平一流，但有时我希望挤在满是乡音的并不那么讲究的饭店里品尝那些地道的家乡味，当食物穿过肠胃的时候，萦绕在耳边的那些市井俚语补偿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思念。
现在，我们离得那么近，我依然感觉不到她的体温，也闻不到她身上那股特别的香味。我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命运的不测与艰难。背上的母亲和我保持着同样的节奏，一遍一遍地在房间里走动。好多次，我想对母亲说点什么，比如小时候的事，比如某个我们都记忆深刻的瞬间，或者讲个笑话。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主动对她说点什么了，即便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