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就能安心地多活几个月了
对，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到老板的电话了。两个小时前，我刚给她写了邮件，汇报了这个月的工作情况。
三言两语问完家里的情况，她直截了当地进入了今天的主题——公司决定撤销我们这个部门，也就是说，不仅我，这个部门所有的同事都将失去工作。这个决定其实并不突然，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对部门的工作肯定会产生影响。而且，面对新的工作局面，公司需要一个更为精干和专注的团队，但我无法给公司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接完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街上繁忙的景象，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接下去我该如何去向部门的同事解释。不论公司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因为我的原因，毕竟这个时候我应该跟我的同事们一起面对。
“出什么事了？”甄叔叔问，他看我接了电话就一直站在这里，快十分钟了。“公司把部门撤销了。之前，我去辞过工作，所以，对我来说不算突然，但我的同事也都没有工作了。”我知道，跟他说这些没有任何用处，他不能理解这种瞬息万变的职场风波，更不可能给我什么建议，他这一辈子只做过医生，而且是在同一家医院。“哦。”他轻轻地应了一声，转身去了母亲的房间。
吃过晚饭，送走甄叔叔，我烧好热水给母亲洗脚。缺少运动使得母亲的末梢循环极差，加上营养供给不足，她的脚总是冰冷的，即便是在被子里穿着很厚的袜子也没有什么温度，所以每天晚上母亲都要用很烫的热水泡一泡脚。“你不用回去工作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母亲脸上有笑容在荡漾，“这样我就能安心地多活几个月了。”她如释重负。
我低着头，把热水一点点地浇到她的脚面上，然后用热毛巾去焐热裸露着的小腿，因为缺少蛋白营养，小腿粗糙干裂，纷纷扬扬脱落着细碎的皮屑。
2012年4月27日
她不放手，她不敢放手，她也不能放手
吃过午饭，甄叔叔来之前我出了门。有位阿姨电话通知我，黄阿姨的母亲昨天突然去世了，她觉得我应该替母亲去黄家吊唁。一则，黄阿姨是母亲最好的同学；再则，母亲生病以来，黄阿姨对我们家有太多的照顾和帮助。这位阿姨还在电话里嘱咐我，最好不要让母亲知道，免得她触景生情。
出门时，母亲正在午睡，我叮嘱小月，让她多注意母亲的情况，有事及时给我打电话。一切都没什么不妥。
“有人需要你伺候是一种福气，现在没人需要我了，这种福气也就没有了。”几年前，黄阿姨的老伴去世，紧接着九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因脑血栓住进医院，原以为会长时间瘫痪在床，结果没几天因肺部感染医治无效去世。“你们也到了该由别人伺候的年龄。”黄阿姨有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你们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怎么可能让你们放弃工作、事业呢？”
我一时语塞，母亲突然查出肺癌，对这些天天在一起消磨退休时光的老朋友们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们也难免会联想到自己。两代人终于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我起身告辞。
此时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太阳针芒般地刺在皮肤上，间或有风乍起，卷起地上的尘土和垃圾扑面而来。
不想回家，站在已然有些陌生的街道上，看着迎面而来的陌生面孔，我有些手足无措——对这座城市，我既没有一个旅行者的兴奋和好奇，也没有归乡者的熟悉与亲切。打了几个电话，开会的、上课的、出差的，熟人们都在忙，没人有时间陪我聊天，感慨生活之不易。
回家。我别无选择。
路上接到母亲的电话，显然，我未经她同意而外出令她很不高兴。一进门，见母亲倚在病床上，怒气未消，准备兴师问罪，原来黄阿姨在我离开后已经跟母亲通过电话，但没有告诉母亲更多详情，以致母亲坚信，我不过是口头表达了一下问候，而没有尽到该有的礼数。
看着正在生气的母亲，我只是沉默。我终于明白，她一直以来都放不下的是什么——在她眼里，我该是多么不谙人事、马马虎虎、冷漠无情的人，如果没有她，我终将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立足之地。她不放手，她不敢放手，她也不能放手。
甄叔叔一边劝母亲不要动怒，一边示意我离开。我把自己关进房间，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我已经很久没有哭了。就在这时，刚才在开会的朋友给我回电话问：“你怎么了？”他一定以为是母亲病情恶化了。“有点感冒，热伤风。”我回答。“这个季节感冒了可不容易好。你自己要当心，你要是病倒了，可没人能代替你。”他说。
2012年4月28日
情绪和身体状况都算稳定
年初体检，医生建议我再到医院做个宫颈检查，一直忙来忙去，就把这件事放下来了。最近一周，母亲的情绪和身体状况都算稳定，我决定去趟医院。
挂号、问诊、检查，医生建议我尽快做手术，她保证只是个小手术，十分钟就能完成。而且最好再做个病检，因为这个地方的息肉很容易癌变。折腾了一个下午，回到家，小月已经把饭做好，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除了喝水，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2012年4月29日
病情稳定就是胜利
昨晚去母亲房间看了两次，第一次已经过了十点，母亲还在看电视，小月说下午睡了很长时间，估计这会儿不困。第二次是凌晨两点，母亲房间的门已经关上了。
这些天一直觉得母亲渐渐好起来了。有电话来询问她的情况，我总是乐观地说：“稳定，很稳定。”虽然我心里知道，她在煎熬中度日如年，但病情稳定对她来说就是胜利。有天中午，母亲自己起床走到卫生间，突然看到这一幕的小月，惊喜地说：“奶奶，你病好了，都可以自己起床了。”
夜不成寐的我，带着满身的疲倦站在母亲的床前，听她复述昨晚的情景，好像我是那个每天例行查房的主治医生。淋巴积液充满了她的左侧身体，高浓度的蛋白积液形成一个密实而又坚硬的铁筒，紧紧地箍住了她的胸腔，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氧气瓶已经不得不持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供氧，但她依然觉得呼吸困难。
我吃力地想象母亲叙述的情景，然后努力地配合她的描述，想要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但一切都显得徒劳。母亲再次解开睡衣的扣子，把肿胀的身体呈现给我，并要我用手去感受她的描述。我照做，但内心有些抵触，就算是现在，我依然不愿意与母亲有肌肤之亲，而这也许是她最希望感受到的。
我再次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母亲一脸从容地交代我接下来该做的事：给她洗澡，协助她排便（她便秘已经很久了，缺少运动、长时间服用镇静类药物都是导致便秘的原因）。然后，母亲再次交代去世后的种种细节，事无巨细，她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脑子里被母亲即将服下大量吗啡的情境所占据，我相信这是即将发生的事实。
然后，母亲让我给甄叔叔打电话，让他尽快来家一趟。打完电话，她又问林木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一切比她描述昨晚呼吸不畅更让我感到不安。有了上次的经验，林木在电话那头坚决认为：“这不过又是一次预演。”
林木没错，情形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午饭后，看上去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甄叔叔来的时候，母亲的状况已经比早晨好了很多。他们在屋里谈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又一次提出选择安乐死，甄叔叔表示只要母亲坚持这么做，他一定会陪在她身边。“我们要尊重她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无法代替她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