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那年，我刚过三十岁。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出色、主编提携、收入尚可，除了感情生活屡遭失败外，没有太多的理由要离开——去一座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一段我完全没有把握的新生活，连那个将与我开始共同生活的男人，我也没有爱他爱到“非他不嫁”。离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座所谓四季如春的城市，这里让我感受不到时光的流转；离开我能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像所有的中小城市一样生活安稳妥帖；离开那些总是让我联想到某段失败感情的街道、楼房、路灯、书店、电影院、公园；离开那些从来都没有让母亲因我而骄傲的小学校园、中学校园、大学校园，以及工厂、机关、报社，还有，就是离开母亲。
外公外婆离世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那是我们最亲密的一段日子。下班回来，吃母亲做的可口饭菜，谈论单位里的人和事，议论我们共同认识的某人，一起散步、看电视、逛街，但极少谈论我的感情，这是我们之间最不能触碰的话题。她可以行使母亲的权威，过问每一个来电来访的男性朋友、每一次我的单独外出，甚至翻看我的日记，单独约谈我的男朋友或者某个她以为会成为我男朋友的人。
我当然知道，这表示母亲爱我，爱这个由她和她爱的男人共同创造的“作品”。可是她从来都不知道，“作品”一旦被完成了，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就进入了自我完善的阶段，就不再属于创作者。
眼看着周围的同龄人有的已经当上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要“关心”我的爱情。我已经在学业工作上令她颜面尽失，结果又输在美满婚姻的起跑线上。一辈子争强好胜、从不示弱的母亲已经忍我太久了。当她得到“我有男朋友了”的答复后，吃惊地盯着我看了好几分钟，意外得说不出话来。每天正常上下班的我，连情绪上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流露过，所以我坦白了林木的名字后，母亲越加地吃惊。她自以为掌握了所有与我有关的男性朋友的情况，但在这份名单里竟没有这个陌生的名字。
诗人。现居北京。报社编辑。与我同龄。未婚。江南人士。相貌平常。三四年前因工作关系认识。确定恋爱关系两月有余。
母亲听完这些情况，没有立刻发表看法，一个远得令她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她感到猝不及防、措手不及。“他愿意为了我，放弃北京与我们一同生活。”所有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都被这句话消解了。对于这座边陲城市来说，北京代表着先进、权威、机会、天生的优越感、文艺青年的梦想，母亲不愿意我做个文艺青年，更不愿意我把未来交给另一个文艺青年，但她又不愿意让我继续待字闺中。
“他是一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我补充说明，让母亲去接受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做她的女婿，我也觉得不妥。这个“补充说明”令母亲倍感惊异，我在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不解、疑惑、担忧，混同着震惊。眼前的这位老医生，从字面意思理解到，她未来的女婿竟然只对女人感兴趣，而我却还引以为傲地当成优点加以宣扬。“女性主义不是说他喜欢玩弄女人，而是他懂得尊重女人。”我知道，我的话依然不能让母亲清楚地了解林木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女性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以后有的是时间。
结果，三个月，仅仅三个月后，我就跑去跟母亲说：“林木决定回北京。”他无法习惯这里的工作节奏，无法习惯这里冬天依然火辣的太阳，无法习惯熟人们对我们的生活无节制的关心。当然，这个决定随之而来的是我将随他而去。这次轮到我大感意外，母亲竟然没有阻止我也一同离开，她甚至没有丝毫迟疑，好像她早已知道这一天终归会到来。
回到病房，母亲看起来有所好转，脸上出现了红光。她喝了我熬的骨头汤，满意地重新躺下，继续昏睡。
2012年1月5日
无法弥补的遗憾
晚上我继续在病房陪床。吃过晚饭，我和母亲一起看电视连续剧打发时间，正看着，接到双阳的电话，说今天终于有些空闲，要来看看母亲。我去楼下接双阳，进到病房时，母亲已经握着电视遥控器睡着了。
双阳说，别叫醒她，让她再睡会儿。他仔细地看了每根插在母亲身上的管子——输液管、氧气管、胃管、监护仪，然后问：“现在就用舒芬太尼止疼，是不是太早？”这种通常用于手术全麻的麻醉剂的确能十分有效地减轻疼痛，但母亲这些天也的确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状态，保持不了十分钟的清醒，很快就又睡着了。“应该建议他们用点人体白蛋白，她现在需要补充一些能量。”身边的双阳，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进入职业状态的他有种从容自信与不可置疑的笃定。
第一次见到双阳，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跟着他那位曾经是校篮球队主力的父亲一起来家里做客。印象里，这个年长我三岁的大哥哥，一脸青涩，没开口就已经满脸通红。他好奇地看着我书柜里的书，指着那些他没听说过的作者和书名问：“你全都读过吗？”我虚荣地含糊其词道：“基本读过。”于是，他表示赞许，好像从来不知道医学院之外的学生也要读很多书似的。熟识以后，他说那次见面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穿件蓝色的夹克衫，眼睛不大，但亮亮的，滴溜溜地转来转去。”我不禁哑然，听上去，像个蓝精灵。当然，那个时代我们还都没有看过《蓝精灵》这部动画片，那是一个年轻人集体迷恋琼瑶、三毛、金庸，听台湾校园民谣的年代。
后来，据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五年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获过优秀党员称号、临床实习颇得好评的双阳没能留校，尽管他的父母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他最终还是被分配回地区医院工作，开始了他子承父业的生涯，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我曾亲眼看过他给一个外伤病人清创，用大号的弯针为头皮绽开的病人缝合。第一针下去因为深度不够，又退出来，再次扎下去，那个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疼得大声喊叫。一旁的我，被他的喊声感染，恨不能抓住双阳的手，阻止他的动作。双阳完全不受干扰地完成了缝合，专注、从容、仔细，那时他是个刚刚进入临床阶段的住院医生。他早已忘记清创的这一幕，现在他每天的工作是在显微镜下，修理人体构造最为精密、繁复、庞杂的脑神经系统，已经有无数的病人，在他的手上得到了康复，无数的家庭因之得以完整。
我把母亲推醒，她睡眼惺忪地看着床前的来人，一时四目相对竟都无语。双阳握住母亲那只没有针管也没有监护仪的左手，每次重逢，他也总是这样握我的手——用力、持久，这是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太多的言语、想念与关怀就这样传递。然后，他不停地摩挲着母亲瘦得皮包骨的手，母亲的手一定很冷，他温热、有力、宽厚的手让她感到温暖和安全。
母亲在北京住院治疗期间，有回她自己从家坐出租车回医院，司机跟她闲聊，问她是不是去医院看病。母亲竟谎称是去医院找儿子，说儿子是这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那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在全北京，甚至全国都排名前五位。后来，母亲把这事告诉了我，她没说她为什么对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撒谎，但我心里清楚，在她生命里没有一个能继承父亲事业的儿子，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女婿，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双阳说，他早就该来看望，但是实在太忙，除了自己医院的手术，还不定期地到各地会诊、手术，有时忙得连着几周回不了家，正上初中的女儿也见不到父亲。这些母亲当然知道，她吃到的那些好吃的新鲜美食，都是双阳利用出差的机会买了送过来的。说起工作，他总是滔滔不绝、神采奕奕，甚至不在乎对方是否明白他谈及的内容，是否有兴趣知道。从他去年完成多少台手术、明天手术的难易程度，到如今神经外科发展的状况，事无巨细。这种时候，我就是个外人，我无法加入他们正在热烈谈论的话题中，他们也几乎忘记我这个旁观者的存在。母亲兴致勃勃地问一些问题，我看到她对双阳的赞许和那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嫉妒与失落。眼前这个算是她看着成长起来的外科医生，终究不是她的孩子，也不是她未来的女婿。即便如此，她还是真心地感到欣慰与满足，他们都那样热爱医生这个职业，而且这个年轻有为的晚辈是这样耐心地向她细数自己工作的种种。双阳伏下身，把手机中存储的图片一张张地展示给母亲。前几天，他刚到我父母工作过的县医院会诊，图片上的医院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新落成的住院大楼庞大、崭新、现代化。
突然，母亲反过来拉着双阳的手。“我没有那个福气啊。”稍稍停了一下，又说，“我走了，你要多关心她，你就是她的兄长。”我和双阳都愣了，我感到身体里的血液不断地往头上涌动，我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眼泪。双阳重新握住母亲的手，点着头，好久没有说话。
我把双阳送到门口，外面有风，很冷，他不让我送远。他走出去几步又折返回来，看着我欲言又止，伸过来的手停在半空又收了回去。看他眼睛有些湿润，我便催促他：“快走，明天一早还要上手术台。”中年的双阳，背影比从前厚实了许多，但在负担和责任之下些微地驼了，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肯定和迅速，像是手术台上的病人已经完成全麻，正在等他。
回到病房，母亲像是睡着了。病房里还留着一抹没有散去的男人的气息。
2012年1月6日
一切不过是幻觉
一早回家给母亲取了些换洗的衣服，等我推开病房的门时，每天例行的查房已近尾声。
院长正在向母亲解释为什么没有给她使用人体白蛋白的原因：“从国外最新的报道来看，癌症病人不宜过多地摄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更容易被癌细胞吸收，反而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她为了说明此意见的可靠性，还引用了刚去世不久的乔布斯的例子，这位罹患胰腺癌却奇迹般存活了八年的“苹果之父”一直坚持素食。昨晚，双阳特地给院长打了电话，希望给母亲适当地补充一些人体白蛋白，他认为这样有利于母亲尽快恢复体能。院长并没有在电话里直接反驳双阳的意见，我知道她反对给母亲使用此类药物。“主任的同学，连同学的孩子都已经是全省的专家，”院长这话显然不是说给她身边的那些医生听的，但还是让母亲觉得很有面子，“以后我们要常请他过来指导工作。”院长说的人自然指的是双阳，不过，她依然没有改变主张。
“昨晚双阳来过？”等病房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母亲问我，好像昨晚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幻觉。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没有理由认为她是在撒谎，她的确忘了昨晚发生的事，连双阳是否真的来过也都忘了。
下午，母亲的右手开始出现肿胀，这些天密集的输液使得血管壁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后果就是再也无法及时接受大量的液体进入。于是，换成了左手输液。
去医院食堂找来了土豆片敷在母亲肿胀的右手上，这个办法还是母亲在北京治疗时一位病友教的。那位阿姨与母亲同龄，有一个与我同龄同名的女儿，她自己是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一辈子都在跟花花草草打交道。她与母亲很投缘，病房里经常都能听到她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跟母亲分享《炎黄春秋》，传播不同渠道听来的消息，也聊自己的经历和家事，总是她说的时候多、母亲听的时候多。母亲比她早些日子出院，那天她一直把我们送到医院门口，从汽车后视镜里看见她一直站在那儿，宽大的病号服遮掩住消瘦而又羸弱的身躯，但精神还算不错。她和母亲曾约定在成都的青城山相见，那里的青山绿水和纯净的空气最适合休养。去年下半年，我接到阿姨女儿的电话，阿姨已经去世，去世前再一次住进那家医院，接受了中西医多方面的治疗，受了不少的罪。阿姨的女儿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而且要尽力满足母亲的心愿。她说：“工作太忙，还要独自抚养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所以母亲想回青城山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
母亲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沉睡，但气色明显好多了。
2012年1月7日
经得起岁月考验
从凌晨开始，母亲的右臂出现水肿，左臂血管也无法注射，于是护士小姐只好拔掉所有针管。现在，母亲的身上终于只剩下两根管子——氧气管和胃管。为了让肿胀的手臂能尽快恢复，我们将她的右臂吊起来，这样可以让身体中的液体尽快回流，虽然这个姿势很不舒服，但很有效。
刚把一切安顿好，母亲又开始对我交代后事，她显然已经忘记几周前刚交代过一次：准备好了的衣服放在哪儿，里面穿什么，外面套什么，还要给她系上那条她最喜欢的咖啡色丝巾，记得戴上假发。“听人说，一定要穿布鞋，小区后面有家布鞋店，你去给我买一双吧。”
此时，按电影或电视剧的惯有情景，我应该走到母亲面前，抱着她痛哭流涕地说：“妈，你会好起来的，你不能走。我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但是，我没有，我仍然坐在病床对面的沙发上，冬天温暖的阳光穿透了玻璃和厚厚的窗帘照在我的背上。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就连走过去拥抱她的意识都没有。我只是看着她，心里在想，该去哪里买这双布鞋。一双舒服的鞋很重要，无论在哪里，有一双合适的鞋才能走得更远更久，而且，母亲向来都很挑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