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商业投机和债利盘剥的机会，商人资本的兼并加速了小农的分化，促使大批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或奴婢。秦汉时期，封建中央政府是建立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在籍民户为它提供财源、兵源及役源，商人资本的兼并则加剧了自耕农的分化和破产，从而同封建政府发生尖锐矛盾。
基于以上分析，重农抑商首先是为了稳定必要的农业劳动力，有其历史合理性。
但要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又必须鼓励和支持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整个经济领域的繁荣。因此说，在一定时期，放松对工商业的限制，推行农虞（盐铁等）工商并重的政策，也是合理的。
吕后时期，因民之欲，“复弛商贾之律”，不再限制商贾“衣丝乘马”，即废除了刘邦时颁布的《贱商令》。
《贱商令》的废除，使作为商业资本人格化的商人阶层十分活跃，他们“推理去就”，“争时制胜”，富至数千万至巨万。商人虽有欺诈、掠夺的劣性，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通过商人的活动，不仅为许多生产者赢得了必要的生产时间，而且使许多只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获得了交换价值，也丰富了汉代人的饮食结构。
吕后的这一政策转变为文、景所继承并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文帝时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诏令：废除《盗铸钱令》，鼓励人民自己铸钱；弛山泽之禁，允许百姓采矿、煮盐、从事林牧；开关梁，取消过关用传（政府颁发的凭证）的制度，鼓励商品交流。
在这种条件下，商品经济在战国时期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新阶段。比如：商品流通领域的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文帝时废除《盗铸钱令》，将巴蜀严道铜山赐给幸臣邓通开采，吴王刘濞则在豫章铜山鼓铸，一时“吴、邓钱布天下”，说明中央所铸货币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武帝以后，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至平帝时已“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货币的发行量取决于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全社会商品性生产程度不断提高。随着文帝“弛山泽之禁”等政策的出笼，社会上很快崛起“不可胜数”的从事煮盐、冶铁、畜牧、园林、鱼池、运输等行业的商品生产者。他们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庞大，如盐铁业“一家聚众或至干余人”。他们虽然也置购地产，但生产的专业性极强。他们的生产行为和官营、王国营的盐铁等事业在性质上都属于商品生产。汉代的经济结构虽然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已深入到广大农村，渗透到每家每户。汉制算赋、口赋、更赋以钱支付，这不仅使农民必须参与商品循环，也使农民的生产活动具有很强的商品生产性质。据笔者估算，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为完纳各种正常赋税、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日常婚丧祭祀往来，每年需要把农副业产品的1／4左右投入市场，生产这部分产品的生产无疑属于商品性生产。
武帝以后，全国统一市场和经济贸易区相继形成，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
所有这一切，都使社会生产所受商品价值规律调节的比重明显提高，司马迁曾比较各类商品的利润，结论是“率亦岁万息二千”，即获纯利20％。在这种条件下，不仅投资金额较大的盐铁、林牧、行商各业容易获得巨额利润，就是一些店铺业、饮食业和其他薄技小业同样可以赢利致富。如“张氏以卖酱而喻侈，质氏以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扩大再生产的欲望不断提高，很多人在经营中本着“务完物，无息币”的原则，让财富在运转中不断增值。随着关梁、山泽的开放，大批商品生产者积极投资于盐铁、园林、运输、畜牧各业，为汉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以冶铁业为例，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为“铁器化”的时代（即以铁制工具完全取代非铁器工具）是西汉，特别是西汉前期。即在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前，铁的平均年产量已达到4万吨，每户平均占有3公斤，铁器的覆盖面积达到250万～30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铁器化”的过程中，除官冶、王国冶之外，当然有“不可胜，数”的私人冶铁家的一份功劳。其他诸如煮盐业的发展，武帝实行官营前已达到“盐与五谷同贾（价）”的水平。林业除采伐天然林木外，人工植树造林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各种“桃园”、“梨园”、“橘园”、“漆园”等不绝于书；松、柏、桐、杨、柳、槐、竹等人工林也广见于记载。一些从事经济林木的专业林场主的生产规模往往要以“干章”、“千树”来计量。园圃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为主的菜农、果农大批涌现，一些大的园圃主的生产规模竟以“干亩”、“干畦”计。私营运输业蓬勃发展，僦载成为陆路运输的主要形式，政府征发民间运车常常数以万计；南方水运则“浮船长江，贾作上下”，一船之载，相当北方数十辆车。
如上综合性国民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到西汉景、武之际一度出现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描绘的繁荣景象：汉王朝建立，承袭下来秦王朝的种种暴政，百废待兴，财力缺乏。以皇帝之尊，御用的车辆都不能找到毛色一样的四匹马。宰相跟高级将领，有时候不得不乘坐牛车。人民家徒四壁，没有隔宿之粮。无论家国，都十分贫困。
等到天下平定，刘邦下令，不准商人穿绸缎，不准乘车，并加重他们的负担和羞辱。到了刘盈、吕后之时，刚刚步入太平，对商人的限制，逐渐松弛，然而仍不准工商业者的子孙当官。计算官吏的薪俸和政府的开支，需用多少就向人民征收多少赋税，不多收取。山川、园地、工商税款，上自皇帝，下到封君，各人有各人的汤沐邑，都有自己的收入，不靠政府经费。……
文帝、景帝时期，清静节俭，使全国人民获得充分的休养。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大的灾难。如果不遇到水灾旱灾，人民可以家家自足。无论城市或乡村，仓库全满。而政府公库，堆积着用不完的财货。首都长安国库的钱，多达万万，用来穿钱的绳子，都已烂断，以致无法计数。粮仓里的谷米，一层一层地往上面堆，堆得太高，满盈之余流到外面，腐烂得不能再吃。大街小巷，连平民都有马匹，田野中更是成群结队，偶尔有骑雌马或幼马的，人们都瞧他不起，不愿跟他来往。连街头看守里巷的，都每餐吃肉，当低级“小吏”的，因为生活富裕，直看到孙儿长大，也不图谋升迁。有的在官位的时间太久，甚至把官名当作他的姓（如姓“仓”
的，姓“库”的），所以人人自爱，而把犯法看成一桩严重的事情，互相勉励善行，不愿受到羞辱。
这种国富民殷的情景，尽管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也高度概括了汉初七十余年的发展情况。它既是“休养生息”政策的一大杰作，也是农虞工商并重路线的丰硕果实。
（三）
吕后在国内民族关系上，也大体上继承了刘邦时期的政策。惠帝三年（前192年）春天，吕后又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目的是继续以“和亲”换取汉王朝最需要的和平。但是，由于当时匈奴正处在极盛时期，冒顿单于有恃无恐，骄横无礼，在刘邦病逝不久，他就派遣使者，致书吕后，对她大加污辱。信中说：“我是一个寂寞的君王，又生在北方荒：京的草泽地带。长于牛马成群的草原之上，屡次到达边境，希望深入中原腹地一游。而你的丈夫刚死，想必空闺难耐。我们两人，既然都不快乐。又无法取悦自己。你不如嫁给我，各人用自己所有的，交换自己所没有的。
不如你芳心如何？”
这是一封措辞傲慢淫亵的书信。如果按照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惯，汉与匈奴曾约为兄弟，冒顿单于这一要求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强加给一向以“礼仪之邦”自称的汉王朝，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蛮横无理地挑衅。
吕后读罢此信，羞怒交加，立即召集陈平、樊哙、季布等将相商量对策，准备斩杀匈奴的使节，出兵攻击。出于一时义愤的樊哙慷慨激昂地说：“臣愿率领十万将士，扫荡匈奴，杀他个片甲不留。”
中郎将季布说：“只这几句话，樊哙就应该处斩。从前，匈奴把先帝困在平城，汉兵三十二万，樊哙身为上将军，都无法脱围。天下百姓歌之日：‘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如今歌吟之声未绝，负伤的将士刚能离开床铺，樊哙却想动摇天下，大言不惭地说十万人就能横行匈奴，这是瞪着眼睛当面撒谎。蛮夷戎狄，跟禽兽一样，歌颂的话不值得高兴，恶言恶语也不值得恼怒。”
季布的一番议论显然是正确的，因为汉朝当时还不具备反击匈奴的力量。
季布能够客观地分析汉、匈的形势，恐怕和他的经历不无关系。季布是楚人，为人侠气仗义，楚汉之争时，项羽任命季布率兵攻汉，多次使刘邦陷入困窘之中。项羽兵败后，刘邦悬赏一千金收捕季布，并宣称：敢私自窝藏季布者，诛灭三族。当时，季布藏在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周氏对季布说：“朝廷通缉将军追查得很急，看动向很快就要收查到我家了，将军若能听我的，我才敢献上求生的计谋，否则，我只好率先自刭。”季布点头表示默许。周氏于是给季布剔光了头，穿上毛布衣服，带上刑具，然后放到一个送葬用的车上，和他的家奴数十人混在一起，拉到鲁地卖给一个叫朱家的人。朱家心里知道这个被剔光了头的人是季布，于是让他住进舒适的房子里，做自己田庄的工头。
朱家本人则赶往洛阳，求见汝阴侯夏侯婴，对他说：“季布有什么罪？
所谓臣各为其主用，这已是一般性的常识了。何况，能把项羽的部下全部诛杀吗？现在，皇上刚刚取得天下，而以私怨募求一人，显得心胸何等狭窄！
况且，季布是一个难得的贤才，朝廷缉拿得如此急促，不等于把他赶着向北逃入匈奴、向南投奔南越吗？由于嫉恨壮士而使他帮助敌国，这正是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缘由。你为什么不从容地去规劝皇上？”
夏侯婴知道朱家是当今天下的大侠，猜测出季布一定藏在他家里，于是表示同意。不久，夏侯婴找机会向刘邦讲了朱家的一番话，刘邦觉得有理，就下诏特赦季布。季布被刘邦召见后，任为郎中，惠帝时，迁为中郎将。当时，人们都佩服季布能屈能伸，刚柔相济，朱家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季布的意见终于使吕后的头脑冷静下来，她也清楚地知道，以当时汉朝的军事力量，如果跟匈奴刀兵相见，胜负实难预料。只有以好言抚慰，不给匈奴以开战的口实，继续维持两个政权之间的相对和平局面，才是上策。吕后于是命令大谒者张泽起草一封回信，其中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
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于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驷。以奉常驾。
话说得虽然有点令人气短，但毕竟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冒顿单于得书以后，大概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于是很快又派使者来汉朝表示道歉，说：“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礼义，所以冒犯之处，请陛下原谅。”
同时献来骏马，接受“和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