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画家，毕加索一定对自己这幅作品深感满意；身为一个男人，他一定看到了某种威胁，该是逃跑的时候了！
多事之秋
毕加索对自己的私生活极端保密，许多他最亲近的朋友在多年以后都还不知道玛丽·泰蕾兹这个人，我们只能从一些人的记载中得知她完全不计利害、从不需索，而且重感情。从毕加索为她作的画像上看来，她是十分美丽的。他们相识的年代日期并不清楚，不过很可能是在1931年，当时她20岁，而他50岁。
1930年毕加索作了一幅画《基督受难》，表明他到了不快乐的顶点，经由许多的艺术家、美术史学家的解释，这是一次基本上带有宗教性质的浓情呼喊。毕加索通过这幅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自己一言难尽的痛苦。画中的每一个人物，包括基督、盗贼、兵士等，都有着不同性质的扭曲，每一种扭曲都非常极端。在毕加索眼里，命运是凄惨的，这个世界遍布着恶的精灵。
《基督受难》的诞生是个转折点。毕加索的愤怒和绝望似乎在基督受难的大场面中得到了宣泄——至少是暂时得到了宣泄。黑暗带来的意志麻痹现在得以缓解，使他有能力采取行动，至少平息了他身体上的麻痹。
而毕加索在1930年—1931年间又画了许多其他带着大致相同的思绪的作品：受到折磨而几乎绝望，但却从来不被击倒，并带着强烈的抗议。
毕加索作品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那种全然的快乐了，直到他遇见了玛丽·泰蕾兹。1931年年末，他画了一幅雕刻家正在端详一座胸像的画，而由它典型的鼻子和前额看来，这幅雕像就是玛丽·泰蕾兹，这幅画上清楚地标着日期——1931年12月7日。数个星期之后，又出现了一幅她的画像，睡在一张安乐椅上，穿着一件有蓝色饰带的衣服，这一幅的日期是1932年1月24日。
然后在1932年的春天，快乐涌进了毕加索的作品，他以惊人的活力完成了一系列的大油画，全都是同一个女人，形象常常是扭曲着，布满感性的曲线，通常沉沉睡着。这些作品由上面标示的日期来看每隔两三天就有一幅，它们的风格颇为新颖，其中松弛的快乐也是一样，这种风格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并不常见。
如果欧嘉是个比较了解或更关心她丈夫作品的妻子的话，她就会知道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不过她显然不是那种妻子。
关于玛丽·泰蕾兹，倒有一件事颇为奇怪，那就是毕加索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似曾相识。现在他更是不厌其烦地画她。不过，他更喜欢用看雕塑的眼光去看她，他对她的头部非常着迷，尤其是对她那古典的前额和轮廓分明的鼻梁。
1932年是毕加索在画室之外最忙的一年，除了照顾许多事业之外，他还成了一位地主。他在巴黎郊外的波伊斯盖鲁普村发现了一座17世纪的城堡，并把它买了下来。这座灰色石头建筑比起巴黎那小小的画室来，宽敞多了。这里距巴黎约有40里远，比起其他一些古堡可能不算什么，但它有许多附属的建筑物，如马厩、空房、一间马车房，足够作为雕刻家的工作间之用，可以容纳仍然在毕加索脑海中的那些巨大雕像。
除了买下这片建筑，他还要为夏天在巴黎举行的回顾展作准备，此外，他必须抽空监督布瓦吉鲁的新家安置的情形。
这时的毕加索再也不是那个整洁温顺的丈夫，他很快地恢复了吉普赛式的天性，那些高级的羊毛服装都放着让虫给蛀了，那些个蝴蝶领结、胸前口袋上的手帕等也都很少看到了，不久以后甚至完全消失了。
毕加索为了他的回顾展花费了许多心力，这一次展览比从前的任何一次都要重要，是他作品的一次真实而具有代表性的展示。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的毕加索都是片段的，他已经50岁了，大众对他的了解多来自传闻，而非基于一个稳固的、广泛的赏识。他搜集了200件以上的画作，从棺中的卡萨吉玛斯一直到穿衣镜里的玛丽·泰蕾兹，囊括了各个时期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些怪物、《基督受难》和一些最近的生活记录。他亲自去监督悬挂它们，并把雕刻作品安置在适当的灯光下。
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剩下的，要交给观众来裁决。
展览从1932年6月15日持续到7月30日，是个极大的成功。这次展出奠定了他本世纪最重要画家之一的地位。有些人可能说马蒂斯的声名更为远播，尤其是在美洲，他已略略领先毕加索一些，布拉克虽然做得不错，却已经落伍了，至于德兰则刚刚起步而已。
1933年的夏天，毕加索在戛纳度假，这段时间里有一张照片上的欧嘉脸色阴郁，站在好像是一家大餐厅的台阶上。这个假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几张用超现实手法画的有脚的家具。
除了明显的创作上的困难之外，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夺走了他仅有的平静。正当毕加索心乱如麻，感到很茫然的时候，离开他的生活圈长达21年之久的费尔南德在杂志上刊登了她与毕加索之间回忆录的第一篇摘要。费尔南德的这本《毕加索与他的朋友们》大致上是一本极令人不快的书，其中把毕加索描绘成一个懦弱的人。这本书对他是个残酷的打击，使他在此后十多年都不愿意看到镜中的自己。欧嘉一直有着极强烈的嫉妒心，尤其是对费尔南德。她对这本书的反应想必也不会使他更平静。
到了1933年8月，毕加索再也没办法在戛纳待下去了，他搭上汽车，在途中某处接来玛丽·泰蕾兹，由司机伯丁驾着驶往巴塞罗那。
这是在1931年共和政体成立以来他第一次到西班牙去。政治对他一直没有太大意义，何况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有很多别的事占去他的心思。
回到巴黎之后，他在布瓦吉鲁画了一些以斗牛为背景的作品，这是一些野蛮的图画，画面上常常是一片混乱的扭曲肢体、牛、角剑，还有身体，而野牛、马匹或一个女斗牛士都可怕而痛苦地死亡了，这类画作一直继续到1934年。
1934年的夏天，他画了一幅《马瑞特之死》，上面是一个极端丑恶的长牙女怪物，向着昏迷的玛丽·泰蕾兹冲去。一两天之后又有一幅，画面上的玛丽·泰蕾兹跟一匹斗牛场的马混成一堆，被一头野牛撕裂，野牛身上插着一把剑。
夏天里，毕加索再次带着玛丽·泰蕾兹出发，这次他们遍游了西班牙北部。若是别的人，比如像高更，很可能就会留在巴塞罗那或其他任何能让自己平静的地方。但对毕加索和他的工作来说，一个稳定的生活，不管多么令人不快，都是必要的。虽然巴黎意味着混乱、激烈的争吵、不快乐，而且现在他和玛丽·泰蕾兹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还是回到了巴黎。
与欧嘉分居
玛丽·泰蕾兹怀孕了，而在1934年与1935年之间，毕加索和欧嘉的关系也濒临破裂，他开始谈到离婚。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共和政府成立以前根本没有离婚制度。离婚的过程极困难、缓慢，而且昂贵，并且还得有充分的理由。毕加索看来并没有适当的理由，但仍然提出了诉讼。
毕加索发现自己的情况复杂无比，西班牙以前一直没有离婚制度，而他也不可能在法国离婚，加上欧嘉的强烈反对，毕加索终于发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他不可能离婚，于是他开始考虑合法分居。他的律师告诉他分居不只包括夫妻两人的分开，还包括财产的分配，于是这场斗争达到了痛苦高峰。
如果把毕加索的画都算做财产的话，那的确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欧嘉和她的律师当然希望是这样，于是很急切地找人封了毕加索的画室，使他在案子结束之前没法碰到自己的作品。在1935年7月，欧嘉终于直接与他谈判之前，他已经遭到了无可估计的精神损失，尤其是整个过程中律师们不断地窥探他，侵入他一向重视的私生活。
最后他的画没有被夺走，但却花去相当大的代价：欧嘉得到一大笔生活费、布瓦吉鲁的房子，还有保罗的监护权，而毕加索则保留了波提街的寓所以及他的画作。虽然他的个性倔犟，虽然他狂怒地反对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却不是欧嘉与她律师的对手。
在这一段漫长而纷乱的日子里，有几件事使他很感安慰。其一是女儿玛利亚·康赛普西翁的出世，她是个美丽的小女孩，他把她叫做玛雅，并且十分疼爱她。另一件就是他的老朋友萨瓦特斯的来访。
萨瓦特斯在拉丁美洲生活了25年之后，回到了西班牙。毕加索在1935年7月13日写信给他：“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还有什么事在等着我。”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再度写信给他，要求萨瓦特斯带太太到波提街来和自己同住。
萨瓦特斯和毕加索在1904年于巴塞罗那分别后，一直到1935年在巴黎相聚，他们见面的时候，那情形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当时，毕加索与欧嘉的案子还没有完结，各种文件、律师的书信仍大量涌来，像他这么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几乎到了穷途末路，1936年里，他完全没法作画。
“我再也忍受不了，”他日复一日地对萨瓦特斯说，“你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3月15日那一天，萨瓦特斯在里昂车站目送毕加索离去，他要去莒安松林。为了忘却一切，他要离开巴黎，并打算永远不再回来。
毕加索独自一人待在莒安松林，也有人说玛丽·泰蕾兹跟他在一起。
毕加索常常从莒安松林寄信给萨瓦特斯。他现在一天睡十一二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唱歌，而且萨瓦特斯送给他清洗画笔的布他很喜欢。不管怎样，毕加索和他的画布之间的障碍消灭了一点点——他作了几幅画。
当毕加索在5月中旬回到巴黎，萨瓦特斯说服他把这些画作拿出来欣赏，因此他取出了一些素描，有的上面着了颜色。一幅画中的人身牛头怪巨大狰狞，正把一匹憔悴的白马从一个黑洞穴背到一个有光的洞窟，这个洞中有一个头上戴着花的金发少女。另一幅画中的人身牛头怪看起来很高兴，拉着一辆小推车，上面载着一匹垂死的雌马和它新生的小马，捆绑得很仔细，一个灯笼挂在它的前腿上。另外还有一幅半人半羊的牧羊神静静地坐在一张桌上。
萨瓦特斯的语言、象征方法等观念都与毕加索很近似，这些画远比他收到的那些信容易理解，他明白大海的水也洗不净他朋友灵魂的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