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国王具有学者气质，而且一直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国王经常邀请教授前往皇宫做客，两人在宫中无所不谈，从爬山一直到世界和平。伊丽莎白王后则是一位极有成就的音乐家，曾跟音乐大师伊莎叶学过琴。王后本人、爱因斯坦以及另外两个小提琴手，四人组成了四重奏。伊丽莎白王后也是一位女雕刻家，有一次她把一件刚完成的作品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认真地告诉她：“你实在不愧是一位王后。”她听了十分高兴。
友好的比利时人很快就知道了他的私人生活，比利时仍然是一个民主而和平的国家。如果不是几乎每天都有恐怖的消息从纳粹德国传来，爱因斯坦可以说是生活得相当快乐。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教职，或是等待被逐出科学院。邀请爱因斯坦前往柏林的普朗克博士仍然身居要位，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势。普朗克既不是犹太人，也未发表过任何一句足以令纳粹党反感的自由言论，因此他能保住他的地位及声名，是不足为奇的。爱因斯坦觉得，如果普朗克被要求出面为他的老朋友辩护，一定会感到为难的。因此，爱因斯坦教授写信到柏林，要求辞去他在科学院的院士职务，因为他觉得，在目前政府的统治下，他无法为德国提供任何服务。
科学院的一些院士希望爱因斯坦不要作这项决定。他们一直以身为无党派的科学家而骄傲。一位思想比较自由的教授问道：“为什么要求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非得是一位民族思想强烈的德国人不可？那我们岂不成了向武力屈服的懦夫？”
但在1932年，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许多懦夫。纳粹的报纸继继谴责爱因斯坦，声称他在国外期间背叛了祖国。科学院为了表示对希特勒政府的忠诚，特别发表了一篇声明，断绝与这位二十多年来为学院带来无数荣耀的科学家的一切关系。
“对于爱因斯坦的辞职，我们用不着感到遗憾。”这份正式声明说，“科学院对于他在国外的活动感到不耻，科学院的会员一向忠于国家。”
爱因斯坦认为他有必要就这项罪名为自己辩护。“有人指责我在海外散布有关德国的不实报道，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他写道，“我已经注意到德国新政府成员所发表的一些声明，尤其是有关企图毁灭德国犹太人一事……报纸对我作了许多不利的报道，而科学院所发表的声明，更助长了这种形势。”
科学院的一名代表回答说，就算爱因斯坦不曾侮蔑德国，但他身为科学院的一员，看到不公平的报道，应该替祖国辩护，这显然是他的责任。这封信说：“像阁下这么著名的人物，只要能替德国说句好话，就可以在国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这位流亡海外的科学家知道，这样争论下去毫无用处。他的某些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在科学院内完成的，要想打破这二十年来所建立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突然觉得衰老而沮丧，于是他提笔向以前的同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他说：“你们要我为德国现在的作为说一些‘好话’，无疑是要我否认我终生所奋斗追求的每一项公正与自由的信念。我的证词对德国人民来说，将不会是你们所说的‘好话’，相反，这样的声明只会破坏那些曾使德国在文明世界中赢得一席之位的观点和原则。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地正确。”
虽然爱因斯坦曾公开批评苏联，但现在却被视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被指控在卡普斯的避暑小屋中贮存了许多武器供共党叛军使用。纳粹警察冲入那栋漂亮的小屋去搜寻弹药及武器，经过彻底的搜查，只找出家具及科学书籍。爱因斯坦曾花费大部分积蓄所建造的这间小屋，以及他在柏林银行的存款全部被没收。德国政府通知他说，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因为这些财产很显然会被用来资助共产党发动革命。
就在恐怖气氛日益增加的这段时间里，有人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一大堆的书籍。亲手放火的并不是无知的暴民，而是身穿制服、纪律严明的纳粹党人。海涅的歌曲很久以来一直深受德国人的喜爱，但现在他的乐曲却被破坏了，只因为海涅是犹太人。像雅各布·伦敦及海伦·凯勒这些美国作家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因为雅各布·伦敦除了撰写冒险小说之外，还曾撰文为社会主义辩护，海伦·凯勒则被指为是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论文亦被投入烈火中，使火势更为猛烈。
但是即使是在纳粹德国，要想消除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也是不可能的。新帝国的一些胆怯的教授在上物理学时，不敢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但结果证明，在讨论时要想不提及“相对论”这个非法的字眼，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非常为难，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将他们纳粹主子的政治思想和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明确地分开！
犹太科学家统统被赶出德国大学，即使他们中有很多人不曾发表过不忠的言论，仍不免要遭受厄运。不同意粹纳做法的一些德国人也很快遭到了迫害。普朗克曾利用他的影响力庇护很多不受纳粹喜爱的科学家。他一直希望纳粹党人有一天能停止他们的疯狂行为，使这些曾为德国带来许多荣耀的科学家不再受到伤害。但是，迫害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普朗克曾进见希特勒，但那位疯子拒绝聆听他为同事们所提出的请求。很显然的，希特勒认为，德国的任何人都必须同意驱逐犹太人。
起初，爱因斯坦的某些朋友认为，这场暴风雨将很快过去，教授会安全回到祖国。但很快地，即使是这些乐观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已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在这所疯人院里，除了管理员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当年爱因斯坦出于对德国共和国的忠诚，重新申请了德国国籍，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如果他继续保持瑞士国籍，或许可以保住现在被纳粹政府所没收的财产。
“我们不会为了被抢去的那栋可爱的屋子及存款而忧虑，”艾尔莎·爱因斯坦勇敢地说，“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已经安全逃出德国，比利时政府将会尽力保护我们。”
但是，不断有谣言困扰着他们安宁的流亡生活，并使她越来越感到焦虑。有一份报道说，一个纳粹组织愿意提供五千美元的奖金，征求爱国志士刺杀德国这位最杰出的敌人。
“我还不知道我这颗脑袋值那么多钱！”爱因斯坦摸着自己的头哈哈大笑。
但艾尔莎·爱因斯坦可笑不出来。她知道，纳粹德国的秘密工作人员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活跃。幸好，比利时政府及王室已经答应保护他们，才使她放松了一点。
当然，这种保护措施也曾闹出过一些笑话。1933夏天，替爱因斯坦撰写传记的物理学家菲力普·佛兰克就曾陷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当他前往比利时旅行时，他决定去访问爱因斯坦，但他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地址，当他到达勒科克之后，便向路人打听爱因斯坦的住处。
路人毫不犹疑地给他指明了详细的路线，他很快就找到矗立于沙丘之间的一处小别墅。佛兰克博士知道已经来到了目的地，因为当他走近别墅后，立即认出正坐在屋前走廊上的爱因斯坦夫人，两个高大魁梧的男子站在台阶前，正兴高采烈地谈话。
那两人看到佛兰克走上小路，立即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粗鲁地把他拖到爱因斯坦夫人面前。爱因斯坦夫人吓得脸色苍白，她仔细看了很久，方才认出来者是佛兰克博士。
“呀，是佛兰克博士！”她叫道，“很抱歉！”她转身对那两名男子说：“请放开他，他是我丈夫的一位老朋友。”
那两名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转身走开，爱因斯坦夫人赶忙向佛兰克解释说：“那两人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警卫。他们刚跑来告诉我，村子里出现了一名陌生人，他们在匆忙中把你当做了刺客。”
“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她问道，“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我丈夫的安全，已经下令不许任何人说出他的住处。”
佛兰克博士对她说，他到达勒科克后，向路上遇见的一个人问路，立即得到了准确的回答。爱因斯坦夫人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多了几分担忧。爱因斯坦却觉得很好笑，显然比利时警方的保护已失去了作用，但他不在乎。
“德国人为什么会认为我的丈夫是个危险的敌人？”艾尔莎·爱因斯坦惊叫道，“不久以前，我们还接到一封德文来信，我们根本不认识写信的这个人，可他坚持说要和教授见面谈谈。我写信请他来这儿。当然了，由于最近常有人提到暗杀，我不希望让一个陌生人见我丈夫。”
“那人告诉我，他以前是纳粹部队的人，如今已背叛纳粹党。他想要出售纳粹党的秘密情报。他甚至希望爱因斯坦博士能出高价来购买这份有价值的情报。”
“我问他，”爱因斯坦夫人继续说，“你怎么会认为爱因斯坦教授有兴趣知道纳粹党的秘密呢？”
他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是反纳粹分子的领袖，所以我才打算把这么贵重的情报卖给他。”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觉得妻子的惊恐非常可笑。当他准备前往伦敦发表演说时，曾接到过一封威胁信，信中表示，如果他在伦敦演说，将会遭到谋杀。爱因斯坦把那封信丢到一边，继续撰写他的演讲稿。结果他在伦敦发表演说时，演讲厅里挤满了听众，被派去保护他安全的伦敦警察也跟着群众们热烈鼓掌。流亡海外的爱因斯坦博士为那些被希特勒政府驱逐出境的难民大声呼吁，希望全世界的善心人士能对他们施以援手。他的演说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支持，最后共募得五百万美元的基金，以协助这些不幸的难民在国外展开新生活。
跟那些被迫流亡国外的同胞相比，爱因斯坦自然是幸运得多，当他已经不能再在德国立足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著名的大学都聘请他前去任教。西班牙古老的马德里大学特别派了一名代表亲自邀请，巴黎大学亦想聘他担任教授。不过，爱因斯坦并不希望留在欧洲，他认为纳粹的恐怖行动将会蔓延到邻近各国，欧洲亦将不得安宁。朋友们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为爱因斯坦提供安全保护，因为纳粹已决心置他于死地。
虽然爱因斯坦几年前曾访问过巴勒斯坦，并对那儿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但是他却拒绝接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邀他前往任教的请求。他知道，被纳粹党驱逐出境的那些较年轻而且知名度不高的科学家，一时很难找到新的教职。他说，巴勒斯坦的希伯来大学应该优先考虑这批人。
爱因斯坦毅然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已结交了许多热情的朋友。
早在几年前，美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博士，曾前往卡普斯的爱因斯坦那栋愉快的小屋与他会谈。当时，弗莱克斯纳博士邀请爱因斯坦加入刚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成立的高级学术研究所。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感兴趣，但当时他说，他已经答应过，必须在第二年的冬天前往帕萨迪纳，并且坚持每年必须在柏林服务几个月，他无法背弃他的德国老朋友们。
现在，他再度考虑起弗莱克斯纳博士的邀请。
当讨论到未来的工作酬劳，爱因斯坦提出的数字竟然出奇的少，令弗莱克斯纳博士感到很吃惊。弗莱克斯纳博士建议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自己和爱因斯坦夫人共同来决定。弗莱克斯纳博士认为，爱因斯坦夫人才是家里的财政主管。爱因斯坦很高兴把合约事宜移交给他太太。
因此，在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在英国的一个港口等待搭船前往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