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时年节与祭祀中的辟邪风俗典型地展示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源起于时序更替、崇天敬地的节庆祭祀，是古人对神秘的超人力量崇拜下的特殊文化施为，它不仅表达了古人对生的强烈渴望，更贯穿了古人对恶劣环境以及臆想中的势力的抗争。斗争与进取，正是传承于古人生存智慧中宝贵的一面。而对恶势力的主观臆想与过分夸张造成的恐惧，对超人力量的敬畏，对收获与健康的期盼而滋生的对歉收和病死的忧虑，带给民众的是太多的桎梏，甚至是愚昧，从而使传统风俗不可避免地蒙上负面的阴影。
一、感天应地中升腾不息的时俗之光
中国传统风俗是个庞大的的文化体系。绚丽多彩的服饰风情，千奇百态的起居戒律，欢欣喜悦的节日情调，动人心魄的游艺斗技，繁文缛节的婚丧礼俗，阴风习习的祭祀仪俗，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浓重而又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氛围，渲染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民族风情。作为传统风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岁时习俗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在岁时民俗的世象中，展示了传统风俗中几乎所有的风貌。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民族心态，亦在岁时习俗的世象中得到充分的展露。
岁时习俗的最大特点是因时而兴，序时而变。岁时习俗的形成，则根源于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情，和经年累月偶然与周期性的感天应地的践行。
汉民族祖先的生产劳动以种植业为主，小麦、水稻这两大作物的收成就直接取决于天象风雨的变幻，这使得先民们异常关注日月运行、风雨诡变和寒暑交替。在对日月周行与昼夜时间差可以精确到亿分之一秒的今天，对时序交替及气象的预知当然不是一件难事。而对生存智慧尚处初萌阶段，在风雨肆虐下艰难求生的先民们来说，准确按照四季交替时序来安排农事却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虽说中国是世界最为古老的农业国之一，但直至殷商周时代以前，历法尚疏，安排农事活动主要靠被动地观察日月星辰及体感寒热交替来进行。到了春秋时代，人们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逐步掌握了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周期，农事活动的安排方才初步有预知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长期观察天象所积累起来的天文知识，使人们对时序交替有了更精确的把握。并能对较长时间进行编排，“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推历者视月行而定晦朔”（《吕氏春秋·贵因篇》）。由审天象定四时，视月行定晦朔，其结果是导致了古代历法的产生。
历法的产生对岁时习俗形成的意义，在于有规律的岁时周期的排定，这使安排定期的、周期性的活动具备了可能性。农历各月及二十四节气的排定，就是历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的依据，并由此形成了许多农业生产习俗，如：“二月惊蛰孵蚕子，三月清明撒谷子”，“雨水种瓜，惊蛰种豆”，“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夏至出蒜，不出就烂”，“十月寒露霜降到，摘了棉花收晚稻”等谚语，就直接反映了农业生产习俗与月份节气的关系。今天仍在盛行的节日习俗，有相当一部分即是源于与农历序时密切相关的民事活动。
所谓节日，就是一年中固定的、赋予特别意义的日子；在这一日子安排的特别活动，即是节日习俗。诸如立春时节的“打春牛”仪式，冬至节的祭祖与修订家谱仪式，农历九月初九重阳日喝茱萸酒、登高远眺活动，以及江西人立夏喝“立夏茶”、吃“米粉肉”、称体重等，都是特定日子里的特定活动，这就构成了奇异的节日习俗。
不过，从以序时而为的辟邪活动的角度囊括民俗活动，其范围大大超出了序时节日习俗的范围。今天盛行于民间的传统节日不外乎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重阳、中秋、腊八等十几个节日，即便像古时那样将二十四节气日及浴佛、花朝、龙抬头等节日都算上，也不会超过上百天的节日期。而序时辟邪习俗除了包括这些时节中的忌避习俗之外，一年中其他绝大部分时日均有辟邪习俗的戒律。
辟邪习俗的形成与生产活动、宗教信仰、祭祀礼仪、纪念活动、社区组织、文化娱乐、岁时活动以及外来影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考察汉民族辟邪习俗的传承，实际上贯穿着以下几条线索。
1.由信仰鬼灵到恐惧鬼灵而诞生的辟邪习俗
我们的祖先在认识并解析世界的过程中，臆想出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学说。鬼灵之说，正是这些学说中的一篇杰作。古人认为，人类自身存在着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灵魂。又分为神鬼与魂魄。《左传·昭公七年》曰：“人生始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孔颖达作注解说：“魂魄各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孔颖达从附形与附气区分魂与魄，使魂魄之说形象化了。而神鬼的区别，则是神者光明磊落，可以进入神圣的天堂，永享极乐；鬼者脆弱、邪恶以致害人，它只能沦落入地狱或浮游于大地，受尽苦难折磨。随着鬼灵学说的出现，相伴而来的是对善灵的亲近、依靠、崇敬和对恶鬼的哄骗、讨好、驱除与避忌。祭祖及为死人“烧钱纸”，扎制纸金元宝、房屋、童男、童女等，其实是对鬼灵的崇敬与祈求，祈求亡灵暗中庇护自己的子孙后代，企望亡灵降福于亲友与家族。这类活动的举行都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如冬至日祭祖，清明扫墓，中元节凭吊亡灵等，这类活动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祭祀类的岁时习俗。
驱除鬼灵与忌避鬼灵的习俗，则来自对鬼灵的恐惧。中国鬼灵文化中对鬼的描述有善恶之分。无论是善鬼还是恶鬼，其出现都有恐怖的一面。不过，人对鬼最惧怕的，是担心其“勾魂”。既然主宰“精神性识”的魂被勾去了，那人也就算完了。也正是因为古人相信鬼具有勾魂害人的本领，故对其深怀恐惧。恐惧之余，奋而积极地与鬼斗争，这就有了驱鬼辟邪的活动。在古人中广为施行直至今日部分农村仍然存在的驱鬼巫术，就是典型的驱鬼辟邪活动。按时节定期施行驱鬼活动，久而久之便形成岁时习俗中的一项辟邪活动。
2.由对超人力量的信仰到对超人力量的恐惧而诞生的岁时辟邪活动
先民原始的信仰赋精灵予万物，导致了信仰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超人性。从天体、天象类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到大地上的山河草木；从空中飞行的禽鸟，到陆地上行走的牲兽，几乎都成了先民们的信仰对象。在天体信仰中，以对日、月的信仰为甚。《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了古人对太阳信仰中的想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些描述，从日之所生到日之所行，完全赋太阳以生命了。相对太阳的灵性而言，月亮的灵性更具优柔之性。嫦娥奔月使月亮留下凄美的形象。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中秋夜接“月姑”显灵的习俗，更直接体现了对月亮这一女性精灵的信仰。
对星辰的信仰源于对星辰的观察。古人对星象的观察早有记载。《诗经》中的《郑风》、《陈风》、《小雅》各篇中就有“子兴祖夜、明星有烂”、“昏以为期，明显辉煌”、“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等观察星象的记载。古代占星术，正是在观察星象中建立起来的一套信仰文化体系。广为流传的牵牛、织女的神话，使星辰有灵的观念具体化了。其他的天象信仰，如风、雨、雷、电、云、雾、虹等，都有信仰的具体形式和内涵。
地生万物。生于斯、取于斯的大地，理所当然地成为先民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史记》中所说的“地一”，即是地神。在方术大行其道的汉代，称地神为“地母”或“地媪”，是赐福于人类的女神，这与古代希腊神话中把地神称做“地母”（Gais）极为相似。由对大地的信仰导致了对山林、江河、湖泊等地物的崇拜。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这五岳，历来就是祭祀重地。每五年天子就要到东、南、西、北四岳各举行一次隆重的祭祀仪式。当然这类祭祖的对象并不全为山林，但坚信五岳有灵，是毫无疑问的。对地物的信仰是有具体的对象和形式的，这就是族类繁多、形态各异的地物之神，如山之鬼神，树之鬼神，水之鬼神，火之鬼神等。
生灵信仰是信仰文化中又一个独特的分支，尤其是对动物的崇拜。与地物崇拜相比，动物崇拜的影响更大，延续的时间也可能更长，因为远在耕种出现之前，人类随时面临的危险主要就是凶猛的野兽，人所赖以充饥的也多是来自猎获的兽肉。这种相关性必然导致对动物的崇拜。麒麟、龟、凤凰、龙就是汉民族普遍崇拜的四种动物，号称“四灵”。神话中人面蛇身的女蜗，便是祖先仍对动物精灵信仰的具体形态。由于动物的分布和不同人群部落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使得对动物的崇拜呈多样性。如虎神、熊神、鹿神、貂神、狗神、鹰神等。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动物神怪的故事，正是这种信仰与崇拜的杰作。今天仍在实行的农历生肖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也源自于古人对动物精灵的崇拜。
上述种种信仰与崇拜，在今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而对远古的先民来说，却是一种严肃的生存智慧。先民对万物的信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万物皆有精灵，皆有超人的力量，敬仰精灵，顺从精灵，笼络精灵，便能感动精灵，帮助人类，降福于人类；如若违逆了精灵，得罪了精灵，便可能遭受惩罚，招致灾祸。正因为如此，过去具有讨好信仰对象性质的祭祖活动，成为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的全民性活动。“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礼记·月令》。）这是说天子率王公大臣迎春、迎夏；秋、冬来时，也有同样的活动，只是方位在西郊、北郊而已。普通百姓没资格参加天子主持的祭天仪式，但祭祀活动是不能少的。百姓祭祀之地是“社”，而且主要是祭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礼记·郊特牲》。）除祭天祀地之外，还有许多的祭祀对象。《礼记·祭法》记载，帝王的祭祀对象有司命、国门、王族、厉鬼等七种，诸侯为五种，大夫为三种，嫡士为二种，庶士、庶人为一种。既然如此繁复的祭祀是为了顺从、讨好信仰对象，以祈其降福；而一旦不这样做，就是有失于礼，并将得罪神灵，招致灾祸。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对信仰对象的祭祀，本质上是一种隆重而又普遍的辟邪活动。尤其是祭祀活动一般是定期举行，这就使得信仰与祭祀成为一种岁时辟邪习俗，而且是一种邀宠性的辟邪活动。企望通过邀宠，使异己的力量转化为“顺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尽管先民对信仰对象多有躬逢迎合，但一旦认定某些信仰对象的精灵与人作祟，危害于人，则会针锋相对，与之斗争。这种斗争方式多在特定时日如节日中展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岁时辟邪习俗。春节贴门神、放鞭炮，端午插艾草、菖蒲，都是一些积极的辟邪活动。
3.干支纪时与神秘的数术相结合，在形成了择吉习俗的同时，也逆生出与之相对应的辟邪习俗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互搭配，用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是我们古人创造的一种特殊纪时方法。从纪时功能看，这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仅仅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符号，它只反映时序的推移。但干支纪时吸纳了阴阳、五行、占星等神秘文化因素后，其纪时的功能大大扩充了。由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编定的皇历，标识出吉日与凶日，求吉与避凶，正是干支纪时功能的扩充。
皇历是历书演变成的一种特殊形式。历书最初的功能是为方便安排农事和政事。我国最古的历书《夏小正》，相传为夏朝的历书，其中虽有北斗、大火、南门、织女、昂星等星象标识，但并未出现择吉历注的内容。到了春秋时期，择日期定行事已经流行。当时将日子分出“刚”、“柔”两类，并遵从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的原则。不过，这里所说的“刚日”、“柔日”不是在日历书上固定标出，而是通过卜筮方法确定的。因此，可以认为，作为择吉、辟邪之用的皇历此时尚未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