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治标与治本
“经济过热”和“增长速度过快”都是含义模糊、逻辑混乱的概念。避免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扶持创业，扩大就业，加快经济发展，增加产出，增加供给，而不是相反。
通货膨胀与所谓“经济过热”无关
经济发展只要是对称的，就不存在所谓经济“过热”的问题。不对称造成的结构性通胀与所谓经济“过热”二者间既不能划等号，也不存在因果关系。
货币总量控制+浮动汇率=币值稳定。币值稳定+浮动汇率＝汇率稳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管全球风云变幻，只要各国实行独立的、中性的货币政策，对外汇资本账户严加监管，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保持国内物价稳定、汇率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所谓“经济过热”，只是一种文过饰非、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掩盖下面更深层的真正的原因。而腐败和失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的、大面积的，长期发生作用的，而后者只是偶然的、不自觉的、短期的。纠正失误只要从认识上找原因；而纠正腐败，则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但物价上涨、经济周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
把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通货紧缩和经济放缓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左右为难的局面。这种“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愚民政策，根本不符合逻辑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稳定物价的根本，提高货币效率是使经济发展与稳定物价二者相统一的关键。提高货币效率是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内涵之一，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认为通货膨胀是由“经济过热”引起，而经济过热又是由所谓的“投资过热”引起，因而把解套的希望寄托在紧缩投资，实际上是倒行逆施。紧缩银“根”防止通货膨胀是对的，但把紧缩银根等同于紧缩投资，是开反了药方。因此，“经济过热”是模糊概念，由这个模糊概念带来错误决策，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就业率和物价
“经济过热”和“增长速度过快”都是含义模糊、逻辑混乱的概念；把通货膨胀归咎于经济发展速度，把货币增长过快归咎于高就业率，没有任何根据。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贯把高就业率和物价上涨划等号，但这种由线性的思维方式导致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论，不应该被鹦鹉学舌地照搬进国内，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
只要产业政策正确，高就业意味着高产出，高产出意味着增加供给，增加供给只会降低物价，怎么倒会造成通货膨胀？避免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扶持创业、扩大就业、加快经济发展，增加产出、增加供给，而不是相反。
对称发展才是稳定物价的根本
通过利率手段和行政手段来降低物价只是权宜之计，抑制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舍本求末；靠宣布货币贬值，更是饮鸩止渴。只有对称发展，才是稳定物价的根本。
经济发展中和稳定物价有关的对称关系有：货币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对称关系，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对称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对称关系，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关系，出口与进口的对称关系。
稳定物价，既是经济稳定发展的综合指标，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综和目标。而隐藏在稳定物价现象后面的，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经济虽然没有现成模式，但其中对称的本质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认识了其中对称的本质与规律，就可以建构出对称的模式与结构，制定出合适的对策与策略。因此，以稳定物价为综合指标，采取相应的对策，就可以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综和目标。物价观后面是发展观；稳定物价观，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全息元”。
创业工程为什么会降低物价
要扶持创业系统工程。在增加产出总量的基础上，增加就业，从而提高货币供应量，无论如何不会造成物价上涨。既使会，也只是暂时的，短期的。
创业工程之所以会降低物价，是由于创业工程可以增加产出；创业工程可以改变居民储蓄中投资与消费的比重。投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降抵物价，消费的比例越高，越有可能抬高物价。增产节约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而不是权宜之计。二次创业，加快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农村诚市化建设，将为改变资金投向、挖掘再生产潜力提供巨大空间，也为生产发展的同时降低物价提供巨大空间。
要不要“救市”
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与其说是政府宏观调控还不如说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既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同所谓“向社会主义靠拢”根本不沾边；与其说是解决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抱薪救火，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分子买单。国际金融峰会与其动员各国政府帮助美国政府救市买单，远不如让各国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国际金融新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作用本来就不应该体现在救市上。所谓“救市”，就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灭，造成投机者利益受损，要政府出来买单扶持。在美国这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不能、也无必要区分投机与投资二者的本质区别，任由投机泛滥；那些投机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和他们娴熟的投机技巧，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机。赢了是自己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从而形成了无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们可以运筹帷幄、胜券在握、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灭，他们才发现，在拖别人下水的同时，也连累自己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国际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这时国家政府不得不出来为投机者擦屁股。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恶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补救，以挽救国家经济体系不致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正常的国家调控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投机泛滥。而且事实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投机规模来讲，投机形成的泡沫即使破灭，也不至于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民经济崩溃的地步。这时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简直是开市场经济的国际玩笑。
真正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救市”，是从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国股市、房市，杜绝任何投机行为，并规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来就不是投机、圈钱的平台；投机者通过股市和房市圈钱，只是市场经济的异化。填补投机者亏空的所谓“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诱惑力的钓饵；可以一时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觉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有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测都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中国政府没必要随风起舞。2、提供政策资源，扶持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发行国债。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
配置经济学整天只知道在货币贬值增值、出口顺差逆差上做文章；自以为很聪明，可以在币值的增贬、出口的逆顺中无中生有地生产出财富，似乎这就是经济学的功力所在。实际上这只是在做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充其量只是小聪明。出口顺差最终要靠进口来弥补，否则出口产品等于白送人。货币贬值促进出口如果换回更多的美元却不能够买回更多的商品，无异于自欺欺人。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生产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货币生产率同经济增长率等比发展，进口出口持平，赚来的才是真金实银。在货币的账面价值上自我陶醉，只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快感。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经济学范式。要用幸福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用发展观代替增长现，用社会GDP代替货币GDP，用藏富于民代替藏富于美元数字，用幸福经济学代替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