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逐步地、然而却是快速地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从而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明确的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此类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怎样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整个配置型生产都是社会交易成本——配置型生产除了对于形成泡沫GDP有增加数字的意义外，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加无任何正面价值。
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全息性、主体性、对称性，决定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的具体性——其内涵与外延取决于经济主体是唯利是图的“经济人”还是“道德人”，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还是价值机制，经济学范式是配置经济学还是再生经济学。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不应仅仅是价格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而且应该是价值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价格经济学向价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向福利经济学、财富经济学向幸福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介。“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对于经济学体系的建设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交易成本”概念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交易成本”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减少交易成本有截然不同的方式与途径，所以要搞清楚这个概念，首先要从范式入手。经济学范式是本，“交易成本”理论是末；经济学范式是源，“交易成本”理论是流。
两种社会交易成本
与配置型经济学与再生型经济学两种范式、配置型生产与再生型生产两种模式相应，交易成本也有配置型交易成本与再生型交易成本两种类型。从微观经济来看，无论是配置经济型生产还是再生型生产，都有一个节约交易成本的问题；但如以宏观经济为参照，则整个配置型“生产”包括其成本与收益，都是社会交易成本——配置型经济就是“折腾经济”，配置型“生产”除了对于形成泡沫GDP有增加数字的意义外，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加无任何正面价值；它不但本身构成社会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增加了再生型生产的社会交易成本。所以我们讲减少社会交易成本，首先就是要区分两种生产类型，彻底铲除配置型“生产”的土壤，然后才是减少再生型生产的社会交易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减少社会交易成本。
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才能使财富向幸福转化。经济学者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70%——80%，说明减少交易成本对于使经济总量转变为财富总量的空间和意义。只有交易成本降低了，GDP增长才能转变为社会财富增长。
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
1、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产权是交易的出发点；无论是配置经济学还是再生经济学，对交易成本概念进行定义和定位都要以产权概念为基础，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以规范的产权制度为前提。
2、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最根本的，是变增长为发展、配置型生产为再生性生产，减少社会配置成本。从直观来看，计划体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交易成本要远远低于市场体制，可见造成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效率差别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配置是否优化，而在于资源是否再生；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主要不在于减少配置的交易成本，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变配置型增长方式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目前中国最大的交易成本是由于作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学范式错误，盲目追求GDP增长而形成的配置经济、口袋经济，第二位才是腐败和权贵经济。
3、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各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和谐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变配置型经营环境为再生型经营环境，变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的环境为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的环境，消除社会环境同人和企业的主体性之间的异化及由此引起的人际交往、企业经营中的内耗，是配置型生产向再生型生产转化的必要条件，也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重要条件。
腐败与权贵经济之所以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根本的，是由于腐败与权贵经济会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缺乏一个保障公平竞争的完善的法制环境、行政环境和诚信环境，企业经营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处于大小官员层层盘剥敲诈勒索坐收买路钱的环境中，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个人仕途“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
诚信体系建设完善程度直接牵涉到交易成本的高低；通过健全的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也是通过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再生的途径。社会风气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模式起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不明资产50万，其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的负面导向作用并由此给再生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有账可查的贪污50万要严重100倍。社会风气通过人的素质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的作用对社会交易成本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与企业的普遍的行为方式是配置型的还是再生型的；即人与企业要达到目的，是靠在疏通摆平人际关系上做文章还是在提高自身能力、为生产力发展做贡献方面下功夫。而这，取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导向作用。从表面上看，民主与法制都要社会成本，专制似乎社会成本最小；但从本质上看，二者对国民的素质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培养及由此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从制度→体制→人的素质→社会风气→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入手，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作正面导向，及时纠正人与企业的行为偏离，从源头上减少犯罪治罪的社会成本。
4、改革学术、教育体制，建立健全民主、多元化的社会思想体系，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减少决策失误、政策波动、社会动荡成本。
5、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高速公路，用时间换空间，减少开发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时间与空间成本，从宏观上减少企业经营的内部成本。
6、扶持创业工程，鼓励企业二次创业，通过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进行资产重组，使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实现规模经营、提高企业系统功能，从微观上减少企业经营的内部成本。
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根本的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经济分析一旦进入整个社会制度领域，还仅仅停留在价格经济学层面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在价格经济学范式下，没有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成了微观经济学。这说明：宏观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属于社会GDP范畴；在社会GDP账户体系中，必须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在微观经济学中相对正确的价格分析，一旦运用到宏观经济学中，就会出现绝对错误。在配置经济学中属于利润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很可能属于社会成本。配置经济学中的GDP统计口径虽然扣除掉作为企业成本的企业交易成本，但并未扣除掉作为社会成本的社会交易成本。社会交易成本并非扣除掉企业交易成本后的纯社会交易成本；有的企业虽然是赢利企业，但其违法活动破坏了社会经济有序运行，其存在本身会造成社会无效率，因而也应纳入社会交易成本。只有货币GDP总量扣除掉社会交易成本，才算增加社会财富。但由于社会交易成本是隐形的，难以从货币GDP总量中扣除，所以以货币GDP总量增加来衡量经济增长不科学。社会交易成本概念集中体现了价格经济学与价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的范式差异。
向自然界要人类产权，使不可利用资源转变为可利用资源，不可再生资源转变为可再生资源，是明确产权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所谓人类产权，就是变人类不可用资源为人类可用之源，变闲置资源为已用资源，变不可再生资源为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真正成为资源的主人。如果说，个人维护的是私有产权，企业维护的是企业产权，那么政府维护的，是国家产权、民族产权；并和其他国家通力合作，争取人类产权。有人类产权，才有国家和民族产权；有国家和民族产权，才有企业与个人产权。而要争取与维护人类的、国家的、民族的产权，就要从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经济的等领域全方位着手。所以产权人类化意味着经济宏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