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改革的出发点是增强微观活力，着力点是微观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的出发点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着力点是宏观经济体制。第一次改革自下而上：从农村到城市，从民营到国营，从微观经济体制到宏观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自上而下，从城市到农村，从国企到民营，从宏观经济体制到微观经济体制。第一次改革的中心是激发全社会的主体性、开发经济的活力，第二次改革的中心是主体性发挥的规范性、经济活力的有序性。第一次改革的目标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消除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级差别，消除两极分化。第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增长，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第一次改革靠要素增长，第二次改革靠结构增长；第一次改革粗放型增长，第二次改革精细化增长。第一次改革的目标是资源配置型市场经济，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资源再生型市场经济；资源再生型市场经济是知识市场经济、规范市场经济、法制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第一次改革是以法治国；第二次改革是建设法制国家。第一次改革的路径是从产品运营到资产运营到资本运营到知识运营；第二次改革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第一次改革用开放促进改革，第二次改革用改革规范开放。第一次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第二次改革一开始就用最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第二次改革的出发点、定位、目标、程序、主体、对象与路径，同第一次改革有本质的不同。但两次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一样的，都是社会系统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不和谐向和谐转化的内在驱动，目标都是解放生产力。
两次创业与两次改革，属于同一个范式、同一种模式。范式是模式的理论基础，模式是范式的实际运用；二者既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是抽象和具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第一次改革称为经济体制改革，把第二次改革称为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在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看来，用二次创业来定位二次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这一根本目标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才有明确的方向。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主体化、系统化、动态化。政治本来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体制运作是知识市场经济系统中知识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次改革，方向相反、目标一致，构成建设完整的再生型、福利型市场经济体系的两个对称的环节。
微观经济体制
一次改革重点是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并通过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二次改革重点是宏观经济体制，并通过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我把一次改革称为自下而上的改革，把二次改革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
根据二次改革论，改革只有程序是否对称、方案是否正确之分，没有渐进式与急进式之别——与自上而下的双向对称运动是改革成功的必经之路。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渐进式”改革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渐进式本身，也不取决于渐进式与激进式的横向比较，而取决于二次改革是否成功——自下而上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基础，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完成。前半截的意义要靠后半截来定义；如果没有后半截的成功，前半截将什么都不是。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目前，而是看今后。所以把改革前半截同所谓“休克疗法”进行横向比较，想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也无任何意义。
改革的逻辑
融合本身就是发展；改革的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就是自由与法制、宏观经济体制与微观经济体制双向运动的对称逻辑。
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滞后→腐败→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施政能力低下→宏观调控不力→对市场的错误“干预”。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怎样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怎样宏观调控的根本，在于宏观经济体制，而不在于取消政府宏观调控或削弱政府的经济职能。
微观经济的发展
腐败的根源不是权力，而是人治；建立没有腐败的市场经济不是靠建立无政府主义、取缔任何权力的市场经济，而是健全法制。
人治*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法制*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
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二者都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这就是改革的逻辑。
国有企业与企业家
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也在于国有企业人格化。国有企业人格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取消国有企业，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一个经济学家给企业家下定义，为企业家划边界，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能以私营企业为模本、以配置经济学为参照给企业家下定义、划边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能随心所欲处置资产、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为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企业主，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但从再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本质，是具有较高的主体性、能通过自身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与配置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最本质特征是创业能力；至于在创业过程中所组织支配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经营方向与管理方式，但这只是企业家的特殊性，同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本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国有制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
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问题就“不可能”，哪还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没有健全的市场体制，那么不但国有企业、而且私有企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却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个“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
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
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口袋经济学范式。
当“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泡沫经济是什么
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
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
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转变范式
要挤掉深层次的泡沫，首先要转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