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四川人“俗”，放眼过去皆是“俗文化”。殊不知，在如此世俗的环境中，竟诞生了如此之多的才子佳人。四川历代以来，人才辈出，诸如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扬雄，史学家范缜、范祖禹，音乐家段安节、雷威，画家黄筌，医药家唐慎微等等，层出不穷。至于诗人词客，更印证“天下诗人多入蜀”的名言。这时，谁还能说“世俗的文化”播不出“雅文化”的种子。
1.自古文人多入蜀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语沿自“自古词人多入蜀”。古往今来，在四川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彬彬辈出”。四川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四川人司马相如便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在读其《子虚赋》后竟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与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传诵。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扬雄与相如齐名，以辞赋文章冠绝天下，他虽没有相如的政治才华，但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音乐和天文各方面均有理论建树。古代的文化名流名垂青史的方式一般有两种，学者被列入儒林，文人则被列入文苑，比较而言，多以入儒林为荣。而扬雄就是儒林人物，其名声有时比相如还大些。我们都读过刘禹锡的《陋室铭》，其结尾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可见扬雄故居早在唐时已成为读书人尊崇的形陋实雅的胜迹了。
扬雄是郫邑（今郫县）人，从小就爱看书，“博览而无所不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打下了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40多岁了，他才来到长安，因“文似相如”，被举荐给汉成帝。他写了不少辞赋讽劝皇帝，却毫无效果，于是痛感作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学术，发愤著述，有政论性著作《法言》，哲学著作《太玄》，文字学著作《训纂》，语言学著作《方言》，这些著作都流传至今，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其中《方言》是我国第一部可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学专著，是扬雄经过长达27年的访问整理而成的，记录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方言材料和古今不同的词汇材料，也记载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语“通语”，对语言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文学方面，代表汉代文学成就最高峰的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四川人。如果加上四川资阳的王褒，他们三人就占了西汉五个最著名的辞赋家（西汉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正式辞赋）中的三个（另两位是贾谊和枚乘），也难怪班固称四川“文章冠天下”了。此外晋时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陈寿，著有《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诗名千古传扬；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时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也是四川当地人。还有南宋时大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明代的大才子、多产作家杨慎（号升庵）有各种著述400余种，比西方著名的多产作家巴尔扎克还多三倍。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那些年代，有这么多文人齐聚远离京城和中原的地方而寓居四川，实在令人称奇。还有，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当代文坛怪杰魏明伦、流沙河也都是四川人或川西蜀地人。
此外，外埠入蜀者中之名人也有许多。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大教育家文翁，其在四川城南修建了一所郡学，称为“文学精舍讲座”，以石为室，号称“石室”，这就是四川著名的石室中学的前身。史家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到了唐代，入蜀的文人更是不胜枚举。“初唐四杰”就有两位在四川有过较为惬意的生活。卢照邻是北京人，只活了50岁，却在蜀中生活了十几年，他遍游成都附近的山水名胜，留下了不少诗篇。王勃是山西人，本来在沛王府做修撰，却因写了篇文章触动了武则天，被赶出了王府，心情十分沮丧，在好友杨炯（也是初唐四杰之一）等的劝慰之下，决定外出游历，以便“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就这样他来到了四川，所到之处，都受到热忱款待，他的心情格外愉快，不仅写诗作赋，还应邀为各地寺庙撰写碑文。后来他又来到了成都，立即成为益州都督府的上宾，被邀为新扩建的孔庙撰写碑文，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幸。两年多后，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完全的修复后，心满意足的而又恋恋不舍在蜀中朋友的饯行下离去。
高适和岑参是唐时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们也都把他们的晚年交付给了四川。高适从边境来到了四川，先做了点小官，后来逐渐升到了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唐代入蜀的著名诗人中官位最高的一个，也是在唐代惟一一个“以诗人为戎帅”的人物。在蜀期间，戎马倥偬，少有诗作，但他却为另一位入蜀的诗人提供了生活的资助，并在诗歌上相互唱和，使他在四川获得了诗歌创作的第二春。他，就是前文提到的杜甫！岑参51岁时来到了四川，流连山水，留下了很多描绘蜀中风物的诗篇，最后就死在了四川。
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都先后来到了川东地区，其中白居易名气最大，在唐代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白和刘都十分喜爱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营养。三位大诗人互相都是朋友，不过在四川的时间并不一致，元稹离开的四川的那一年（819年），白居易才来，白居易走的第二年（821年），刘禹锡也就来了，真可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都在四川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佳作。三位都与成都的著名女诗人薛涛有过诗文唱和，特别是元稹还和薛涛有过一段倾心相爱的风流佳话。现在成都著名的望江公园就是薛涛的纪念地。还有那个“推敲”的苦吟诗人贾岛，晚年就在四川做官，官做得小，但诗却写得特别好，“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他的写作态度，“位卑终蜀士，诗绝占唐朝”，这是他的人生注脚。这位潦倒一生的异乡人死在了四川，同样受到了四川人的敬重，他的墓园至今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小李白”之称的李商隐也在四川呆了五年，“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就是他在四川睹物思人，怀念妻子所作。
晚唐和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蜀中却波澜不兴，相对安定，众多文人雅士避乱入蜀，如韦庄、李珣、孙光宪等都在四川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著名的“花间派”。
宋代著名的诗人中也有不少在四川度过了比较愉快的生活，名气最大的是黄庭坚、陆游、范成大。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是“苏门四学士”之首，长于文章，与苏轼并称“苏黄”，又善书法，后世所称“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诗歌成就最大，是宋诗中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站在苏轼一边，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四川，前后呆了6年。朝中被斥，在蜀地却是受尽礼遇，宴游不断，江安县令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不少青年又来谦虚问学，使其精神得到了极大安慰。我们都知道陆游是我国古代诗作最多的诗人，有9000多首传世，其诗集名为《剑南诗稿》，剑南即是四川地区，由此可知陆游一生与四川关系多深，四川在其心目中地位多高了。陆游在川8年，足迹遍至蜀中大半地区，不仅写了大量诗歌，而且写了一部旅游日记《入蜀记》，是古代四川旅游文学中的上乘之作。“心未尝一日忘蜀”，这是陆游的心里话。范成大与陆游都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其诗“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他在四川成都呆了三年，与陆游过从甚密，以诗唱和。巧合的是，陆游写了《入蜀记》，范成大则在出川时写了《吴船录》，对四川一些地方的文物古迹形胜做了穷形尽相的描述。四川在文化上有如一个“国中之国”。
魏明伦曾经与余秋雨笑谈：你们上海文坛圣者巴老，是我们四川老乡。还有，黄浦外滩的上海市长巨大塑像，也是我们四川人陈毅啊！共和国十大元老，四位说川话。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四川不仅本地有才，还以其宽容的胸怀，吸引着来自各方的文人。
2.文翁兴学，开蜀学风气之先
一个地方的人文气息是否浓厚，关键是看教育。教育为推动人类文化事业的进步，其力量不可小觑。
若要问我国著名的百年高校是哪所，大家都会很自然地就想到北大，但若要问我国上最早的公立学校是哪所，可能就没有人说得上，而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这所我们最早的公立学校，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它就是——文翁石室，也就是现在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从公元前141年“文学精舍讲堂”发展到现在，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已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汉书》上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在文翁之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公立学校”，文翁开创了地方政府兴办“公立学校”之先河。当时“京都”所在地没有办招收平民的“公立学校”。可见，就全国范围看，文翁实属首创“公立学校”。文翁兴办“公立学校”得了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嘉奖，并下令全国各郡县都要像文翁那样建立“公立学校”，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文翁兴学具有“原创”“领先”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
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杰出校友郭沫若撰写楹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艺术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石室中学题辞：“古今一校，扬辉千秋”。这两位学界泰斗的楹联和题辞，充分肯定了文翁兴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谈到这所学校，我们就要谈谈这所学校的创建人，也就是第一任校长——文翁。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舒（今安徽庐江县西）人，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李冰约在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任蜀郡太守。文翁是在李冰治水之后约110年上任的。文翁最大的创新是在蜀“兴办学校”同时，他还领导了扩大都江堰的灌溉面积的工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
“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韧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
文翁任蜀郡太守期间，一方面“修兴水利”，将都江堰灌溉系统大大扩大，“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同时，又“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培养。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两者实为相关互补。经济发展了，才有基础培养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了，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因果。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不仅有促进“物质文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促进“精神文明”的功能。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好文雅”就正是“精神文明”的表现。
正是在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下，在巴蜀大地，才可能有“人才辈出”，其中必然涌现出各类“杰出人才”。这些人才，不愁吃穿，不烦生计，一心钻研学问，才会有卓越的学术成就，从而才有“蜀学”。此后，在巴蜀学者的努力之下，把蜀学继续发扬光大，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蜀学”。
西蜀学者刘咸炘（1896－1932）在《蜀学论》中写道：“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又写道：“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也”。（见《蜀学》第一辑，巴蜀书社出版，2006年）
“文翁兴学”的两大经验：“师资高，学风严”，造就巴蜀学者的治学严谨，不尚空谈。“崇实用”的学术思想也深入到民间。人们常说：“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邓小平用此老百姓的话，说明要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要能解决问题”。人们概括为“猫论”。又将邓小平说过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概括为“摸论”。“猫论”和“摸论”，就是要讲实用，要有效，要可靠，要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正是“蜀学”特点的形象表述。
由此可见，“文翁兴学”为不仅繁荣了巴蜀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为“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士，一方人士创一方学问。
